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001 總序

005 關於演講（代序）

讀書與做人

輯

002 我往何處去

021 “五四”前夕思魯迅：全球化時代如何造就偉大的個體

030 從魯迅到巴金：魯迅精神的當代意義及傳承

038 巴金研究的困難與展望

051 我的導師賈植芳先生

073 回顧文學道路四十年

第二輯

088 試談《野草》的先鋒意識

096 曹禺《雷雨》解讀

110 巴金《家》解讀

133 張愛玲《金鎖記》解讀

145 當代短篇小說的閱讀

162 莫言與中國當代文學創作

179 文本細讀的幾個前提

工作與崗位

第三輯

002 先鋒與常態

026 從“少年情懷”到“中年危機”

——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視角

045 海派文學的兩個傳統

058 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學

080 新世紀以來長篇小說創作狀況

101 批評與創作的同構關繫：兼談新世紀文學的危機與挑戰

128 學院·學院派·學院批評

第四輯

144 人文教育的位置

153 真正的“五四”精神與教育的理想主義

160 談談大學的人文教育

168 現代出版和現代知識分子的形成

178 當代文化走向與出版對策

192 對中國文學外譯的幾點看法

204 編後記劉安琪胡讀書

總序

張安慶先生為團結出版社策劃一套“邊角料書繫”，他來約稿，鼓勵我編幾種“邊角料”為他的新的工作策劃壯壯行色。我當然很樂意。

在我的記憶中，以前上海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很珍惜邊角料的。我年輕的時候，任何日用品都需要憑票供應，買衣服更是如此，所以，是上海人做人家的要義。那時媽媽買了一部縫紉機，學會自己動手做衣服，我則學會了裁剪。也沒有什麼名師指點，隻是買一本裁剪指導之類的書，根據書上指導，依樣畫葫蘆地量體裁衣，先是在舊報紙上琢磨裁剪，然後再把紙樣按在布上，用一分錢買來的彩粉劃劃改改，大著膽子就剪下來了。這樣“三腳貓”做出來的衣褲，居然還是能夠穿上身的。但是就在自鳴得意之際，被一些內行看了，搖搖頭說，這樣裁剪太浪費了，平白糟蹋了許多布料呢。於是開始謹慎地學裁剪，果然，用心裁剪，隻要位置稍微偏一點點，大襠處就可以省出一塊布料——這就是邊角料。有時候，幾件衣褲套著裁剪，可以省出好多邊角料，用來做鞋面，做口袋布，做假領子，這纔是見功夫的裁剪本領。

所以，邊角料，本來就是整塊布料的一部分，你不在意，它就不存在；你若在意，它還是能夠發揮很好作用；若過分在意，把整塊布料弄得零零碎碎，當然也是過於浪費，更是不行。一切都在於恰到好處，經濟實惠。用上海話來說，學裁剪要學會“候分掐數”。弄文字的人，也應該學會處理邊角料。寫論文，創作小說，都是整塊布料上裁剪出來的服裝，除此而外，為了積累零星素材，積累點滴思想，作家的筆記、書信、日記、隨筆……一切信手撚來的文字形式都屬於邊角料之類。在我的閱讀中，遇到過好幾本極為難得的“邊角料”。本就是我的導師賈植芳先生所翻譯的《契訶夫手記》，裡面記載了許多作家的神來之筆，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第二本是錢理群先生編的《刪餘集》，忘了是哪一家出版社出的，長長短短的文字保存了極為珍貴的歷史鏽跡；還有第三本，王觀泉先生編的《魯迅與裡維拉》，都是邊邊角角的剪報材料，竟編出了一本天下奇書。

