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有貞(一四○七—一四七二)，原名珵，字符玉，吳縣(今蘇州)長洲鳳凰鄉吉祥裡人。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九)土木堡之變爆發，徐有貞倡議都城遷南京而遭致朝野非議，隨之在正統、景泰年間仕途蹭蹬，在大學士陳循授意下改「珵」作「有貞」。據明雷禮《國朝列卿紀》卷十「徐有貞」條載：「(景泰)二年，(徐)珵因屢薦不允，一日為陳循推命，侑以玉帶曰：『推先生命，玉帶至矣，故敢以獻。』循受之，乃教珵曰：『汝當更名，毋使內家習知也。』即更名。」可知，徐有貞更名當在景泰二年(一四五一)。
由吳寬《耕隱翁墓表》與《天全先生徐公行狀》知，徐有貞曾祖徐文貞、祖徐子復、父徐孟聲均不顯仕宦；其有兄弟三人，排行第二。長兄為松庵府君，名字不詳；三弟徐有賢，字符僅，因父母早喪，放棄科試，專力於農商，苦心經營而家業豐贍。
徐有貞自幼便秀異穎脫，十二三歲入小學，熟諳古文辭，秀出班行。轉從名儒吳訥問學，後經由吳訥推薦，從國子祭酒胡儼受舉子業。吳訥精通小學、文史、刑法之學，胡儼擅長天文、地理、律歷、醫卜之學，這對徐有貞立足儒業、涉獵博通的治學特點具有直接影響。宣德七年(一四三二)，徐有貞中順天府鄉試。按，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九「宣德癸丑科」錄「徐有貞武功集八卷」，注：「榜名珵，字符玉，宛平籍，吳縣人。華蓋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封武功伯。」可知，徐有貞當為占籍宛平而中式。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徐有貞進士及第，選為翰林庶吉士，因對策卓異而授史館編修。
正統初，徐有貞與修《宣宗實錄》、《玉牒》，遷為經筵侍講。正統十四年，瓦剌首領也先率部反叛，英宗輕率親征，同年八月被俘於土木堡。於謙主持軍政，派遣文臣以監察御使身份分守各地，並組織當地軍民勤王。徐有貞被委派至河南，先綏撫治所彰德的山中流民數萬人，對其加以軍事訓練，以作勤王之用；又於湯陰祭祀嶽飛墓，為之建立祠堂，撰制《精忠廟碑》，以激發當地軍民勤王的士氣。也先敗退後，由於郕王朱祁鈺已在英宗被俘期間登基，是為景帝，英宗遂遜位，為太上皇。隨之，徐有貞召還，治績為分遣各地文臣之首。
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徐有貞升為春坊諭德。當時黃河至山東沙灣段決堤，漕運不通，為患多年。景泰四年(一四五三)十月十一日，商輅以徐有貞熟知水利，薦舉其為都察院右僉事都御史，使赴山東治理水患。到達張秋後，徐有貞廣泛巡訪民情，親自勘察水患區的徑流分布及其源流走向，制定了詳密的治水方案。鋻於此前多年治水兵民已疲敝不堪，他分批漸次遣返勞工回家，與之約定來年開工日期，以使之得到充分休整。經過近兩年的治理，徐有貞除修築堤壩抗洪防災外，主要疏浚由張秋金隄至濮陽泊、博陵陂、沙河、東西影塘、白嶺灣、竹口蓮花池、大瀦潭等水道，以聯通黃河自範濮、澶淵、河沁而來的水路，其將所築之渠命名為「通濟渠」，並建立「通源閘」八道，以調節水勢。經其疏導，黃河之水由沙灣改行距其十二裡的張秋，自此與臨清、濟寧的水路貫通，漕運也得以恢復，並惠及兩岸農田灌溉。治水期間，徐有貞還拜祭曲阜、鄒嶧的孔孟祠堂，治水功成，徐有貞返朝，上書恢復並擴大孔孟祠堂多被侵占的祭田，並分配佃戶耕種，以供日常祭祀之需。徐有貞後於景泰六年(一四五五)撰制《大明賜復顔孟廟田之碑》，以旌揚孔教。
