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旨在適應新世紀人文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積極吸納一切新鮮成分，促進文學研究的新新不已。在學術上，《新文學》追求獨立的精神、高雅的品格、廣大的懷抱、堅實的成果。《新文學》興趣廣泛：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學研究，文學之間的聯繫與比較的研究；關於文學的思想、理論、方法與批評；有關研究的介紹、翻譯與評論，以及文學研究的研究、文學研究者的研究等等。  

新文學精選集（套裝7冊）包括新文學第2、3、4、5、6、7、8輯，是新世紀人文科學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產物，是文學名家講述治學心得的場地。內容廣泛，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學研究，文學之間的聯繫與比較，文學的思想、理論、方法與批評，展示了富於新意的成果、人物、氣像和精神。

《新文學.第2輯》目錄：

筆談

我們時代的詩歌

異議的詩學

阿九：個人寫作中的價值追問

孫文波：在相對性中寫作

耿占春：詩歌寫作的詞與物

一行：經驗的上升

時代的詩歌觀察

徐敬亞：重新做一個批評家

藍藍：那經歷著變化的

韓東：“連我都不在，他們忙些什麼呢？”

桑克：為暮年而做

木朵：2000年代的個人特征

詩應該怎樣

王小妮：詩還沒有讓我厭倦

黃燦然：詩應該令人愉悅

肖開愚：卓爾不群與不群的冷

唐不遇：結構之缺席

闡釋空間

“回到”與“不願回到” ——理解魯迅之困惑

邁向純粹的語言 ——以魯迅的“硬譯”實踐重釋本雅明的翻譯論

從“檢閱”體制到後“檢閱”體制 ——顯現於戰後日本文化構造中的“亞洲”、“占領軍”、“女性”形像

歷史無意識的追尋 ——讀丸川教授《從“檢閱”體制到後“檢閱”體制》有感

主題研究

前言：王文興與臺灣現代文學

水綠的年齡之冥想——論王文興《龍天樓》以前的作品

苦讀細品談《家變》

王文興：西化知識分子的困境

臺灣知識分子的精神私史——王文興現代主義力作《背海的人》中的“爺”

附錄：王文興年譜

古典新義

夢·畫·仙·戲——明清婦女劇作中之情、欲書寫

建安二五年至黃初三年曹植行止臆考及申論

情緣總歸虛幻——《長生殿》的“情”觀

蘋蘩日用與道統倫理——論《兒女英雄傳》（上）

研究史觀

清代詞評中的明詞觀

西方的中國近古散文研究舉隅

明治文化語境中的中國文學研究

文學月旦

學術史·思想史·批評史——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讀後

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及其限度——評蔣寅先生《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

駱駝草

大師風範

害怕寫作

……

《新文學.第8輯》目錄：

新文學論壇

中國小說、美國評論家——有關結構、傳統和諷刺小說的聯想

卞之琳詩中距離的組織

吳宏一小輯

溫庭筠在詞史上的地位——《溫庭筠<菩薩蠻>詞研究》序論

從詩的比興到詞的寄托——常州詞派以寄托說詞的理論來歷及其實際批評

從清代詩學的研究到清代詩話的整理

吳宏一《留些好的給別人》

附錄：一、吳宏一簡介

   二、吳宏一著述簡目

文學史觀

論文學史本體

文學史範式論

古典新義

《文心雕龍》撰成時代補證

曾鞏翰墨考

闡釋空間

重建一種詩性藝術理論的架構及其意義——《中國歷代美術理論文獻粹編》導論

批判的文學和文學的批判——人類學筆談

文學訪談

“中外文學他化現像”筆談

 文學由他化而來——《文心雕龍·原道》的他化解讀

 文學的他化

 能動與反動——莊子、尼采文學哲學互動共生比較

 神話與楚辭

電影與文學的心靈相通——關於黃建新電影改編的訪談

師友之間

徐門問學記

夏之祭

編後語

編後語

大像出版社因為改制等原因決定暫停部分學水集刊的出版，於是本輯便成為《新文學》暫停前的後一輯，可謂是“壓卷之作”了。

說實話．從2003年創刊至今，能堅持到第八輯，已經很不容易，甚至超乎預期了。誰都知道．這年頭賠錢出版純學術刊物，是多麼的不容易！

我們應當欣慰，《新文學》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作品。我們的態度是虔誠的，工作是勤奮的，忠實了應當忠實的，堅持了應當堅持的，發揚了應當發揚的，因而贏得了信任和尊重，實現了原先創刊的“初衷”。

我們應當感動，《新文學》是我們共同的作品。自始至終都是在濃郁的人文情懷、高度的互相信任、積極的團結合作中進行的。在此過程中，我們不僅收獲了作品，同時也增進了友誼，享受了時光，這些都將終身難忘，成為美好的回想。

我們應當祝願，正如《通知》所說：暫停並不意味著良好合作的中止，而是會一如既往，更上層樓。《新文學》暫停了，但我們編輯出版《新文學》的理念、精神、原則、經驗和收獲等等都還在，還會以不同的方式得到堅持和發揚，或許有一天《新文學》停止了“暫停”繼續（或以另一種形式）現身人間，也未可知。

