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無止境，是我治學的座右銘（自序）

“學無止境，是我治學的座右銘。”這是我在2016年6月9日拙作《嘗新集·自序》中寫的話。“學無止境”，激勵我習史治史永不停步。如今承蒙天津人民出版社之情，梓刻我的文集，這是在幾部專著之外的文章彙編，是我史學研究成果的一種結集，但是我僅僅視它為我的階段性成果的重要標志，隻要身體允許，我將繼續從事史學研討，希望有新成果的產生。這就是我理解的“學無止境”，我的座右銘。

表達我的治學態度，這是本自序的一方面內容，而更多的篇幅將用於說明文集本身，即所收文章的內容和學術價值，文集表達出的我的歷史觀，史學研究成績和缺陷，文集的選編原則，對友人的鳴謝。

一、我的史學研究的關注點、建樹與缺憾

我於1955年考上南開大學歷史繫，1959年畢業，留校做助教，到今年從事史學研究整整60年，從讀本科算起，是習史治史64年。我研討了哪些歷史課題，又是用什麼態度和方法治史的呢？自我感覺有哪些成績和遺憾呢？借著出版文集的機會，作了一番思考，不妨陳述如下：

（一）史學研究史的關注點和成績

我在多個史學領域進行耕耘，重點在中國社會史學、清史、中國宗族通史和史料學四個方面，我的研究成果也主要在這些方面。

1．明確社會史的研討方向，並致力於推動社會史的研究

什麼是社會史，它有怎樣的內涵與研究法，對史學研究的意義何在？對此我的認識經歷了三個歷程：20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是不自覺地從事與社會史有關的課題研討；80年代前期，探索社會史研究是怎樣的學科，寫出關於社會史的研究對像、方法、研究價值及其資料的論文，自覺地進入它的領域；從80年代後期起，持續進行社會史研討，進一步探討社會史研究的理論問題。

60年代初，在階級鬥爭觀念的主導下，研習佃農與地主、族人與族長、妻子與丈夫的關繫史，即主從關繫、壓迫與被壓迫關繫，但並不是將其作為社會經濟史、社會結構史來認識的。如我於1962年12月寫出的研究生畢業論文《清中葉蘇南地租形態與商品經濟研究》，是從階級關繫史角度觀察的，實際探討的是社會經濟史範疇的內容。1964年4月15日在《天津日報》發表《祠堂——地主階級壓迫、剝削、欺騙農民的工具》，也是使用階級分析方法為宗族社會屬性定性。1963年寫出《清代的婚姻制度與婦女的社會地位述論》。那時學術界沒有社會史的概念，隻有階級鬥爭理論，但是我實際做的是社會經濟史和社會結構史的研討。

到了70、80年代之交，國策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提倡思想解放，我感到機械的、教條式的階級鬥爭理論下的史學研究，使得歷史成為干癟的、缺少血肉的軀體，歷史學成為推行階級鬥爭理論的工具，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我研討的主佃關繫、宗族、婦女史，屬於社會史、社會經濟史的研究範疇，與西方史學界流行的年鋻學派倡導“向下看”的研究法相契合，於是我明確認識到要進行社會史研究，於是在1985年面向南開大學全校學生開設中國社會史課程，同時寫出文章《開展社會史的研究》（《百科知識》1986年第1期），這標志著我自覺從事社會史研究的開始。從此我集中精力進行社會史課題的研治，自知一時寫不出一部繫統的中國古代社會史，乃圍繞其應有內容，於1988年寫成《古人社會生活瑣談》（1991年）。此書以古人社會生活為範圍，敘述古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人口再生產、死亡、喪葬、遷徙和社會救濟，社會結構中人們的群體生活、衣飾的規制與風尚，以及文化娛樂；我注意到古人社會生活在不同歷史時代的變化，有傳承性，也有變異性，變化中有量變和某種程度的質變；我留意於人們社會生活與社會政治、經濟的關繫，希望認清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我與同事合作編著《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1988年），述說中國社會史研究對像、研究狀況及社會史資料，先秦至近代社會史研究綜述，中國社會史研究專著簡介和書目，以及中國社會史論文索引。