接下來就要說到我自己提供的“邊角料”了。2017年底廣東人民出版社剛剛推出我的七卷本文集，所以正兒八經的學術論文，已經無法再結集出版了。計劃中的好幾種專著，也都無法頃刻間完成。但是邊角料總還是有的，打開電腦，翻箱底似的尋找出來，大致分作四類的文章：類是我的演講錄，我在大約六七年前編過一本演講錄，也是在張安慶先生的操刀下編輯出版的，書名為《從魯迅到巴金：陳思和人文學術演講錄》，由上海中西書局出版。現在是在這本演講錄的基礎上重新編過，篇目也有很大的不同；第二類是訪談錄，一般發表在媒體上的訪談，除個別篇什，很少被收入我的編年文集，但是我有個習慣，凡公開發表的文字，我都是過目修改的，所以也算是比較負責的文字；第三類是書簡，其實也不是普通書簡，我以前寫評論文章，有時候是當作讀後感，直接與作家進行交流，後來覺得這種形式的評論比較自由，不那麼正規，寫起來更加隨性，所以就有意識地嘗試著寫。那時朱光潛的《談美書簡》流行一時，我也很想出版一部書簡體的評論集。當然這個夢想也沒有實現，這些文字大部分都成了“邊角料”；第四類是雜感集，雜感的形式，是一百多年前《新青年》發明的，叫作隨感錄，當時湧現出兩個雜感大家，一個是陳獨秀，一個是魯迅。魯迅編輯《而已集》的時候，依然把自己這一類短文稱作雜感，後來魯迅編自己的文集，把各類文章（也包括雜感）編在一起結集出版，稱作雜文集。再後來人們把作為文體的雜感與作為編書體例的雜文集混為一談，於是廣義地稱作“雜文”，而雜感作為一類文體的名稱，反倒壽終正寢了。在魯迅的著作裡，雜感是他主要的寫作形式，當然是整塊的布料，而我，實在是偶爾為之，也很少收入文集，所以仍然是我的邊角料了。

我還要說明的是，這四種“邊角料”的編輯工作，我分別邀請我的學生劉安琪、胡讀書、陳丙傑、劉天藝和陳昶來參與，他們幫我搜集、整理、編選、校對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我是有意把這項繁瑣的工作交給他們來做。在我看來，中文繫培養出來的學生，不僅要學會做學術研究、寫高頭文章，同時還應該學會做具體的與學術有關的工作，譬如學會操辦一次學術會議、完整編輯一本書、獨立主講一門專業課程，等等，知識分子從事的學術工作很具體，忌諱的就是眼高手低，或者眼低手也低，什麼豐功偉業都需要從點點滴滴開始做起。我希望通過這次編輯工作，學生們獲得具體的工作經驗和工作能力，從而提高學術服務的自覺。

是為序。

陳思和      

2019年2月13日寫於魚焦了齋

莫言與中國當代文學創作

老師們、同學們好！我很高興在廣州大學城跟大家交流。 今天上午，我在市委讀書班也有一個演講，有個聽眾給我提了 一個問題，“高行健和莫言都得諾貝爾獎，這兩個人，誰的水 平更高一些”，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以前也沒有想過。後來 我就做了一個簡單的回答。但是這個問題還在我的腦子裡一直 盤旋，我與同學們的分享就從諾貝爾文學獎開始。

那位聽眾說的問題是這樣的：我們對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 有很大的爭議和關注，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莫言是個獲諾 貝爾獎的中國人，高行健加入了法國籍，現在算是法國作家。 但高行健在 1980 年代是中國作家，也是中國很有名的戲劇家。 從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來說，瑞典文學院從 1901 年開始頒布 諾貝爾文學獎到 2012 年，前面共有 108 個獲獎者，正好 108 將，莫言是第 109 將。瑞典文學院對中國、或者說東方一直是 關注的，在 1913 年，印度一個詩人泰戈爾獲獎的時候，實際 上已經表明他們對東方這塊土地開始關注了，眼睛不隻是關注 西方。泰戈爾是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亞洲作家。

諾貝爾獎是從 1901 年開始的，到 1913 年纔過了十三年，泰戈爾就獲得了這個獎，泰戈爾是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亞洲 作家。可是整整一百年過去了，莫言是 2012 年獲得了諾貝爾 文學獎。在這一百年中，整個亞洲地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沒 有幾個。尤其是東亞地區，大概日本有兩個，中國本來也有兩 個，但是其中一位高行健先生加入了法國國籍，算法國人了。 那麼今天來講，莫言就是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 家。這一百年來，從印度到日本到中國都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歷 史，這個歷史過程中，所有的東亞國家對諾貝爾文學獎都有 期待。就在泰戈爾獲得諾貝爾獎的前夕，中國學者錢智修就在 當時有影響力的《東方雜志》上發表文章，介紹泰戈爾的人 生觀。泰戈爾獲了諾貝爾文學獎以後，在世界上影響就越來越 大了。

