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許多人一樣，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也與書中的人物交朋友。這是讀者和作者之間一種奇異的關繫。對一位聲名長盛不衰的詩人或小說家，我們的了解會逐漸比對我們同時代、同地域的人更為詳盡；某種意義上，我們與他們的關繫也比愛和友誼來得更加親近。在一個外省小鎮長大的我為那些局外人所吸引，尤其是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中的瑪吉·塔利弗（Maggie Tulliver）一樣的女孩——像她的創造者喬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本人一樣，她是個無法為自己向上求索的天性找到安放之處的、躁動而聰穎的女孩。後來，我愛上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在暗夜中的所見，暗夜中她看透局外人的心靈和思想，他們陰翳中的自我在白日的強光下褪色、消散。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吶喊出的對“外在世界”的輕視和對“內在世界”的擁抱也讓我深深信服。她們在世時都是局外人，盡管痛苦，但與社會的疏離也的確使她們開口吐露了那些不得不言說的東西。

童年時，我一直陪著生病的母親，深知對局外者的同情之感；但與此同時，我很早就為他們身上擁有的可能性所震動：比如我的母親，她的疏離能讓她對世界擁有別樣的理解。那些對我意義非凡的局外人告訴我們的並非我們是誰，而是我們可能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選擇了五位卓越的局外人——她們的聲音都在十九世紀的進程中變得益發響亮。她們分別是天纔、靈視者、法外之徒、演說家和探索者。在我心目中，她們來了，她們看見，她們離開並永久地改變了我們。瑪麗·雪萊（Mary Shelley），艾米莉·勃朗特，喬治·艾略特，奧利芙·施賴納（Olive Schreiner）和弗吉尼亞·伍爾夫——她們來自不同的地方，各自擁有不同的處境，但她們的共通之處在於她們相互間的啟發，以及她們跨越世代對我們的影響。她們五位在成為作家前都曾是讀者，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在創造之鏈中聽到了前人的聲音。我希望關注的是這條創造之鏈上的環節，即這些女性相繼催生新的種屬（genus）的過程。1846 年 1 月 2 日，在艾米莉·勃朗特寫作《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之時，她不受束縛的聲音驅動著它超越了自身的時代。她宣稱，“我的靈魂絕不怯懦”。在 1881 年注意到這一聲音的美國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在 1925 年聽到它的弗吉尼亞·伍爾夫都想到了同一個詞：這位作家是龐然（gigantic）的。

我所好奇的是，這五位作家中的每一位都是如何能夠發出龐然巨響的。她們如何克服女性道路上的阻礙而成為作家？她們的生命歷程似乎是常常變化的，以至於近乎經歷了完全的蛻變。十六歲的瑪麗·戈德溫（Mary Godwin）竟然找到了熱心鼓勵她創作的詩人雪萊，這多麼不可思議。同樣不可思議的還有艾米莉·勃朗特，她竟有兩個天賦異稟而與她惺惺相惜的姐妹，幾乎逆著她的意願，想方設法出版她的作品。醫生和護士都沒想到弗吉尼亞·伍爾夫能從1915 年的精神疾病中康復過來，更別提在二十年代一舉成為一流小說家。喬治·艾略特本可能是個福音派的宣道者。奧利芙·施賴納也可能終其一生都是個女教師。

在她們每個人的人生開端，我都看到一個模糊的形影，它隱約察覺到自己尚受檢驗的潛力，或是在書信中浮現，或是寄身日記裡的喃喃自語，但在即將偏離習俗的既定路線時，它又總是臨時做出抉擇、搖擺不定。熱情在她們的成名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同樣重要的還有性：喬治·艾略特愛上了一位男性，但對方無法以她想要的方式回饋她的愛；瑪麗·戈德溫（也就是後來的瑪麗·雪萊）義無反顧地愛上了一個詩人，她感到能在他面前“袒露”她的一切；奧利芙·施賴納在未來的性心理學家靄理士（Havelock Ellis）面前，對於性衝動的表達毫不遮掩―後者記下了她的話——這對於一個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單身女性是非比尋常的。

好女人都是安靜的，這是十九世紀公認的真理。她們不縱容自己在公共場合說話：這樣做是不謙遜的，不合女性身份的；堅持自我或表現自我都被認為是不自然的。恰恰就在這時，三位女性不屈的心靈出現了，她們的小說也即刻回應著當下：瑪麗·雪萊的《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喬治·艾略特的《亞當·比德》（Adam Bede, 1859），和奧利芙·施賴納《一個非洲農場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 1883）。艾米莉·勃朗特和弗吉尼亞·伍爾夫更為坦率大膽的話語則在她們身後很久纔為廣大的讀者所知。

