前言
李時人
時間跨度長約300年的“明代文學”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個重要階段。
明代文學有幾個比較顯著的特點：一是詩歌、散文、小說、戲曲（戲劇文學）同時發展，雅俗交融，並行不悖，同時文學人口（作者和讀者）大量增加，呈現出一種不同於往古、帶有一定“近代氣息”的文學景觀；二是各種文學創作突出表現出與時代社會生活、社會思潮、社會心理同步的態勢，在社會文化體繫中所占份額增大，成為時代“文化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多地體現出了文學的職能、價值和意義；三是明代出現了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探討齊頭並進、相互影響的局面，流派紛出，文學創作的地域性也較為明顯，從而更多地表現出文學的自覺和主體意識；四是在中國文學的進程中，明代文學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古代文學“終結期”的特色，龐雜卻並非無序，陳陳相因卻又充滿了創造性和指向未來的張力。
正因為明代文學有以上諸般特點，使其成為中國古代文學一個特殊的階段，值得重視，也值得研究。在中國，現代意義的“明代文學研究”始於20世紀初。一百年來，受思想文化流變、社會政治變革等各方面的影響，明代文學研究實際走過了漫長而曲折的道路。
20世紀初，梁啟超首倡“小說界革命”，標舉“小說為文學之上乘”。隨後有陳獨秀、胡適等倡導“文學革命”，明確提出“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ldq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體文學之粲然可觀者”。由於“白話文運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由王國戲曲考》、胡適明清小說的繫列考證文章、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等所引領的中國古代中ffu小說、戲曲研究很快成為學術的熱點，被列入“俗文學”的散曲、講唱文學亦受到重視。而1917年倡導“文學革命”之初，陳獨秀就判定“明之前後‘七子’及八家文派之歸、方、劉、姚”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妖魔”。此後當小說、戲曲研究如火如荼之時，明代的詩文則除了“公安三袁”、晚明小品文因被一些人追溯為“新文學”之源而得到關注外，絕大多數為研究者棄之不顧。當時的文學史著作，亦均重小說、戲曲，輕視詩文，不僅評價不高，而且所給篇幅甚少。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相當長時間內，雖然我們研究古代文學的指導思想、理論方法和評價標準都發生了變化，但明代文學研究基本延續了以往重小說、戲曲，輕詩文研究的趨勢，這不僅表現在文學史評價上，亦表現在學術成果數量上。據有關統計，“文革”前17年（1950－1966），全國共發表明代文學研究論文546篇，其中小說374篇、戲曲112篇，而有關明代詩文研究僅50篇，可為明證。“文革十年”由於各方面的原因，嚴格意義上的學術研究缺席，明代文學研究也沒有基本n 正面的建樹。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學術研究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但初的十幾年，蓬勃開展起來的古代文學研究，思想觀念、理論方法主要還是“文革”前17年的回歸，故當時的明代小說、戲曲研究，特別是“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及有關湯顯祖等人的戲曲研究一時成為熱點，作為明代文學宗的詩文研究仍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進入90年代以後，這種情況有所改變，但較之中國古代其他朝代的詩文研究在不少方面仍然有明顯滯後的地方。以至直到 2013年還有一位研究明代文學的學者在談明詩研究的文章中說：“相對於其他朝代的詩歌文獻整理，明代可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至今為止不僅沒有《全明詩》的出版，也沒有明代詩文別集的目錄出版，甚至不知明代究竟有多少詩文作家與詩文別集，學界目前能夠使用的還是錢謙益《列朝詩集》與朱彝尊《明詩綜》所記載的詩人數量。”這種情況對明代文學研究的深入開展顯然是不利的。