景泰八年(一四五七)正月，景帝染病，罷朝數日。正月十一日，已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徐有貞與左都御史蕭維禎開始謀劃冊立皇儲之事，召集石亨、張輗、張軏、於謙、王文、胡濙、楊善以及文武群僚等於左掖門商議封事起草事宜。十三日，景帝傳旨禁止討論立儲，聲稱十七日將早朝。同日，群臣聯名請求立儲。徐有貞與宦官曹吉祥、石亨等人則意圖輔助英宗復闢，經過多日密謀，十七日，徐有貞與宦官曹吉祥、石亨等人借口邊事緊急，征調城外軍馬三千多人入宮，全城戒嚴，當夜起事。徐有貞等人擁立英宗即位，以迎立襄王朱瞻墡的罪名逮捕於謙、王文、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範廣、王誠、舒良、王勤、張玉等人。英宗本欲原宥於謙，徐有貞堅稱「不殺於謙，今日之事無名」，終以「雖無顯跡，意有之」(清谷應泰編《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南宮復闢」)為據，將於謙、王文等人棄市。英宗復闢後，徐有貞官拜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封爵武功伯，恩祿榮顯，位極人臣。然而，其一手制造的於謙等人冤獄亦引起朝野側目，是為其政治生涯的一大污點。
天順四年(一四六○年)，石亨罷免，坐其姪石彪謀反被賜死；次年，曹吉祥意圖篡廢而被誅。徐有貞歸鄉後，慶幸幾經危難而終得保全，因自號「天全翁」。徐有貞當時隻有五十餘歲，「負其材，謂上思我必且召，而上竟弗召也」。(明王世貞撰《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八十八 「文部·史傳·徐有貞」條年(一四六五年)，憲宗朱見深僅賜其章服，朝中更無為其推轂者。徐有貞亦自知飽受是非公義的詬病而難被敘用，於是放情山水，與祝顥、劉鈺、瀋周、夏昶、杜瓊、施堯卿、陳孟賢、陳孟英、劉廣洋等致仕鄉賢組成詩社，「登臨山水為適，不駕官船，惟服巾野服而已。所至名山盛境賦詠，竟日忘倦，或填詞曲以侑觴」。(明俞弁《逸老堂詩話》卷下)徐有貞家境優渥，其晚年手札中就不乏「田事、租事及放米事」，(清陸心源《穰梨館過眼續錄》明名人尺牘冊」)這也是其恣情遊衍的基礎。成化八年(一四七二)七月十五日，徐有貞病卒，享年六十六歲。
徐有貞一生學以致用卻頗雑陰陽方技，斥逐閹宦又黨同伐異，摽榜忠義而投機儌寵，立志廊廟復寄意山林，一如王世貞所言：「辱以榮伏，毀繇名致。瑕瑜千載，矛盾一世。」(《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一百四十六「文部·徐有貞像贊」)王氏之說，洵為的論。
徐有貞政治人格思想的核心，一言以蔽之，即為「真儒」二字。其《文武前論》說：「予固學儒者也，懼無以自靖，且欲得吾儒者之舉，真儒也。」《文武後論》亦說：「吾之所謂儒者，蓋真儒也。腐儒非儒，又烏足道耶？故曰：欲得天下之全纔，必得真儒而後可。」徐有貞的「真儒」理想具有文武合用、兼濟天下的強烈指向，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風後、力牧、臯陶、伯益、伊尹、萊朱師、尚父、周公旦、孔子、範仲淹等古今聖王賢者則是其崇奉的「真儒」楷模。