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 001
《詩三百篇》臆札 001
《左傳》叢札 021
《論語》叢札 058
《曲禮》《檀弓》叢札 090
《史記》叢札 112
古樂府臆札 140
附：俞平伯先生來信 140
讀詩散札 153
杜詩臆札 166
白居易詩臆札 179
韓文瑣札 194
王安石詩臆札 199
讀詞臆札 221
讀詞散札 236
詞語叢札 246
《文選》枚乘《七發》李善注訂補 286
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卷一）摭遺 301
讀錢南揚校注《琵琶記》札記 355

自 序
這本讀書札記是我從1956年以來、特別是十年動亂中幾次蹲“牛棚”的間歇期間陸續撰寫的，約四五十萬言。二十多年中隻成此瑣屑饤饾之作，不僅數量少得可憐，就是內容也是不足觀的。
此書曾兩次付印。次是1958年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書名《讀人所常見書日札》，隻有十萬字左右，早已絕版。第二次於1978年結集，大體如目前這個樣子，承香港中華書局允予出版，卻遲至1982年始印成問世。這次在國內付印，我又做了較大的修改增刪。其中《讀詩散札》《杜詩臆札》和《韓文瑣札》是新補入的，為港版所無；《論語叢札》《古樂府臆札》《詞語叢札》和《王安石詩臆札》都做了新的補充；其他各篇都不同程度地做了修改，個別地方改動還比較大。原來的《古詩叢札》和《唐宋詩叢札》則刪去了十篇零星札記，而港版中的《長短句臆話》和《讀書雜考》兩部分，已完全刪掉了。因此這個第三次印本實際上市原來兩版的修訂本，而非舊書重印。特在此向讀者交代清楚。
清朝人講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我自己則認為三者必須兼而有之。不通訓詁章句之學，治辭章就成了空話；而欲明義理，不僅要從考據入手，而且靠辭章表達也很重要。但這本內容龐雜的書占比重的還是談考據的東西，不免枯燥乏味，尚請讀者諒之。
我生平讀書治學，是從述而不作開始的。後來逐漸進入以述為作階段，即在前人各種不同意見中選擇自己認為正確合理的東西加以肯定。近年來為自己寫文章訂了兩條守則：一是沒有自己的一得之見決不下筆，哪怕這一看法與前人隻相去一間，卻畢竟是自己的點滴心得；二是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決不人雲亦雲，稗販前人舊說，更不偷懶用第二手資料，這姑且稱之為述中有作吧。收在這本叢札裡的大大小小的文字，以述為作的占多數，間或也有述中有作的。當然“作”並不等於結論正確，隻是自己以為尚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已。這還有聽取讀者的批評和經歷時間的考驗。
賢者識其大者，而不賢者隻能識小掇瑣。我學無專長，不能自成一家之言，所以甘為此饤饾瑣屑之札記。倘能為學林增一磚添一甓，也算未虛度此生。若夫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自問不足以與為，惟俟賢者。
本書有些稿本，承俞平伯先生、周一良先生和幾位朋友提出意見，而出版社又委托一良先生審讀全稿，付出勞動尤多，謹此致謝。所收文字截至1982年初，餘年倘有續作，當別行付梓，不再糾葛此書矣。
吳小如
1982年8月記於北京

《詩三百篇》臆札
前 言
1938年秋，予在津門從朱經畬師受業，始知《詩三百篇》之學，於毛、鄭、孔、朱外，有姚際恆、崔述與方玉潤諸家。翌年秋，入京避津市水災，日詣北京圖書館，手錄明、清人說《詩》專著；如郝敬《原解》、姚舜牧《疑問》、姚際恆《通論》、方玉潤《原始》諸書，皆於此時寓目。1950年秋，予為津沽大學諸生講授《詩三百篇》，時僅一年，然涉獵多方，頗有所積。時賢如郭沫若、聞一多、鄭振鐸諸人之說，亦擇善而從；而俞平伯、馮文炳兩師所論著，采擷尤多。至於詁訓章句之義，則深嘆清人治詩如陳啟源、王引之、陳奂、胡承珙、馬瑞辰、俞曲園諸家，所發明者實遠勝前哲。及1956年，注釋《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乃於《毛詩》之外，復比勘三家；於《清經解》之外，復追蹤《通志堂經解》；於古今專籍之外，復泛求而雜覽。斯則遊澤承師啟迪之效。然博涉旁搜，如墮煙海，終難反約。今日追思，所得幾何！而屈指垂四十年矣。爰取舊日所積，稍事董理，以其有一得之愚、一孔之見者，彙成《臆札》。非敢以述為作也，聊以野老之曝，博通人之粲雲爾。甲寅八月校訖識於都門中關村寓廬。
一、駁《葛覃》為怨詩說