偏重小說、戲曲研究，詩文研究開展的不充分，特別是作家考察和文獻資料整理方面差強人意，這是明代文學研究由來己久的問題，不僅反映在20世紀有關文學史著作中，在《辭海·文學分冊》、《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等有關工具書，甚至在專門的“文學家辭典”和“文學辭典”的編寫中亦有反映。所以，1996年8月,當我收到中華書局的約稿信，接手《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明代卷》的編撰任務時，實際面臨著很大的困難。
七卷本《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是中華書局中h 1984年開始組織實施的一項文化積累、文化建設工程。按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的編纂要求，這部工具書編纂有“科學性和實用性”兩大原則，首先，在取材上要求“搜羅十分完備，每一分卷都力求全面反映一個時代的文學風貌。前人編寫的文學家辭典，主要依據正史《文苑傳》、《藝文志》立目，所收資料亦以史傳為限。本辭典則不同，條目的設置與編纂，除參照史傳外，還博采總集、別集、筆記、方志、金石等書，要求所收作者覆蓋面廣，所收資料言必有據”。其次，“《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以 ‘求全’、‘求實’為宗旨”，“要求對每一個作家的生平、著述等作出扎實可信的考辨和判斷，力避遊談無根的介紹和主觀片面的評論”。按照這些要求，《明代卷》的編纂首先在詩文作家的擇選上，即選擇哪些作家入編的問題上就遇到了難題。因為根據《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的規劃，宋代以前的作家收錄從寬，“凡有作品存世並有事跡可考者概予收錄”，宋代以後收錄標準趨嚴，明、清兩代各自限收作家3000人左右。那麼，怎樣選擇這3000人呢？按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博采總集、別集、筆記、方志、金石等書”的要求，對各種有關歷史文獻進行全面的調查，應該是工作的步。隻是這步就很難走，因為有關明代詩文作家的歷史文獻不僅數量驚人，而且搜尋十分困難，實際上這也是明代詩文研究在資料整理方面長期滯後的重要原因。
先說詩文總集（選集）。前面提到的刊行於清順治九年（1652）的《列朝詩集》和刊行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的《明詩綜》無疑是兩部重要的明詩總集（選集）－－中國傳統的目錄學一直稱這類選錄眾多作家作品的集子為“總集”，但我總覺得，這類集子實際上還是“選集”，也可以相對那些規模較小的選集稱為“大型選集”，與《全唐詩》、《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典型的“總集”還是有區別的。《列朝詩集》和《明詩綜》的編選，主體上俱為以史為綱、以人立目，詩繫於人，且各有詳略不一的詩人小傳和評論文字。據我的粗略統計，《列朝詩集》八十一卷共收詩人1743家、詩24060首，去掉標為無名氏、神鬼、外國者，實收明詩人1685家；《明詩綜》一百卷共收詩人3334家、詩10178首，去掉標為屬國、無名子、神鬼者，實收明詩人3155家。這兩部總集（選集）之編選均有以詩存人、以人存史之動機，又皆以收羅弘富著稱。朱彝尊更是宣稱其編《明詩綜》“意在補《列朝詩（集）》選本之闕漏”（《曝書亭集》卷三三《答刑部王尚書論明詩書》），故收錄詩家更多，雖然所撰小傳簡略，每個人收詩相對較少，但補充了不少《列朝詩集》棄而不選之作家，尤其是增錄了不少明末作家和“遺民”作家。不過，即使如此，我總覺得《列朝詩集》、《明詩綜》加起來仍然不能作為這本《明代卷》選錄詩文作家的藍本，因為由於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這兩個總集（選集）所收錄的明代有一定成就的詩文作家仍然是有局限的。
明、清時所編以全國為範圍的明人詩文總集（選集）目前存世者有數十種。如在《列朝詩集》、《明詩綜》之前有明嘉靖四年（1525）刊徐泰編選的《皇明風雅》、嘉靖末至隆慶年間刊俞憲編選的《盛明百家詩》、萬歷十九年（1591）刊李騰鵬編選的《皇明詩統》以及崇禎年間曹學佺編選的《石倉十二代詩選·明詩選》等。這些總集（選集）雖然較之《列朝詩集》和《明詩綜》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所選也有不少《列朝詩集》和《明詩綜》未曾收錄的作家。如李騰鵬《皇明詩統》四十二卷收明初至萬歷初詩人1871家、詩12317首，所收詩人中就有528家未被《列朝詩集》、《明詩綜》收錄。不僅如此，《列朝詩集》、《明詩綜》以後仍有一些清人編選的明詩總集（選集）問世。如光緒年間陳田編選之《明詩紀事》，原編十簽，已刊出八簽一百八十七卷收明詩人3054家、詩9789首，其中亦有數百家為《明詩綜》所未收。明清人所編各種明文總集（選集）亦不少，大型的明文總集（選集）就有明正德五年（1510）刻程敏政輯編的《皇明文衡》一百卷、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張時徹輯編的《皇明文苑》九十六卷以及黃宗羲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編成之《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與明詩總集（選集）以人繫詩不同，明文總集（選集）多采用按文體編排方式，然收錄作家亦甚夥。如規模的《明文海》收作家700餘人、各體文4700餘篇。