他認為經術為儒者立身之本，研習經業則須以經濟天下、建立功業為目標，有了功業自然就有名利，而不是相反。其《嘉定縣儒學科第題名記》說：「維夫經術，所以經濟天下之具也。士必用乎經術而後經濟乎天下，譬則梓人之必用乎規矩，而後可以經營乎宮室也。宮室完而功歸乎梓人，天下治，功歸乎士。功之所在，名之所在也。」因此，徐有貞更看重惠及後世的不朽之名，而非榮耀當時、死後無聞的一時之名，其《蘇州府儒學鄉貢題名記》就說：「夫惟不以一時之名為名而以萬世之名為名者，其庶幾乎所謂豪傑之士哉!是故叔孫氏之論三不朽，惟立德、立功、立言而已。孟軻氏之論大丈夫，惟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而已。」他反對將「儒」片面的理解為尋章摘句、皓首窮經的學者，在其看來這隻是「腐儒」；他也反對將文、武兩種本來在古今聖王賢者身上合二為一的屬性剝裂開來的世俗之見，所謂「今也文不知武，武不知文。天下之人各尚其所好以自傳於二者之習，呻吟呫哔、詡詡弄筆者，則自謂之文；跳梁搏攫、蹶蹶而馳者，則自謂之武。彼為是者，固可笑矣。而所謂儒者，又徒矻矻自守於章句之末而不復識其所謂文、武者焉在。問之，則反以為此非我所學」。(《文武前論》)正因如此，徐有貞在任史館編修期間，專攻天官、地理、考古、軍旅、刑獄、水利等實用之學，自稱：「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吳寬《天全先生徐公行狀》)土木堡之變發生之前，他就居安思危，預見西北邊患的嚴峻性，上奏《條議五事疏》、《戰備五事》等數千言要求加強邊防軍備，受到英宗嘉獎。「奪門之變」成功後，身兼兵部尚書與翰林院學士的徐有貞自撰《鐵券文》說：「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為難，於斯乃得。眷惟文武之全纔，宜典鈞樞之重任。……纔堪華國，道足經邦。資弘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明祝允明《成化間蘇材小纂》「簪纓纂一·武功徐公」)盡管上述多為自我誇耀之辭，一定程度上也印証了他文武兼濟、名動天下的追求。
徐有貞的「真儒」思想具有「純儒」、「文儒」、「武儒」、「醫儒」、「儒吏」、占卜之儒、「仙儒」等外延，其顯然將「儒」視作函納眾有的極高的道德範域，且往往借化外延，闡發其對於「真儒」活潑多樣、濟世致用的理解。
徐有貞將董仲舒作為「純儒」的典型，其《正誼齋記》說：「以仲舒自擬者，擬乎其儒之純也。儒之儒純者，學乎道，行乎誼，體乎心，用乎事。內以正己，外以正物，上以正君，下以正民。小行而小正焉，大行而大正焉。」由之可見他對漢儒表裡如一、內外兼修、正君化民的崇奉。不過，宋儒對徐有貞的影響也很大。其《〈濂溪遺芬圖〉為周綱文敘題》自稱：「嗟予生晩學且迂，每懷濂洛諸先儒。雖然不獲與親炙，平昔所事皆其書。朝來方讀《易》通罷，默坐還觀《太極圖》。……興來長誦《愛蓮說》，浩氣直與神明俱。」上述是對周敦頤的贊譽。二程、楊時也是徐有貞欽奉的儒者，其《無錫學先賢祠記》說：「夫文運之所在，即天運之所在。初，二程之學乎周子也，宋運方盛於北，吾道亦從而北。及楊氏之學乎程子也，宋運將徂於南，吾道亦從而南。此其所關繫也大矣，豈偶然哉？自龜山傳之豫章羅氏，豫章傳之延平李氏，延平傳之考亭朱子，考亭因是而集大成，則斯道之有傳於今也，實自龜山始。揆其始，雖天下之學祠焉可也，獨錫山哉？」正因受到宋代理學的影響，徐有貞強調「心法」在宗經求聖過程中的重要性，其《君師論》說：「夫堯舜誠有君師之道德而能盡其任與責者也，而傳之又有心法在焉。