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

《古典文學知識》讀者廣泛，印數甚大，在年輕一代學者與青年學生之間影響尤大。我長期在南京工作，薄有著述，有好幾種書就是在鳳凰出版社出版的，故與社內成員都熟識。他們屢來邀約，希望我能寫一些治學經驗方面的文字，在《古典文學知識》上連載。盛情難卻，隻能勉力從事。奈我年事已高，精力不敷，好在其他科研項目都已安排就緒，壓力大為減輕，於是細數個人這段漫長的心路歷程，力圖恢復歷史原貌。1991年時，我應《文史知識》之邀，曾以“順其自然地登攀”為題，刊於該刊的第四期上。這是我在早年的生活經歷基礎上逐步形成的處世原則——道家的順其自然與儒家的進取精神相結合。然而這條登山之路並不好走，非但學術上動輒觸及正統與異端等棘手問題，政治上也充滿著風險。所幸歷經艱難，終於否極泰來，這纔可以從容地一一陳述，娓娓道來。自2011年9月開始，至2014年11月止，共寫了二十篇文字，據雲社會反響尚佳。編者均以“周勛初治學經驗談”為副標題。嗣後我就計劃出一單行本，附上相關的文字與圖片，具體說明我治學方面的一些經歷與心得，很多地方寄寓我對家人與師友輩的感恩之情與紀念之意。由於題材的限制，所舉例證大都出於個人的一些文章與著作，前後難免有很多重出之處。盡管我也曾注意，分從不同角度加以闡說，力求多樣，然仍難以避免重沓之弊。尤其是到外校講演時，每舉李白之類的研究為例，因為這類題目比較新鮮，比較有趣，效果或許會好一些。從一所學校的聽眾而言，或許聽不出問題，隻是把這些文字收集在一起，問題也就出來了，但我已難臨時換例，隻能把情況說明，尚請讀者諒之。有些文字的出版情況事後有些變化，我也就在適當的地方作些說明，前後加上（括號）作為標記。

掃除迷障培育根本
——我為什麼要寫一組治學經驗談

各人對外界的事物所見不同，評價也就不一樣。我喜歡看考古發掘方面的介紹，覺得幾十年來這方面的收獲太大了，因而自然想到，考古學方面的成就應當水漲船高，業已達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水平。隻是該學科的一位權威學者在一次座談會上卻說：“中國學術到底往哪個方向發展，現在是在十字路口，彷徨不知所措，看不清。我們要從學術的角度考慮在十字路口上怎麼走。現在整個學術界總的趨向都是在沉淪，怎麼從沉淪中慢慢復興？”顯然，他對考古學界的情況心存隱憂。從他的提法來看，可以認為整個人文學科界都存在著問題。事實是否如此，我無法評估，恐怕也不會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認可。

我的主攻方向是中國古代文史，或許因為年齡段相近的緣故吧，對學術界的現狀也有一些類似看法，覺得研究隊伍日益龐大，出版物越來越多，成果也似乎日新月異，但就其中的創新成分而言，卻是未能與出版物的規模與先進的印刷技術相匹配。一批批嶄露頭角的新人，似乎缺乏基本訓練，成品不符規範，內涵未見深刻。有些新秀看來似乎很有希望，但因沒有明確的方向，後達到怎樣的水平，很難預料。

自知水平有限，本無資格在這裡談什麼方向問題，但或許因為痴長了幾歲，也寫過一些東西，因此常有人請我去談談治學心得。盛情難卻，也出去講過幾次，還曾得到過一些鼓勵。我知道，做學問沒有什麼靈丹妙藥，隻有自己下功夫，慢慢摸索，再在某種外部條件的配合下，纔能產生一些可以稱得上成果的成果。這裡沒什麼竅門可找。隻是從我成長的過程而言，也有一些經驗教訓可供大家參考。

新中國成立後，政治壓倒一切，因此前十七年強調的是“觀點”，以為隻要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也就像是配上了望遠鏡與顯微鏡，什麼東西一到眼前就可心知肚明，不難寫出高水平的文章。但在如何對待經典著作的問題上，卻又問題多有。怎樣閱讀，如何理解，難於正確把握。結果語錄開道，以論帶史，一個時期強調一個方面的語錄，一個時期又強調另一方面的語錄，此起彼伏，令人目眩心怵。等到“文化大革命”中革命口號響徹雲霄時，大家也就察覺到了學術論文不能用語錄來支撐，這條道路也就無人走了。

對於這種情況，有人稱之為“新經學”現像。須知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也會變成謬誤。猶如周揚在與陳寅恪談話時以買鞋為例，說明大學生教學比老師還好，後來又說要向老師學習，猶如鞋子也要試穿幾次纔得合適，因此兩種提法都正確，這是在為大躍進時的“撥白旗”運動作辯護。陳寅恪就答以尺寸不要差得太遠。周揚的話貌似辯證，實為詭辯。何況有些政治領導人還經常會發表一些即興式的言論，也會有人懸之令典，讓人頂禮膜拜。如果有人終生服膺，也就會自毀一生。

改革開放之後，形勢丕變，觀點問題似乎講得少了，隨之興起的是一陣方法熱，“新三論”（繫統論、信息論、控制論）風行一時。三論內容是什麼？“繫統”“信息”二詞，似乎與古代文史研究還可以有一點聯繫，但“控制”論如何運用，卻是百思不得其解。１９８３年，在一次古代文論的會議上，一位年輕學者大聲疾呼一定要采用“新三論”來進行研究，否則中國學術界將萬劫不復，當有人請他寫一篇運用“新三論”的文章作示範時，他又似乎為難起來。結果這一高潮歷時不久也就慢慢降溫了。事後有人說，這些術語原來是蘇聯用在工業領域中的，歐美文化繫統中不用這一套。是否如此，我也分辨不清，反正我也不想花什麼功夫去學它。我知道，個人學風已趨定型，要想去湊熱鬧，也擠不進去的了。