另外，不能忽視的是，明、清時代還有400餘種收錄範圍有地域限制的詩文總集（選集），即所謂“地方詩文總集（選集）”。這類總集（選集）編刊較早者可舉明弘治十八年（1505）莫息、潘繼芳輯刻的《錫山遺響》十卷（內卷四至卷一〇收明初至成化間無錫縣詩人96人、詩400首），嘉靖三十八年（1559）陳有守等人輯刻的《徽郡詩》（內收明初至嘉靖時徽州府詩人146人、詩754首），萬歷五年（1577）李時漸輯刻的《三臺文獻錄》二十三卷（收唐至明嘉靖臺州府作家316人，文351篇、詩1091首，內明代137人），萬歷間宋弘之輯刻的《皇朝四明風雅》四卷（內收明初至嘉靖時寧波府詩人152人、詩1155首），崇禎五年（1632）刊賈鴻洙編選《周雅續》十六卷（內收明陝西詩人81人、詩2712首）。清代輯編地方詩文集更蔚為風氣，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宋弼編選《山左明詩鈔》三十五卷（內收明山東詩人460人、詩4696首），嘉慶九年（1804） 刊曾燠編選《江西詩征》九十六卷（內收明江西詩人908人，詩4134首），同治十年（1871）刊羅汝懷編選《湖南文征》一百九十卷（內收湖南明作家176人，文1100篇），清光緒十五年（1889）刊郭柏蒼編選《全閩明詩傳》五十五卷（內收明福建詩人945人、詩5529首）等。至於以府、州、縣為範圍的地方詩文總集（選集）更多，如清康熙十五年（1676）刊胡文學編選《甬上耆舊詩》三十卷（內收明寧波府鄞縣詩人342人、詩3142首），乾隆八年（1743）刊姚弘緒編選《松風餘韻》五十一卷（內卷五至卷五〇及末卷收明松江府詩人559人、詩3040首），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琰等編選《金華詩錄》六十卷（內卷二〇至卷四四收明金華府詩人282人、詩1426首）年（1796）刊顧光旭編選《梁溪詩鈔》五十八卷（內收明無錫縣詩人342人、詩1685首），道光十二年 （1832） 刊王寶仁等編選《婁水文征》八十卷（內卷二至卷五二收明太倉州作家153人、文493篇），等等。
根據對明清人輯編的各種詩文總集（選集）和一些方志的調查，我們發現明人有詩文作品存世者至少有20000人。我們這本《明代卷》完成後共收明代作家3046人，其中以小說、戲曲創作為主的作家205人，以詩文創作為主的作家2841人。詩文作家中有882人見於《皇明詩統》，960人見於《列朝詩集》，1654人見於《明詩綜》，1623人見於《明詩紀事》，證明了這些詩文總集（選集）對《明代卷》選錄詩文作家的重要。特別是有不少詩文作家別集散佚，作品主要靠這些詩文總集（選集）、包括地方詩文總集纔得以保留。
但僅僅依賴這些詩文總集（選集）來編纂《明代卷》顯然是不行的，也不符合《中國文學家大辭典》編纂強調“手資料”的要求。而大量有關明代詩文作家的歷史文獻，特別是大量明人詩文別集的存世，更是一個不能視而不見的事實。
明代有多少詩文別集，或者說明代有多少人有詩文別集？當然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不過，文獻中有幾個數字可供我們參考。首先是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張廷玉《明史》之《藝文志》有“別集”一類，注明：“右別集類，一千一百八十八部，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六卷。”－－古代公私書目，多以人為目，不管一個人有多少詩文集子，統稱為一部，故這裡的“一千一百八十八部”，實謂《明史·藝文志》著錄了1188人的詩文別集。其次，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四百十六卷本《明史》抄本之《藝文志》著錄了2985位明人的詩文別集。康熙二十九年（1690）完成文監修、萬斯同負責審核訂正的四百十六卷本《明史》可視為後來張廷玉《明史》的初稿，因為雍正十三年（1735）成書、乾隆四年（1739）刊行的三百三十二卷本張本《明史》是年（1723）王鴻緒主持完成的三百十卷本《明史稿》（有刊本題為《橫雲山人明史稿》）為底本修訂成書的（兩者《藝文志》幾乎全同，王本《明史稿·藝文志》著錄之明人別集亦為1188部），而王鴻緒《明史稿》就是在這部初稿基礎上增損更動編寫而成。