當年泰戈爾得獎和去年莫言得獎一樣，引起過激烈的爭 論。歐洲人對亞洲的文化是很不了解的，泰戈爾是印度人，當 時印度尚未獨立，是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難道殖民地的人也 可以得歐洲這麼重要的一個獎項嗎？我看過一個材料，當時英 國很多人推崇泰戈爾的詩集《吉檀迦利》，有評論家認為，泰 戈爾的英文非常好。泰戈爾在殖民地受英語教育，泰戈爾英語 好到什麼程度呢？泰戈爾當年在英國出版詩集《吉檀迦利》， 英國人讀了之後，認為這個印度人寫的英文，就像是英國人寫 的那樣好，所以他完全有資格得獎。下邊的意思就不好聽了， 泰戈爾的得獎也側面證明了英國殖民政策的深入普及，反映出 殖民政策的成功。

正因為這樣，泰戈爾的身份非常復雜，他一方面被亞洲人 視為是亞洲文化的光榮，另一方面又被西方人視為是西方文明的勝利。泰戈爾也很糾結，他到日本、中國來訪問，發表演 講，要劃清與西方文明的界限，強調自己雖是英國統治下的臣 民但卻是東方文化的代表，他得獎是因為他代表了東方文化。 為了弘揚東方文化這一理想，泰戈爾在印度創辦了一所國際大 學，希望把日本、中國、印度文化融合起來，同時聘請老師教 日本、中國、印度文化，他希望將來東方文化能融合成一股力 量來與西方文化抗衡。他認為西方文化都是統一的，都來源於 希臘與希伯來，但東方文化卻各有特點，所以他有一個理想就 是希望東方文化的融合，並為之去日本、中國演講，希望加強 這三個國家的友誼。

泰戈爾到日本去是乘興而去，敗興而回，遭到了日本主流 社會的排斥。日本人反感他的東方文化話題，因為日本人正忙 於“脫亞入歐”，急於擺脫亞洲傳統尤其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影 響，向歐洲的現代化靠攏，因此泰戈爾在日本預定的演講等 都被取消了。1924 年泰戈爾到中國也是這樣，遭到了“五四” 時期文化骨干人物諸如陳獨秀、瞿秋白、茅盾等人的反對。陳 獨秀態度為激烈，他認為泰戈爾所講的東方文化，我們有的 是，都要拋棄了，你來講這個干什麼？因此泰戈爾很傷心，他 覺得自己是把你們當作親愛的兄弟而來，做的是當年玄奘溝通 中印文化的事業，可是中國人、日本人都不歡迎他。

這種文化的尷尬在經過了一百年以後，到了今天仍然存 在，現在莫言得獎也是引起了很大爭論。莫言該不該得獎？莫 言水平夠不夠得獎？這跟當年罵泰戈爾差不多。現在的爭論中 有一個觀點非常有意思，這一看法不僅來自中國，也來自歐洲 的漢學家。他們認為莫言為什麼得獎呢？是因為翻譯好。他們特別提出一個例子，就是美國教授葛浩文的翻譯實在好。葛 浩文把莫言文中所有西方人不歡迎的東西全部刪掉，等於將莫 言的故事重新講了一遍。所以不是莫言得這個獎，而是葛浩文 得獎。這個觀點到近還有人在說。我想東方人要獲得西方人 的一個獎實在辛苦，好不容易得到後，還會有一個語言的資格 問題。

東方人與西方人的語言是不通的。西方人覺得泰戈爾當年 是用英文出版《吉檀迦利》而不是孟加拉語，獲獎不是泰戈爾 好，而是因為英文好。莫言用中文寫作，是通過英文、瑞典文 等翻譯，因此獲獎不是莫言好，而是翻譯好。無論是泰戈爾還 是莫言，所遇到的爭論是相似的，就是東方文化、東方作家不 配得西方的獎，這種觀念根深蒂固。所以還是魯迅比較聰明。 魯迅當年婉拒了有人建議他參與諾貝爾文學獎提名。魯迅回答 的原話是：“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 這錢，還欠努力。”他還說：“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 爾賞金的人，瑞典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 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 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魯迅說得很坦率，如果 外國人因為我是東方人而照顧我，那我寧可不要這個獎。可以 看出，一百年過去了，東西方文化之間的隔閡還是很深的。這 個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語言的問題。在諾貝爾文學獎 的評委裡面，我還沒搞清楚評委們看的是莫言小說的哪一個文 本，評委中除了馬悅然懂中文之外，其他十七個評委看的可能 是法文、英文或者瑞典文。這種說法有沒有根據？也是有根據 的，因為評委們看的不是中文文本。