《新文學》就像我們的兒女，“暫停”就像兒女的遠行。莽莽學林中有《新文學》，就像茫茫人誨中有自己的兒女，讓人安心，讓人堅實，讓人牽掛，讓人期待。

編者

2007年6月於白雲山下

第三，是文學史家在撰寫文學史論著時所欲寄托的某種思想意義，或評介歷史人物和作品時所引發的某些議論，前者與史家的動機有關，後者與史家的心態有關，二者都帶有濃厚的主觀色彩，說得準確些，是文學史家把某種思想賦予了文學史論著。但盡管這種賦予有恰當與否、合適與否、自然與否之區別，卻並非是純粹主觀的，也並非是的外加，因為史家之所言畢竟不可能與文學史的客觀事實，與文本、人本毫無干繫。任何史著本來就允許（也不可能杜絕）史家主體意識的介入，故在分析文學史本體時也不可完全把這種寄托和議論排除在思本之外-

讓我們對此稍作說明。出於某種動機而在文學史中寄托一種思想意義的，可以黃人的《中國文學史》為例。黃人生活於清末民初，痛感列強環伺、清廷腐朽所造成的國家民族危亡之局，遂欲以文學救國，而文學史也是他手中的一種武器。他在任東吳大學教授時編《中國文學史》，首先便對“文學史之效用”作了詳盡闡述。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九章《中國文學史學》介紹黃人編史的四大目的，是抵制崇洋之風，激發愛國熱情，宣揚自由民主和分清精華糟粕①。此時的黃人已認識到，文學與文學所賴以生存的語言文字乃是一種權力，他說“占有國家者，亦必並文學權而占之”②。掌握政治權力者，一定也掌握著文學權，而文學權也就是語言文字權，或日話語權。面對列強的侵略，黃人格外重視傳統悠久的中國文學，“國有語言文字．此其國必不劣”，他之爭文學權，他之撰著文學史，歸根到底是為了“動人愛國保種之感情”③。黃人《中國文學史》就是這樣處處貫徹著愛國保種之動機．是一部有寄托的學術著作。這根貫穿全書的思想紅線，是作者黃人賦予它的，那個時代別的作者雖然未必個個清醒意識到這一點，但其實也往往不同程度地把總結贊揚中國文學與鼓勵民氣、御侮自強的想法相聯繫。這種反映著時代要求的思想，對於文學史學的研究者來說，自然不可忽視而應將其列入文學史本體而給以注意。屬於這種情況的顯例，還有像胡雲翼的《唐代的戰爭文學》。這部被譽為“一部孤憤之書”，“可當作古典文學研究界的抗日檄文讀”的專題文學史④，出版於1937年。作者寫作的動機是有感於“近一兩年來中國文壇裡充滿了非戰文學的緊張空氣”，他為了反對“那樣觀世音般大慈大悲的，那樣婦人之仁的，那樣小孩子般恐怖的，一味慈善主義的非戰思想”，“反對卑怯的非戰文學，反對那妨害國民性的鼓吹非戰思想的文學”而撰寫了這部文學史①。此書有選擇和有重點地評介唐人有關戰爭的詩作，或褒或貶，而作者本人則借此提出並發揮了自己的觀點，抒洩丁對時勢的憂憤和對文壇的不滿。史家的思想與文學史融合為一，我們也就不好將他的思想排除在文學史本體之外。屬於這種情況的近例子，是徐培均主編的《中華愛國文學史》，其《導言》雲：”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歷史使命感敦促我們必須總結歷史，正確引導人民高漲的愛國激情，為此，我們特地編寫了這部《中華愛國文學史》，試圖彌補中國文學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個空白。”②文學史家的愛國思想和古代文學中種種愛國思想的表現合拍、呼應，這自是一部建築在思本基礎上的文學史.

甚至還有這樣的情況，文學史家在行文中隨機地發表自己的意見，且這意見不一定與文學或文學史有關，卻與現實生活有關。如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原版下冊中屢見的類似段落：“這些作品……完全用客觀的眼光去描寫災民種種的慘況，窮人喫樹根泥土，賣兒鬻女……而那些從事囤積的富豪大賈，正在利用這個機會買田置產，販米娶妾- - - -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經濟，這種貧富不均的悲慘生活，一直到現在還存在著。”“這一段對白，不僅文字好，意義也好，真是借著野獸，罵盡世上一切，痛快淋漓，深刻無比，字字真深，句句實在。負國家的，負父母的，負師友的，不是到現在仍充滿著政府、家庭和社會嗎？中國的政治、家庭與社會的黑暗與腐化．不就是那種打-半留一半、革命一半妥協一半的人情主義作怪嗎？現在任何一個角落裡，不都存在著中山狼式的人們嗎？”這些引中發揮的議論，既與歷史上的文學有關，是從文學史而來，又是出於作者的現實感受，古今在這裡發生了共鳴和呼應。這種做法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個人色彩，不但應該允許，而且正是“個性纔華的”④。這種文字雖然不是每個文學史家所喜所能，在此後統一體制下集體編著的文學史書中更已絕跡，但相信在個人撰史形成風氣，作者們的思想日益解放之後，我們的文學史著作會顯出更多此類的個人風采。而作者那些由文學史引發的思想，對於文學史學的研究者來說，則不妨作為文學史本體之一的思本予以考察。

……

——選自《新文學.第八輯》P123-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