乾隆間全祖望在談到王鴻緒《明史稿·藝文志》時說：“考《明史》藝文原志出自黃征君俞邰（黃虞稷）。”（《鮚埼亭集外編》卷四二《移〈明史稿〉帖子一》）曾與黃虞稷同在明史館共事的朱彝尊在此之前亦說過：“晉江黃虞稷俞邵在明史館分撰《藝文志》，摭采特詳。”（《經義考》卷二九五）據載，黃虞稷康熙二十年（1681）入明史館，繼尤侗之後負責《藝文志》之編纂，完成《藝文志稿》後於二十九年（1690）離去。故國圖藏四百十六卷抄本《明史》之《藝文志》應該就是黃虞稷所編之《藝文志稿》。再次，必須提及的是清乾隆時開始流傳、署為黃虞稷編纂的《千頃堂書目》。《千頃堂書目》著錄之明人詩文別集較之被收入四百十六卷本《明史》的《藝文志稿》數量還要多。我查了一下，經過杭世駿、盧文弨、吳騫等人作少量增補的現通行本《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著錄的明人詩文別集達5252部，去其外國23部、重復22部，尚有5207部，亦就是說，《千頃堂書目》著錄了5207位明人的詩文別集。
以上幾份資料所記明人詩文別集數量雖然有較大差異，但相互之間是有關聯的。張廷玉《明史·藝文志》著錄明人別集不多，因其底本王鴻緒《明史稿·藝文志》本來就是在四百十六卷抄本《明史》之《藝文志》（即黃虞稷《明史·藝文志稿》）基礎上刪削而成，不僅刪落了一些按當時的情況，在政治上或資格上不適合入選《明史》之人的著述，同時遵循 “凡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寧闕而不詳”（王本《明史稿·藝文志序》）的原則，將“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亦一概去掉，故所著錄的別集數量較之黃虞稷《藝文志稿》大大減少。其實，不僅黃虞稷《藝文志稿》中有不少“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千頃堂書目》中也有不少類似的情況。舊說《千頃堂書目》乃黃虞稷家藏書目，《明史·藝文志稿》即據此修撰，顯然有誤。從各方面看，傳世《千頃堂書目》實較《藝文志稿》為後出，是據《藝文志稿》增飾而成者。而且，不管是《藝文志稿》，還是《千頃堂書目》，所記都不可能僅是黃氏的家藏書，甚至不全是現實成書，有不少書目可能是從地方志乘、他人著述中抄撮而來的，也不排除一些口傳記錄。實際上，這種情況在經過審核的張廷玉《明史·藝文志》中也沒有排除。
根據以上幾份資料，我們雖然不能得出清初時明人詩文別集總數到底有多少的結論，但《千頃堂書目》所載應是當時學人個人所能見到和所知的明人詩文別集數量之上限，隻是限於條件，包括錢謙益、黃虞稷、朱彝尊等人，各人所見、所知肯定有所不同。朱彝尊在談到其編選《明詩綜》時曾說：“予近錄明三百年詩，閱集不下四千部。”（《曝書亭集》卷三九《成周卜詩集序》）如果情況屬實，他所見過的明人詩文別集確實是夠多的，這“四千部”中可能包括一些詩文總集（選集），但無疑主要應為別集，這比紀昀等《四庫》館臣所見還要多－－根據有關資料統計，《四庫》館臣可能僅對1200多位明人的詩文別集進行過審讀和處置。
那麼，錢謙益、黃虞稷、朱彝尊以後，又經過數百年的滄桑變化，包括經歷了各種天災人禍以後，我們還能找到多少明人的詩文別集呢？這對我們來說，當然是重要的問題。我在接手《明代卷》的編纂任務後不久，就開始了對現存明人著述，特別是詩文別集的調查、核實和檢閱工作。經過長期的努力，我們初步核定現在至少還有3300餘位明代作家有詩文別集收藏於國內外的圖書館中－－在這些人中，有的僅有一種別集，有的可能有多種別集。不過，這裡列入統計的僅為有獨立詩文別集存世的作家，不管其所存是刊本，還是鈔本，也不論其傳本時間的先後。至於像《盛明百家詩》等總集（選集）以及各地“家集”彙編所收之作家詩文選本則不作別集計算－－如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黎延祖刻本《番禺黎氏存詩彙選》二十二卷共輯錄了明末清初黎氏22人的詩，人各一卷，各有集名，但其中僅黎民表、黎貞、黎密、黎遂球等4人因有獨立的別集傳世被列入這一名單，其他人還不能算有別集存世。現存3300家明人詩文別集見於《千頃堂書目》著錄的大約有1734家，張廷玉《明史·藝文志》所記1188家明人詩文別集現存大約715家。
現在完成的這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明代卷》所收詩文作家，便是以以上所列各種明人別集、詩文總集（選集）為基礎文獻，同時又借助其他各種文獻資料編撰而成。也就是說，這部《明代卷》入選的作家，不管是以小說、戲曲創作為主的作家，還是以詩文創作為主的作家，都是在盡可能全面考察各種歷史文獻基礎上，通過對作家的文學成就，包括創作和影響等各方面的綜合考量後確定的－－也可以說是從20000多位有作品傳世的明代作家中遴選出來的。關於《明代卷》收錄的範圍、條目撰寫的規範，詳見本書《凡例》，此不贅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