何謂心法？《書》所謂『精一執中』是也。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繼而傳之。夫所以三代繼王而同一揆者，無他，以此也。故曰：得聖人之法者，則有聖人之道矣。有聖人之道者，則有聖人之德矣。有聖人之道德者，則亦有聖人之功業矣。」他甚至還用二程「心虛應物」來融通莊子「虛白」之說，其《虛白說》雲：「吾以求之吾儒之說，抑猶有其至者焉。洛程氏有雲：『心兮本虛，應物無跡。』非虛白之謂乎？且其虛也，有誠以本之；其白也，有敬以主之。誠以本之，故靜亦虛也，動亦虛也；敬以主之，故靜亦白也，動亦白也。所謂誠立明通，而賢人、聖人之所以為賢人、聖人，亦不外此。然則，其為虛白也不亦至哉？」由上不難看出，濂溪、伊洛之學實為徐有貞道德本體論的重要基石。
徐有貞首推的「文儒」當為子遊。其《常熟縣學興修記》說：「夫言遊氏天下儒學之先哲，而常熟之鄉先生也。其於孔門以文學為稱首，而其言學必曰道、曰本、曰禮樂之原，及其行事見於魯論、漢紀彰彰焉。然則其為學也，豈徒文哉？蓋子遊之學之道，仲尼之學之道也；仲尼之學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之道也。學惟其道，雖窮而在下可樂也；學非其道，雖達而在上可恥也。古如是，今亦如是。不如是，不足以言學。」可見，他並不簡單肯定子遊在孔門十哲中「以文學為稱首」的地位，而是沿用宋儒道統意識，將子遊置於文、武、周、孔之道的承啟發揚的軌跡中，突出子遊「文學」中對「道」、「本」、「禮樂之原」的皈依與闡發，這基本也是徐有貞評價當世「文儒」的根本標準。其《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思庵吳公神道碑》評價吳訥說：「為人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其學務遵儒先，闡經訓，以淑人心、正士習，故凡為文章，鑿鑿焉，斷斷焉，根據義理，有裨世教，不徒作也。」上述即從宗經為文之本的角度評價吳訥。
「武儒」多為徐有貞津津樂道。其《李光祿挽詩序》稱道李雲慶「慶平生磊落多奇，雖為儒家子而獨喜譚武事。居常忼慨，以功名自許」的豪氣；其《孫建陽挽詩序》則認為孫源雖為懷遠將軍同知建陽衛事的武職，卻「為人恂恂謹厚類儒生，動循矩度，其廉潔之操，得之天質」；其《王武德墓表》更贊許武德將軍王璟「武弁之士而躬儒紳之行」。上述亦是其《文武前、後論》文武兼濟觀念的延伸。
「醫儒」是徐有貞詩文中頌揚的一大主題。其《徐以純挽詩序》贊許徐以純「資淑善而好修為，於父母隆孝敬，於昆仲篤友愛，於朋友信義交致，於鄉人賢與長者，禮之無失，又能世其家之醫學而進學乎儒」；《錢氏生幼堂記》稱道錢伯康醫術醫心：「進乎吾儒之道矣，醫雲乎哉？」《盛芝岩壽詩序》稱道吳中盛氏「自其中葉以儒為醫」的家風，尤其稱許「(盛)芝岩獨好儒術，又旁通堪輿家言，不專於為醫」。《陸仲文墓志銘》贊陸尹「其行則儒，其名則醫」，稱道其「見忠義奮發者，輒躍躍嘆慕，願從其遊；於憸邪誤國者，則切齒怒罵，若父兄之讐恨不手僇其人。至與人議論，動必援古折今，辯是非曲直，不苟依阿」。他還從醫理與儒理之間尋求二者的共通性，以闡發醫心、醫術的道德內涵。其《淡庵序說》說：「近世丹溪朱延修氏之為醫也，其學上溯軒、岐，下演長沙、易水、東垣。集諸家之善而去其末，其嘗著《格致餘論》等書，獨以淡為用藥之本，而養生、濟生。即其所言，求其所知，蓋與吾儒合也，是以吾儒與之。