但我後來看了評獎委員會關於莫言獲獎的頒獎辭，我認為 他們是看懂了莫言的作品。頒獎辭中不僅說莫言是中國民族文 化傳統的繼承者，也說莫言是歐洲拉伯雷傳統下的優秀作家之 一。我感到他們真的是看懂莫言了，這不僅僅是語言的問題， 讓我感到非常欣慰。我一直認為，莫言的民間立場和民間寫作 與拉伯雷所代表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狂歡傳統有相似之處。 就像巴赫金論述拉伯雷時說的，拉伯雷所代表的民間傳統的美 學觀念，與歐洲主流的資產階級的美學觀念是不一樣的。“由 於這種民間性，拉伯雷的作品纔有著特殊的‘非文學性’，也 就是說，他的眾多形像不符合自 16 世紀末迄今一切占統治地 位的文學性標準和規範，無論它們的內容有過什麼變化。拉伯 雷遠遠超過莎士比亞或塞萬提斯，因為他們隻是不符合較為狹 隘的古典標準而已。拉伯雷的形像固有某種特殊的、原則性的 和無法遏制的‘非官方性’：任何教條主義、任何專橫性、任 何片面的嚴肅性都不可能與拉伯雷的形像共融，這些形像與一 切完成性和穩定性、一切狹隘的嚴肅性、與思想和世界觀領域 裡的一切現成性和確定性都是相敵對的。”我們國內很多人批 評莫言，總是說莫言的作品寫得很粗鄙，或者說寫得很肮髒、 暴力。莫言被人批評的，基本上就是這些問題。但諾貝爾文學 獎的頒獎辭裡，沒有把莫言歸到西方現代主義傳統下理解，沒 有把莫言歸到西方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下理解，也沒有把莫 言歸到西方資產階級小布爾喬亞的文化傳統下面理解，而是很 清楚地把莫言歸納到歐洲的民間文化傳統下理解。這就好理解 了，莫言所代表的民間文化立場，不僅僅是中國獨有的，也具 有世界性的因素。

前蘇聯的文藝批評家巴赫金的博士論文討論的就是拉伯雷 以來的歐洲民間文學傳統以及拉伯雷的文學史意義。拉伯雷 是文藝復興以後的法國作家，是和塞萬提斯、莎士比亞齊名的 作家。莎士比亞家喻戶曉，一部《堂吉訶德》也使得大家認識 了塞萬提斯，但我們對拉伯雷卻不太熟悉，這是為什麼呢？因 為在整個歐洲拉伯雷的傳統也是被遮蔽的。歐洲以中產階級為 核心的主流讀者也不喜歡拉伯雷。拉伯雷走的是和莎士比亞戲 劇、塞萬提斯的騎士風格不同的民間傳統。這個民間也是粗俗 化的，把人的力量物質化，寫的也是所謂“下半身”的旺盛的 生命力，這些長期以來都是被歐洲文學遮蔽掉的。拉伯雷受到 宗教的迫害，作品也被禁止。可見歐洲文學對這種民間文化是 排斥的。而正是前蘇聯的批評家巴赫金把拉伯雷的精神弘揚出 來，他把拉伯雷的文化梳理成歐洲民間狂歡的傳統，是一種充 滿民間力量，也就是社會底層人民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以一 種粗俗的姿態對抗資產階級美學。在巴赫金看來，“拉伯雷就 是這種民間狂歡式的笑在世界文學中偉大的體現者和集大 成者”。

在文學史上，不僅在中國，西方國家也有這樣一種悠久的 民間傳統。而這種傳統就是寫底層，體現了下層人民的一種美 學，一種力量，強調了生命力，莫言恰恰是在這樣的領域裡作 出了貢獻。所以當我們是用一種高雅文化的態度去談莫言是很 難的，莫言的語言不美，而江蘇作家汪曾祺的語言美得多了； 莫言所塑造的形像很粗糙，可是他那種人物的生命力量，那種 對生命的謳歌和贊美，這是中國也好歐洲也好都很缺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