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觀、群、怨”古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這一段話，歷來為人所重視。有的研究工作者據此而把孔子視作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現實主義理論的奠基者。這個問題究竟應該怎樣論證，似乎還可以再研究。

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論民族自決權》）考察孔子的詩論，也應把它提到春秋後期的歷史環境中，作出具體的分析。

然則“興、觀、群、怨”的涵義究竟是什麼？

什麼叫“興”？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說釋為“引譬連類”，朱熹《論語集注》解作“感發志意”，和孔子的原意還比較接近。近人把它解釋成文學的感染力，說是文學能有振奮人心的作用，則是抽掉了孔子學說的具體內容，把它作為文學理論上的一般原理對待了。

《論語》中記載有“詩可以興”的例子。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

春秋之時，政界有“賦詩言志”的風氣，理解詩意時，又有“斷章取義”的作風。孔子教育學生的目的本在謀求從政。因此他在講授詩時也照“賦詩言志”的路子進行訓練，不注意鑽研詩的本意，著重詩義的引申。從上述二例中可以看到他的教學方法的特點：詩中含有教誨意味的句子，他就引用過來作為道德的訓詞；詩中本無教誨意味的句子，他也要引導人家去悟出人生的至理。這大約就是他心目中“引譬連類”“感發志意”的作用。

孔子是積極參加政治實踐的思想家。他在論詩之時，處處不忘利用文藝進行倫理道德方面的教育，總想轉彎抹角地把結論提到“禮”這個綱上去。《困學記聞》卷五引《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上述二例正是這種教育方法的最好說明。所謂“禮”，即周代貴族制訂的一套典章制度和道德規範。孔子生當禮崩樂壞之時，而又熱衷於復興周禮，因此，他的政治活動、教學工作以及對詩的闡述和運用，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自己也說：“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為此他抓住詩、禮二者巧妙地進行思想教育，水平之高，甚至引起了弟子們的驚異。顏淵喟然嘆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子罕》）凡此均足說明他的教學目的在於使人“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他認識到了學詩可“感發”“志意”，提高倫理道德方面的修養，因此他提出詩有“興”的功能並要求利用這種功能。這種認識並不是從研究詩的文學特點作出的結論，不能把“興”單純解作文學的感染力量。

什麼叫“觀”？《集解》引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近人把它解作文學的認識作用，認為讀者在作品中可以了解它所反映的時代生活。這與孔子的原意也有出入。

根據古籍記載，周代曾有采詩觀風的制度。《漢書·食貨志》曰：“孟春六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此說詳情固不明，但與周代賦詩觀風之習卻相合。《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吳季札觀樂於魯，能從各國聲詩的特點中覘測其民情風俗與政教盛衰。這段文字容或有渲染過甚之處，但仍不失為“詩可以觀”的事例之一。他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趙孟請鄭國的七個大夫賦詩，“亦以觀七子之志”；昭公十六年記韓宣子請鄭六卿賦詩，“亦以知鄭志”。通過賦詩觀察對方志意，也當是“詩可以觀”的內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