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目 錄

卷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上冊)

第二卷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中冊)

第三卷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下冊)

第四卷  《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

第五卷  《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

第六卷  《20 世紀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術史》

第七卷  《龔自珍研究》

第八卷  《秋瑾研究》

第九卷  《近代六十家詩選》

第十卷  《中國近代文學的歷史地位》

第十一卷  《中國前現代文學的轉型》

 《中國文學的變革:由古典走向現代》

     第十二卷  《20 世紀個二十年中國女性文學研究》

第十三卷  《自西徂東:先哲的文化之旅》

 《學術隨筆集》

 附錄 《郭延禮學術年譜》

第四冊 《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

緒論

什麼是翻譯呢？翻譯就是伴隨著社會交際和文化交往而開始的兩個種族（或語種）間的交流活動。翻譯並不僅僅是兩種表意符號的對應轉換，它還是兩種文化的對話和交流。

翻譯（Translation）古代稱“譯”，開始專指北方的翻譯人員。《禮記·王制》說：“中國，夷，蠻，戎，狄，……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像，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孔穎達疏：“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古代的翻譯人員除北方稱“譯”外，還有稱“寄”“像”“狄鞮”者。上面孔穎達所說的譯“謂陳說外內之言”，也涉及翻譯的本義。他所說的“外內之言”，大約即指周代邊境外的夷、蠻、戎、狄等部落的語言和境內華族的語言。唐代的大經學家、語言學家賈公彥進一步詮釋為：“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周禮·秋官·序官》賈公彥疏。這便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翻譯乃是把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這一見解出現在一千多年之前，很值得我們珍視。

翻譯是不同民族、語種間進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轉換形式，它“是把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話語），在保持內容不變的情況下改變為另一種語言的言語產物”巴爾胡達羅夫著，蔡毅等譯：《語言與翻譯》，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頁。。簡言之，翻譯是把一種語言文字所表達的信息，換成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出來。

人類社會生存著不同民族（種族、部族），也產生了不同語言，他們需要相互交往，表達彼此的思想和情感。使用兩種不同語言的人們，既然要相互溝通，就必須有個中介手段，這就是翻譯。

我國的翻譯歷史極其久遠。夏商周以來，在這些王朝的疆域內外聚居著許多不同的部落和民族。據《左傳》記載，在周朝疆域內就有山戎、犬戎、白狄、赤狄、戎蠻子等十多個部族，所謂西戎、北狄、南蠻、東夷。這些異族在語言和飲食文化方面與居住在中原的華族不同。《左傳·襄公十四年》曾記載戎族酋長戎子駒支的話：“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族）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在周朝邊境外還有更多的異族。華族要與他們交往，既然“言語不達”，就必須有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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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文學研究的開創期 （1919—1949）

一   概說

     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至1949年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開創期。早在五四運動之前學術界就已有了“近代”、“近代文學”這一概念，但其時限卻模糊不清。1914年，江陰學人吳芹編輯並出版了《近代名人文選》、《近代名人詩選》，從《自序》中知，其所謂“近代”大體指清末民初。1918年，沃丘仲子撰《近代名人小傳》，其“近代”主要是指光緒、宣統兩朝。“五四”之後，“近代”、“近代文學”這一概念，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更是屢見不鮮。其所謂“近代”者，大約就是指清末（晚清）或清末民初，如上海文明書局出版的《近代十大家尺牘》（1922）、陳衍的《近代詩鈔》（1923）、嚴偉等人的《近代詩選》、錢萼孫（仲聯）的《近代詩評》（1926），以及30年代汪闢疆的《論近代詩》（1932）、金兆梓的《近代文學鳥瞰》（1933）、錢歌川的《近世文學的特征》（1934）、張爾田的《近代詞人逸事》（1935）、孫竹青的《近代的新體詩》（1936）、杜穎陶的《近代武俠小說的起源》（1948）等。以上論著中的“近代”、“近代文學”的上下限均不清楚，仍是一個模糊概念。但“近代文學”這一概念的出現，畢竟意味著學人們已認識到它和“古代文學”的不同。那麼近代文學，究竟是指什麼時期的文學呢?它的時限範圍是什麼?各家有各家的說法，並未形成共識。1929年，陳子展著《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上海:中華書局），他在書中說:“所謂近代究竟從何時說起?我想來想去，纔決定……斷自‘戊戌維新運動'時候（1898）說起” ① ;陳獨秀曾主張&ldq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 ② ;鄭振鐸則謂“近代文學開始於明世1522年），而終止於五四運動之前（民國七1918年）” ③ ，錢基博撰《現代中國文學史》，似又把“現代”視為“近代”。總之，在20世紀50年代前，近代文學始終未形成一個明確的科學概念。盡管如此，從“五四”到1949年，近代文學研究工作仍取得了很大成績:論述了近代文學範圍內的主要作家作品、社團流派及其文學現像，奠定了近代文學的研究基礎。在這方面成績尤為突出的是魯迅、胡適、鄭振鐸、阿英、陳子展諸前輩學者。較早論述近代文學的是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此文因繫紀念《申報》五十周年而作，它所論述的範圍也就隻能是1872—1922年的五十年，但恰恰這五十年正是中國近代文學繁榮、有代表性的時期。胡適寫此著並無意於總結近代文學，但在客觀上卻為近代文學描繪了一個輪廓，如果說他為近代文學建構了一個敘述框架，似乎也不為過分。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當他站在新文學的立場上來審視這五十年文學變遷的歷史時，他發現“這五十年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以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它的重要就在於這五十年“乃是新舊文學過渡時代不能免的一個階級（按:原文作此）” ① ，胡適在論著中開宗明義的這幾句話，正表明他並非一味“攻擊”舊文學，而倒頗有點清醒的“歷史主義”觀點。在中國近代小說研究中，成就突出、影響的是魯迅先生。魯迅1920年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課，寫有《小說史講義》。1923、1924年又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略》（北京:新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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