……擴而充之，由夫醫之道而求吾儒之道。於凡養心、養德，濟世安人之事，皆有以得其所以然之理。」這就將醫家用藥之「淡」的醫術提升到儒者內修涵養的層次。他還關注醫術的社會政治價值。其《贈太醫院使蔣君主善序》稱道蔣主善之父「以儒醫之道事仁宗於東宮」，並強調御醫有助治化的功能說：「夫太醫之官，視百執事尤難其人。百執事之官各有司存，不能相通，故諫諍之臣常以嚴見憚而不得朝夕左右，暬御之臣常以親見狎而不能有所匡救。故既親且嚴，惟醫職為然。蓋其出入禁近，保和聖躬，諫臣所不得至之地，而得至之暬御所不得言之事而得言之，此其人之得失而為損益豈小小哉？……起居服食而必謹必戒，而後政事可得而修、治功可得而成也，然則君之績豈出百執事之下耶？」可見，徐有貞並非一般的肯定醫者救死扶傷的作用，而將其提高到治國經邦的高度來看待，這與視醫卜為賤業的世俗之見大相徑庭。
徐有貞對「儒吏」不乏贊詞。其《仰大理壽藏記》稱道仰宗泰「學明經術」，又不肯趨附閹宦說：「正統癸亥，權奸方竊政柄而弄之於內。既殺忠臣以杜天下之口，乃益為峻法以鉗制人，毒及無辜弗恤也。時諸輔政大臣暨內外百司之長率奔走其門，雖有號君子者，亦不免屈節毀操以求容。至其小人，則遂奴事之，甚而呼之為翁父、藉聲勢以作奸者，不可指數。其初度諸公卿皆至為壽，而大理獨否。」上述頗有惺惺相惜之意。《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思庵吳公神道碑》稱道吳訥雖以擅長醫術被舉薦，而不願「舍儒從醫」，後為監察御史，「執法體剛而用正，侃侃之言，卓卓之行，論者謂其得大臣體」。《吳樂清墓銘》贊賞吳瓊：「在宣德、正統間，屢書民情、吏病數十事，事多施行。其言剴切而通傳於天下。國家之利病皆有所達明，非獨一邑而已。世為儒吏，兼優稱之。其守以清慎，勤為之主，而臨民以公寬，惟是獲乎上下而無疵議。」上述均表彰了諸家秉守儒家操守，又剛直不阿、政績突顯的特點。
徐有貞偏好陰陽學，對兼具儒行的占卜之士與方外之士也不吝贊譽。《袁德新傳》贊許袁德新「其學於陰陽、醫藥靡所不通」、「賣卜自給，卜輙奇中，人有大疑，不遠千裡趨叩之」的學品，又激賞其「為人卜，每依於禮，其不以義叩者，輙拒之」的品格。他不斷旌表兼宗儒術的方外之士，如《贈許錬師序》稱道道士許拱明儒道合一說：「餘所見許錬師拱明者，獨異於衆也。其心專慤而寡欲，其行潔廉而無累，以其所學之言自治其身，而不以言於人。視物利之過乎前者，澹然而無所干焉，蓋老氏之良也。…… 彼不背老氏，而肯背孔氏哉？」《楊顛道哀辭》稱楊子恭雖為道士，實為至孝之儒者，贊其「繄夫子之高潔兮，與古人其同心。…… 冠黃冠兮衣羽衣，矢終養乎慈闈。…… 羌時俗之固陋兮，謂夫子其為顛。樂受之而無尤兮，聊托跡乎神仙」。《送張履信南還詩序》為京城狂士張履信而作，後者雖「去為黃冠師，彷徨山澤間，以求仙為事」，卻有「少而學乎儒，為親而廢業，違軒冕之願，從力役之勤而無幾微怨嗟之言色」的義舉。《福濟觀新建祠宇記》稱道道士郭宗衡所論：「吾師吾道之所寳者三，慈也，儉也，清淨也，是吾教所宜然也。今吾徒從事於斯，其必寳吾之清凈以養吾之真，寳吾之儉以養吾之身，寳吾之慈以養吾之人，庶乎其可耳。吾又聞之，儒之君子，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是世教所宜然也」，認為其言「為言幾乎義理者」。徐有貞晚年傾心於仙道之思，並將儒家與道家彙通融合，提倡「仙儒」人格。他不僅稱道友人為「仙儒」，如「吾聞古有列仙儒，觀之章翁乃不虛」(《寄題金華章氏山翁環秀亭歌》)、「退庵老人列仙儒，一登仕籍即隱居」(《賦得枌榆壽周玉成八十》)等；他還在《滿庭芳·雨後遊天平諸峰》下闋自詡：「道是神仙，神仙來也，不道是個老儒生。」又在《十丈蓮賦》中大力渲染「若之仙似儒非儒，吾之儒似仙非仙者」、「庸詎知仙之不為儒，儒之不為仙乎？」的幻妙之境。
