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一
這是一本寫二十世紀的書。它與那個世紀一起開篇,又一起結尾。
很多人會想,二十世紀?太近了吧。但是,這種時間觀念已被質疑。近幾年經常看到一批伶牙俐齒的少年評論家在各種傳媒上發言,說“九○後是老舊的一代”。我一聽總想笑,卻又立即把笑容收起。他們所說的“九○後”,是在二十世紀臨近結尾時纔呱呱墜地的一代。連那時的嬰兒都已“老舊”,我們還能說此前百年的歷史“太近了”嗎?
可以想像,過不了多久,這些伶牙俐齒的少年評論家就會長成高大魁梧的權威評論家。對他們來說,二十世紀,早已成為一段連通祖父墓地的斑駁蒼苔。
可能連斑駁蒼苔都不如。因為這段歷史向來習慣於枯燥的概念,不僅沒有蒼苔的綠色,而且也沒有古代史的趣味。因此,它必然被厭倦,被嫌棄,被遺忘。
對此,我心有不甘。
並不是因為我曾經參與,而是因為我從宏觀的國際視野認定,中國的二十世紀,有跌宕起伏的戲劇性。這種戲劇性有好幾個支點,其中集中的一個支點,是上海。
那就巧了。二十世紀的上海,正是我家三代棲息之所在,因此,我也就為這段歷史找到了一條擺脫枯燥概念的小路,那就是具體地敘述一個普通家庭的生存經歷。
不是寫歷史,因為我顧不上別的門庭,因此也無法作出任何概括,得出任何結論。
也不是寫小說,因為我在敘述中發現,質樸、簡潔的力量,遠遠超過虛構。一件件事情為什麼能說得質樸、簡潔?因為被太多的眼淚和嘆息衝洗過了,已經舍不得留下任何塗飾的印痕。
很多片斷互不相關,很多人物來去無蹤——這也都順其自然,照樣留存,不作過度的編織。稍有編織之處,隻是把兩個真實的人,合成了書中的一個次要人物。
我相信,再過多少年,也許會有好奇的新一代,反而對這樣的質樸敘述產生興趣。
二
這本書的作者,由我署名。但是,前半部分更重要的作者,是我的爸爸、媽媽和祖母。
事情是這樣的——
一九六六年我還不足二十歲時,遇到了一場主義的政治運動,爸爸被長期關押,叔叔被迫害致死,八口人失去生活來源。爸爸在隔離室裡被責令每天書寫“交代材料”,“坦白反動的一生”。爸爸是個平凡的人,從來沒有資格做任何“反動”的事、“革命”的事、值得一寫的事,他隻希望用厚厚的自述文稿激發暴徒內心的一絲善良,把他早一點釋放,發還工資,讓我們全家免於斷炊之苦。寫了幾個月,他本來就患有眼疾,一時大大發作,既不能看,也不能寫了。暴徒們隻得隔幾天放他回家一次,由他口述,由我代筆。
我本來是反對爸爸寫那麼多“交代”的,但是看著他懇求的表情,顫抖的聲音,我感動了,就開始記錄。初一聽,這是一堆瑣碎的生活流水賬,但聽著聽著我漸漸珍惜起來。爸爸口述時,坐在邊上的媽媽和祖母還會增添幾句心酸的回憶。我畢竟懂得文學,也就特別從一些人情生態的節點上向他們仔細詢問。
就這樣,我們一家在抽抽噎噎之中完成了一個特殊的記憶作品。這在正常年月,幾乎不可能做到。
爸爸用藍色復寫紙留下了厚厚一份底稿。十年之後我曾試圖整理一下,但一整理就發現原來的稿本實在太長,必須大大刪節;還有一些記憶缺漏,又向舅舅、姨媽、老鄰居、老世交作了查詢。
這就是本書上半部分初稿的成因。
本書後半部分,寫了那場運動過去之後的事,那時父母已老,就要以我自己的經歷為主了。我嚴守一個原則:即使漫天風雲,也隻從自家小窗口看出去。如果與窗內居息關繫不大,那麼,再重要的歷史事件,也不寫。
我把這樣的寫作,稱之為“記憶文學”。
三
本書以比較顯目的方式,把幾十幀相關的照片刊於後。
我長期研究視覺美學,因此對形像的感性力量,寄予高度信任。世上感覺正常的人,都能對一個陌生人的眼神,一個舞臺劇的形態,快速作出優劣判斷和等級判斷。雖然可能有錯,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判斷就是終極判斷。因此,一張照片所傳遞的信息,往往超過十篇論文。
而且,照片也能穿越時間發出潔淨的聲音,然後引出真切的疑問。例如,看了我嶽父和叔叔的照片,隔代的後人就會奇怪:這樣正派的男人怎麼會在二十世紀無法生存?看了我妻子的劇照,他們更為奇怪:這樣出色的藝術家怎麼會在二十世紀被迫失業?
把形像留下,把疑問留下,二十世紀也就留下了真實的自己。
當我寫這篇自序的時候,二十世紀已經過去了十九年。在中國歷史上,二十年算作一代,因此,整本書到今天已成了“隔代遺本”。隔代,就是隔了一堵高牆。我原來也是這堵世紀高牆那邊的人,現在已經站在牆外那麼多年了,因此有資格憑著那麼多年的“疏離清醒”,作一點“隔代之悟”,供高牆這邊的年輕人參考。對於今後世代的讀者來說,也多了一層間離風景。
我的“隔代之悟”,自由地出現在不少章節之後。但這並不是隨意的外加,而是本書的特殊結構方式,希望讀者朋友注意。
至於二十世紀結束之後十九年的生存記憶,可看《 門孔 》一書的部分章節。那書也可稱之為“記憶文學”,但範圍較廣,涉及了一大批與我有交往的世紀文化精英,被人稱為“《 中國文脈 》的當代續篇”。
二○一九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