80年代後期至21世紀初，我甚為關注社會史理論的探究，寫出《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986年）、《三論開展社會史研究》（1989年）、《社會結構理論與中國社會結構史研究》（1993年）、《邁向未來的社會史研究》（1999 年）、《社會史研究的探索精神與開放的研究領域》（2000年）、《關於社會史研究“基本建設”的若干思考》（2001年）、《簡述文化史與社會史研究的結合》（2001年）等論文。2004年出版《中國社會史概論》，對社會史理論、中國古代社會史歷程與史料三方面作出具有一定繫統性的說明，成為高等學校教材。

我在進行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同時，與南開大學歷史繫同仁一道致力於推動社會史研究在史學界的開展，1986年聯合《歷史研究》雜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舉辦（屆）中國社會史研討會，我在會上作了題為《開展社會史研究》的主題演講。此次研討會被學界視作拉開了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序幕，自此之後，社會史研究蓬勃開展，每兩年舉行一次年會，前幾屆我都參與籌備，並出席研討會。

總之，在改革開放初期我提出了開展社會史研究的倡議，組織社會史學術研討會的召開，在復興社會史研究發軔期起到某種推動作用。

2.清史研究是我的史學研究根基

我的研究生學習方向是明清史，畢業論文又是清史內容的，對清史的研治，為我的史學研究打下了基礎，60年來一直在史學領域裡摸爬滾打，始終沒有離開這一領域。我對清史的探究，涉獵面較為廣泛，但在人物傳記、史料學之外，沒有對清史進行繫統的綜合研討，隻是在基礎性研究中，在某項課題中起到發凡起例的作用，如撰寫《清代社會史論綱》（1987年），據以擬出《清人社會生活》一書的綱目，並和常建華教授合作寫出（1989年）。專著則有《雍正傳》（1985年）、《嘗新集——康雍乾三帝與天主教在中國》（2017年）、《清代人物三十題》（2012年），隨筆《清人生活漫步》（1999年），合作編著《康熙事典》（2010年）。

3.中國宗族通史和中國古代社會結構史研究

中國宗族通史是我著力研討的領域，從先秦到近現代，乃至海外華人的宗親會，都有所關注，著有《中國古代的宗族與祠堂》（1998年；日譯本2017年）、《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2005年）、《中國宗族制度與譜牒編纂》（2011年）；主持並纂寫《中國宗族社會》（1994年；2009年增訂為《中國宗族史》），撰有數十篇論文。在論著中試圖理清中國宗族演變史的脈絡，提出宗族發展史的三條標準：宗族領導權掌握在何種社會身份集團手中，宗族的內部結構及其成員的民眾性，宗族生活中宗法原則的變化。據此認為宗族發生五個階段的演變，即先秦典型宗族制，秦唐間世族、士族宗族間大官僚宗族制，明清紳衿富人宗族制，近現代宗族變異時代，異化為向俱樂部方向發展的宗親會。宗族制變化的特點是宗法性逐漸削弱和民眾化，政治功能減弱、社會功能增強。秦漢以降社會是變異型宗法社會、擬制血親史的提出、近代移民與宗族、現代社會的宗族組織的研究，都具有原創性的價值。

在進行社會結構理論探討的同時，從事中國社會結構史的研究，邀約同仁撰著《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1994年），我寫出將近20萬字的“緒論”，敘述先秦至近代前期（1912年）的社會結構演變史，就中，探討了社會結構內部的矛盾鬥爭和社會變化的原因。

4.史料學研討

我對史料學的研討可以說是樂此不疲，寫出兩部專著《清史史料學》（1993年；2013年增訂版）、《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2000年）之外，傾心於社會史史料、視覺史料研究，以及對具體史料文獻的解讀。我的史料學文章除了說明史籍的作者、內容和版本，關照作者的著述態度和史觀，更在於：（甲）考辨史料的真偽，如作《〈雍正朝起居注〉〈上諭內閣〉〈清世宗實錄〉史料異同——兼論歷史檔案的史料價值》（1988年），指明起居注的真實性高於實錄。（乙）說明圖籍的收藏和利用情況，向讀者提供利用的信息，以利運用，就中特別介紹了檔案文書的利用方法。（丙）在史料學局部領域的開拓性：社會史史料的繫統說明、視覺史料學刍議、人物傳記史料來源的擴充——書信、題銘、像傳。

從以上的敘述，讀者不難明了我的研治歷史，即不忘“求新”的要求，立意開拓新方向、新領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