隻是縱觀歷史，“方法”論的提出要早好多。自二十世紀始，清廷覆滅前後，就有一些先行者參照西方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撰寫有關各個學科的研究方法專著。就文、史、哲而言，似乎要以歷史方面的著作出現為早，名著也多，如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正、補編，直到現在一直有人在閱讀，其後出現的呂思勉《歷史研究法》，生命力也強，大陸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有新版。

古人說：“譬如積薪，後來居上。”讀書的情況可不一定這樣，新出的書未必一定超過老書。關鍵還看作者的水平如何。就以梁啟超的這兩本書來說吧，雖屬草創之作，重點放在觀念的革新、門類的區劃、專題研究的開展等方面，逐項加以申述。作者纔高學博，開示門徑，所舉的例證，均有引領初學的作用。讀這類書，不光是知識方面的增加，還可起到開拓心胸的作用。梁啟超的學術水平達到什麼程度，學人之間有不同看法，但我認為梁氏畢竟是大家，讀讀他的《清代學術概論》等書，可以感染他的氣派，一個人寫文章，應該極力避免小家子氣。

梁啟超與呂思勉的書都曾重印過多次，方法方面的書都不難求得，陸懋德的專著《史學方法大綱》卻是命運多舛，未能廣為流傳，殊為可惜。民國時期，陸氏在北京各大學主講史學方法多年，後在講義的基礎上勒成此書。１９４７年時，由獨立出版社於重慶出版；１９６９年時，臺灣陽明出版社重印過一次；１９８０年時，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研究所資料室又重印過一次，但以內部發行的方式流通。三處印數都很少，影響也就有限。實則此書雖篇幅無多，內容卻甚為精粹。陸氏對中西史學都有很深的了解，其中介紹西方史學的優勝之處，大家對之可能比較陌生，有人囿於過去所受的教育，或許難以接受。實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確有其長處，我等自應參考。有人稱陳寅恪之史學成就“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評陳垣則曰“不為乾嘉作殿軍”，即以二人曾受西方史學影響之故，那今人又怎能棄之不顧？

西方學術承傳的是思辨哲學的傳統。資本主義興起後，各種學術均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對於各種問題的考察、分析之後，加以歸納，將其內容繫統化和條理化，提煉成若干守則，學習者便於掌握與操作，這就顯示出了明顯的優點。例如《大綱》中的“論史料”“論考證”“論解釋”諸編，條分縷析，均可看出西方史學的特點。如言考證工作之步驟，分為：１） 外考證；２） 內考證。外考證中又分三步工作，問：１） 此本來自何處？２） 此本作於何人？３） 此本成於何時？內考證中分為三步工作，問：１） 作者所言之真意如何？２） 作者是否自信其所言？３） 作者是否有理由以自信其所言？諸如校正版本之錯誤，辨別著作之真偽，均屬外考證；決定其內容所述史事之虛實，則為內考證。陸氏在申論外考證中之校勘法與辨偽法時，有許多細致的分析，且能詳引我國史學中的名著加以比較，舉例亦甚精當，而在論及內考證時，也有許多細致的分析，情況類同。這種論方法的書，可以讓人打開眼界，舉一反三，啟迪思考，讀之有益。

從哲學來說，講治學方法的書似乎較少。早期蔡尚思的《中國思想研究法》；改革開放之後，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都曾產生過很大影響。這兩本書中所講的“方法”，似乎偏於治學態度與讀書方法，張岱年的書要晚出得多，方法論的探討也就深入很多。

這類有關方法的書籍水平的高下，每與作者學識的高下有關。一些深造有得的人，所舉例證，往往是他在科研中解決的難題，因此讀者應該關注作者所舉出的例證，看他是如何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的。嚴耕望在歷史研究上建樹頗多，下的都是實實在在的功夫，因此他的“治史三書”，講的心得，都能給人以啟發。例如他在《治史答問》中舉《杜工部和嚴武軍城早秋詩箋證》為例，從分析“滴博”“蓬婆”二地著手，說明唐代四川西部地區唐蕃用兵攻守的復雜形勢。文章從小處著手，說明的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且可說明杜甫此詩措詞之妙。這是因為作者治歷史地理有年，於此牛刀小試，自然出手不凡了。

上述事例說明，讀書不能預設成見。大家既不必為名人的聲譽所震懾，也不能為輿論所左右，而應當培養自己的判斷能力，區分讀物層級的高下。對作者提出的論點和所舉的例證，都要仔細推敲，看他們的見解是否通達。例如蔡尚思在論“態度”中有“勿故誤”一目，舉《晉書·孫楚傳》中孫楚與王濟的對話為例。孫楚本想說“漱流枕石”，卻誤說成了“漱石枕流”，王濟指出其誤，孫楚立即改口說：“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這是晉人清談中的一次著名對話，收錄在《世說新語·排調》篇中。中國知識界向來視此為雅人深致，所以拿“漱石”“漱鐵”“餐雲”“餐霞”等詞命名者不一而足。蔡氏舉此作為方法中“故誤”的例證，予以否定，從研治文學的人看來，則近於焚琴煮鶴。與此類似，《隋唐嘉話》超有言，“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有的歷史學家就以考證為手段而稱之為不合史實，卻不去考慮這條材料正可說明唐代的社會風氣，這樣的研究態度，都可說是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由此可知，著書立說的人不能拘執一端，自以為是，讀者則應自有主見，多方考察，不能讓人牽著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