《中華文史論叢》第五輯（1964年6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載李平心氏《詩經新解》，節為《釋〈葛覃〉篇》。略謂此詩“函義晦”，古今學者“於此詩義旨全未通曉”。且雲：“今推考全詩的文理與義據，可以看出，詩人是用所謂‘志而晦’‘宛而成章’的比興手法，曲折地描繪了一個蒙讒受屈的貴婦的哀怨。自來說詩者都不解古代諧文體，遂使原詩義旨沉霾千載。”又於此文“小結”中雲：“《詩經》中存在無數需要重新探討的問題，即如六義，特別是其中關於興的實質問題，就一直沒有得到正確解決。我曾假定，興就是諧。”蓋李氏方以諧說詩為獨得不傳之秘，實則主觀臆測，莫此為甚。今但舉此詩首二章所說諧之義而駁之，則全篇非怨詩之義自明。至於所釋他詩中所謂諧雲者，不復縷辨駁。蓋舉一自足反三也。
葛之覃兮，施於中谷。
平心雲：“在《詩經》中，凡言葛，不是像征已婚的婦女，就是暗射某種依附關繫，因為葛是緣附他物而生的豆科植物。葛覃之葛，實隱指一個貴婦，而中谷則隱指她的丈夫。‘葛之覃兮，施於中谷’，即以葛籐蔓延於中谷，隱喻多年依附於她的顯貴丈夫。”今按：以葛隱指貴婦，以中谷隱指其夫，此純屬臆測。既言葛“緣附他物”。則所緣附者必當為另一較高大之植物，如“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是也。杜甫詩“兔絲附蓬麻”，正本於此。而此詩但言“施於中谷”，非依附於他種植物明矣。《老子》謂“谷神不死”，實以谷為虛牝之像也，今反以中谷為“隱指”其夫，何所據而雲然乎？且又何以見其必為顯貴耶？況“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彼“谷”又將何所喻乎？《新解》斥前人說《詩》為“荒誕”“乖違”，實則其本人所論，亦不免為通人所譏也。
維葉萋萋，黃鳥於飛。集於灌木，其鳴喈喈。
平心雲：“葉與萋萋亦為雙關詞，葉諧攝，萋諧妻；意謂她嫁給那位貴族，多歷年所，成為丈夫的內助。但是不幸，讒人的誣罔把她的幸福打斷了。那‘集於灌木’喈喈而鳴的‘黃鳥’，就像‘止於樊（棘、榛）’的‘營營青蠅’（青蠅乃喻讒言者，見《小雅·青蠅》），向她的丈夫進讒，使她蒙受了不白之冤。”今按：“萋萋”一詞，《三百篇》屢見之矣，如《杕杜》之“有杕之杜，其葉萋萋”、《大田》之“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是也；或作“淒淒”，如《蒹葮》之“蒹葮淒淒”是也；或但作“萋”，《巷伯》之“萋兮斐兮”是也；或作“有萋”，《有客》之“有萋有且”是也；而與鳥鳴喈喈連文者尤多，如《出車》之“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與《卷阿》之“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是也。豈一切“萋”“淒”字皆諧“妻”之義乎？抑一切從妻得聲之字皆寓妻之義乎？豈《出車》《卷阿》二詩所言，亦為妻受讒言之誣罔乎？而“黃鳥”在《三百篇》中亦數數見矣，乃以喈喈而鳴之黃鳥與夫營營而飛之青蠅相提並論，不惟古今說詩者無此一解，即求之《三百篇》亦無可供佐證者也。夫“止於棘”之“交交黃鳥”，豈陷三良於死地之讒人乎？夫“黃鳥黃鳥，無集於穀，無啄我粟”，固以喻“此邦之人”“不我肯穀”。然初非黃鳥讒於“此邦之人”而後始“不我肯穀”也。又如“睆黃鳥，載好其音”，豈七子之“莫慰母心”，皆緣黃鳥進讒之過乎？而“緜蠻黃鳥”又當何所指何所喻乎？況“喈喈”者，和鳴之聲也，所謂“載好其音”也，非“營營”“薨薨”之比也，豈可等而同之乎？執此以質之，悉扞格而難通，則釋《葛覃》全詩之為臆說，可不言而喻矣。
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為绤，服之無。
平心雲：“莫莫也是雙關詞，諧母。古音母雖在之部，但可以讀歸魚部，莫、母雙聲疊韻。這是說，她已經做了母親，一切都很美滿。她歷盡艱辛，生兒育女，為的是讓他們長大成人，永遠服事父母；就宛如葛莖經過收割和煮煉，用它的纖維織成細布和粗布，為的是讓它們裁制成衣，作為久不離身的燕服與禮服（服字亦義取雙關）……”今按：莫之諧母，同為臆說。《旱麓》之“莫莫葛藟”，亦諧母乎？“是刈是濩”以下，明明為直陳其事之賦體，乃反以為比喻，則諧之為用，尚有止境乎？“宛如”以下雲雲，全無依據。夫以葛之纖維作為绤，與生兒育女何干？與绤，孰為男孰為女乎？以此求信於人，戛戛乎其難矣。
他如釋此詩第三章之“言告言歸”與“歸寧父母”，忽而釋為“無限悲憤”，“決定同……丈夫決裂”，“表達了她對專橫丈夫與讒佞小人的強烈抗議”；忽而又言“詩中不言大歸，而言歸寧，乃是詩人故示‘敦厚’的宛辭”，自相矛盾，全無準則，茲不復一一駁之矣。
夫風雅有正變，固不足以盡信。然一詩為怨為愛，為喜為怒，為美為刺，雖非通人，亦不難明辨之也。五四運動以來，或有釋《葛覃》為女工休假之作，已貽譏於識者；而今則釋此詩為與《谷風》《氓》等篇相埒之怨詩，真莊生所謂荒唐之言，大相徑庭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