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散文》導讀
付如初
作家王鼎鈞,1925年生於山東一個普通的耕讀之家,少年時經歷抗戰,打過遊擊,之後做了流亡學生,輾轉安徽、河南、陝西。1945年,王鼎鈞棄學從軍,抗日戰爭勝利後隨部隊接收東北,後來轉入後勤機關,輾轉天津、河北、上海,之後到臺灣。在臺灣期間,從事雜志、報紙副刊、廣播、電影、電視和作家培訓等跟文化宣傳有關的工作,同時寫作。1978年後到美國定居。2005年開始出版“回憶錄四部曲”冊《昨天的雲》,其後陸續出版《怒目少年》《關山奪路》和《文學江湖》。這套書“展示了一代中國人的因果糾結、生死流轉”,“是中國現代史的側記,也是一部知識分子的心靈史”。因為王鼎鈞創作的歷史含量和美學分量,他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也被尊稱為“鼎公”。這套書和他一繫列美文結集而成的《山裡山外》《碎琉璃》《左心房漩渦》《千手捕蝶》《桃花流水杳然去》《江河旋律》等一起,牢牢奠定了他在華語文壇的重要地位。
本書分“紀行”“思鄉”“懷人”“論事”四輯,是王鼎鈞自己選定的篇目。其中紀行輯中,既記錄了他抗戰期間的艱苦流轉,也有他定居美國後到南美旅行的新奇見聞。思鄉輯收錄的是他思念故鄉、抒寫鄉愁的篇什,這是王鼎鈞常寫的題材,也是他投入感情多、苦心經營的題材。懷人輯有抗戰期間在部隊的經歷,也有對師長、好友的懷念與悼念,其中既體現了作家識人、知人的眼光,更體現了他看待生命、生死的態度。論事輯則更多是說理為主的文字,體現的是對具體問題和新聞事件的觀點和看法。
“了不起”的滄桑閱歷
王鼎鈞曾說:“日軍侵華是中國的大災難,青年人及時接受了這場災難的磨練,卻可以視之為得天獨厚,不管後來造化怎樣弄人,都不能奪去我們的收獲。”這當然是飽經戰亂之苦的生命回望歷史的感喟、面對未來的樂觀,也是作家化苦難閱歷為文學美善過程中必須修煉的達觀。在歷史親歷者眼裡,“命運”一詞從來就不是個人際遇那麼簡單,它還包含更多不能選擇、無法掙脫的含義——生在什麼樣的時代,某種程度上已經決定了一批個體的命運,人隻能在整體的命運洪流中盡力把握自己的命運,獲得自己的“收獲”。
王先生在抗日期間的“收獲”主要是他作為流亡學生的。而所謂“流亡學生”,在他的解釋裡,是因為七七事變發生後,在日軍占領的淪陷區,日本人改變了教育的精神和課程內容以配合侵略,引起很多青年的反感,他們不肯進入這樣的學校,於是冒險穿過封鎖線到後方流亡,成為“流亡學生”。
書中收錄的《漢江,蒼天給我一條路》《秦嶺看山》《我是怎樣離開中國的》《我愛上海我愛自來水》,都寫於流離途中。作家一方面記錄自己的經歷,書寫戰火中的行路艱難和生活困苦,折射民族災難帶給每個人的心靈創傷,同時,也直接寫自己遇到的普通人:供未婚夫讀書終被辜負的小護士,忌諱頗多的船老大,如山般“愁紋深刻、肌理僵硬”的纖夫,寫他們和自己的不同,寫他們和自己一樣的“不得已”。
重要的,他並不因為自己手中有筆就認為自己有泛人本主義的抒情權利,有縱情“憐憫”天下蒼生的權利——同在民族災難中,憐憫他人和自憐都是廉價的感情。其實,這也是王鼎鈞的抗戰書寫較之他人之不同所在。“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他時刻保持著歷史的眼光、美學的克制和作家的冷靜:親身經歷的苦難固然刻骨銘心,親眼所見的蒼生苦難也歷歷在目,然而,書寫不隻是記錄和傾訴這麼簡單,更要通過觀察、思考穿透歷史的迷霧,收獲認識現實和命運的眼光。抗戰文學是寫給和平中的人們看的,文學要想辦法用纖弱的文字承托歷史的重量,擔荷無法估量的眾生之苦、民族之苦,並為這苦難發出自己的詰問和抗辯。
在獲得2014年“在場主義”散文大獎的獲獎感言中,王鼎鈞說:“我是作家,寫的是人間的小人物,寫出來的東西必須是文學。必須被人承認是文學。隻有在文學作品裡面,小人物纔有空間,纔有生命,纔會受到天下後世的關懷,這樣一部作品纔有價值。”他說,自己的寫作受瀋從文的影響大,從行文中,我們的確能看出瀋從文“我要建一座希臘小廟,裡面供奉的是人性”的立場。人性,而不是國民性,更不是抽像的道義,一旦成為一個作家的創作立場,他就會給予草芥的尊重,也不會產生憤激的情緒,自然也就可以避免立場和主張上的偏頗和褊狹。
因為有了這樣的認識,王鼎鈞在寫小人物的時候也寫景,寫可親可敬的山水自然,寫中華民族厚重的歷史、不死的文明(《秦嶺看山》《我是怎樣離開中國的》);同時也幽默,寫南京古城見聞,寫大上海十裡洋場的旗袍、自來水、柏油路、香風軟語(《我愛上海我愛自來水》)。他用或滯重或輕靈的筆觸,把讀者拉回歷史現場,拉到有特殊風景的煙火人間,讓我們感受行路之難、離亂之苦,也感受苦難中的日常,體會一代中國人苦中作樂、絕望中充滿希望的隱忍和堅持——歷史是粗線條的,而活著是由一餐一宿的細節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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