她們穿越時空而互為神交，她們的人生與著作的共通之處在於對這個殘暴世界的恨意。艾米莉·勃朗特充分展現了家庭暴力的可怖，也展現了希刺克厲夫的厭女和他對所有來客的惡語相加。瑪麗·雪萊和奧利芙·施賴納見證了戰爭對平民造成的殘暴的衝擊。弗吉尼亞·伍爾夫從精神疾病中康復過來，卻又面臨著戰爭的瘋狂——那些在戰壕中發生著的、無意義的殺戮。

這五位作家中，有四位的人生都是在沒什麼希望中開始的。位瑪麗·雪萊是的例外，她在二十歲之前就寫出了《弗蘭肯斯坦》。她雖然和其他人一樣變成了局外人——具體來說，她是個社會的棄兒——但她的起點有著不可比擬的優勢：她是女權先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兒。她的父親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幾乎同她的母親齊名，這位政治哲學家受到當時好的作家推崇——柯勒律治（Coleridge）、蘭姆（Lamb）、拜倫（Byron），尤其是雪萊。

我選的五位作家都沒有母親。在身邊沒有女性楷模的時候，她們從書中學習；幸運的話，也從一位開明的男性處學習。她們五人都面臨著一直待在家裡、過未經活過的人生的危險。但如果說待在家裡是種風險，那麼離開家則往往意味著更大的危險：失去庇護、與家人隔閡、受到剝削；流離失所，從一處輾轉到另一處；恐怖的則是遭遇那類捕獵者：他假裝為十七歲去當家庭女教師的奧利芙·施賴納主動提供名為婚姻的人生保障。

在一個女性的名譽意味著她所珍視的穩定和保障的年代，她們五個中的每一位都失去了它。每個人都曾捱過遭到社會排斥的黑暗時刻，這在多大程度上是她們想要的——比如說，在何種程度上，艾米莉·勃朗特在布魯塞爾學校中的不受歡迎是她自己想要的，或者她其實並不情願？瑪麗·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逃離了位於外省的家，在那裡人們把聰明的女孩當作怪人。在倫敦，早在她沒有締結合法婚姻就與伴侶同居之前，她就已經自稱“法外之徒”。然而，正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她在社交場之外度過的日子裡，她纔成為喬治·艾略特。

弗吉尼亞·斯蒂芬（Virginia Stephen，後來的弗吉尼亞·伍爾夫）和一群人定居在布盧姆斯伯裡。她的兄弟和姐姐，還有他們那些大多喜歡同性的朋友們——E. M. 福斯特（E. M. Forster）、利頓·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和梅納德·凱恩斯（Maynard Keynes）——為她提供了一處容身之地。在這些與她們相互激發的同伴中間，弗吉尼亞和姐姐把自己變成了兩個沒有監護人的年輕女性，與男性和女性同伴們徹夜長談，向外拋著“精液”和“交媾” 之類的詞。這容易讓人說閑話，但並不危險。對於伍爾夫來說，危險的是瘋癲的威脅——這與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筆下的“藝術的癲狂”緊密相連。

當然，沒有人能夠解釋天纔。想要在過去為女性劃出的那個場域——那單薄的家中天使的角色——之外辨認出女性的身影尤其困難。相反，弗吉尼亞·伍爾夫探索著那秘密之物：女性在陰影中跋涉的、持久的創造力；在她那一代以及此前，它都不曾宣告過自己的存在。

我們知道的是，在這些作家身後，家人們營造的神話形像削弱了她們激進的本質。喬治·艾略特的鰥夫呈現出的是一個無瑕的天使形像；另一個，則是與施賴納不和的鰥夫出於憤怒扣給她的污名。對瑪麗·雪萊，忠心耿耿的兒子與兒媳按照維多利亞時期怯弱少女和未亡人的形像塑造了她。但她們的聲音還是透過後世聲名這方墓碑響亮地傳出。這五位作家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也無疑改變了文學的面貌。我們不僅僅閱讀她們；我們聆聽她們，與她們一同生活。

實際上不能說我選擇了這些作家，是她們選擇了自己。她們每個人都懷抱著簡·愛所表達過的那種衝動：“我必須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