總之，徐有貞的「真儒」而駁雜，其在將儒者身份不斷泛化理解的同時，也架空了儒者品格的應有之諦。尤其他偏好陰陽、占卜之學，其所謂占卜之儒及「仙儒」動搖了儒者不言怪力亂神與「未知生焉知死」的理論底線，從而使其價值體繫中注入了僥幸投機、妄度冒進甚而競逐名利以排除異己的危險因素，故而王世貞評價說：「武功之占候奇矣，其事再驗，一不驗，幾遂悞國，世之所謂不祥人也耶？」(《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卷八十八「文部·史傳·徐有貞」)四庫館臣亦尖鋭的指出：「(徐有貞)干略本長，聞見尤富，其文雖多參縱橫之學而逸氣坌湧，博辨不窮，謂之不醇，則可；謂非奇纔，則不可。錄存其集，猶襍家之錄《鬼谷子》也。」(《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十八「集部六·別集類五·武功集」)這正是徐有貞標榜「真儒」而迷失「真儒」的根本所在。
徐有貞具有一定的文學成就。明史鋻《謁徐武功墓》稱其「文名推獨步，相業沮垂成」，韓雍也說「天全公歷事累朝，文翰相業，獨步一時」(《襄毅文集》卷十二《跋錢允言遊山詩卷》)。不過，徐有貞詩歌多應酬之作，數量不少，佳作罕見，較可代表者如《雪湖賞梅》，俞弁贊其「雋逸可誦」(《逸老堂詩話》卷下)；《羽林子》二首，朱彝尊《明詩綜》稱其「出自右丞」，四庫館臣則認為「語亦平平，僅具唐人之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武功集提要」)。除詩歌外，徐有貞的詞作也具有一定的水平，其《水龍吟》就曾「膾炙人口，盛傳於世」(《逸老堂詩話》卷下)。吳寬對其詞作推崇備至說：「長短句莫盛於宋人，若吾鄉天全翁其庶幾者也。翁自賜還後，放情山水，有所感嘆不平之意，悉於詞發之。既沒，而前輩風流文采寥寥乎不可見已。」(《匏庵家藏集》卷六《跋天全翁詞翰後》)王世貞也說：「天全翁自金齒還吳十餘年，多遊吳中諸山水，醉後輒作小詞，獻、辛稼軒家語，風流自賞。詞成，輒復為故人書之。」(《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一「文部·天全翁卷」)不過，徐有貞自入仕之初，就不屑以文名自立，吳寬《天全先生徐公行狀》說：「公之入翰林也，一時前輩若楊文貞、文敏諸公皆雅知公名而器重之，而公不屑以文名也，益欲為有用之學。」正因如此，徐有貞更以經世致用為鮮明特色的文章撰制見長。萬安評價說：「若武功伯徐公有貞，平生立朝大節，持危扶顛，廷臣無岀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真所謂間世之纔而用世之文也。」(《吳都文粹續集》卷五十六 萬安《武功伯徐先生文集序》)四庫館臣亦說：「其干略本長，見聞亦博，故其文奇氣坌湧而學問復足以濟其辯。集中如《文武論》、《制縱論》及《題武侯像出師表》諸篇多雜縱橫之說，學術之不醇，於是可見，纔氣之不可及，亦於是可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武功集提要」)上述之論均正中肯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