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永鳴
（序）
劉慶邦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給荊永嗚所出的本書寫了序言。那本書叫《心靈之約》，是一本散文集。二十多年後，我這是第二次為荊永嗚的書作序。讓我沒想到的是，這次要寫的，是紀念永嗚的意思，因為永鳴已經離開了我們。永鳴小我七歲，是我的一個從煤礦裡走出來的小老弟。按理說，我應該走在永鳴前頭，他應該在我後面向我招招手纔對。然而不承想，他不等向我招手，就一個人先自揚長而去，來了個一去不回頭。這個老弟，哥對你可是有意見哪！
2016年夏天，由永鳴和他的妻子齊鳳珍輪流駕車，帶著我、我妻子和我孫子，行程兩千多公裡，到內蒙古烏海的煤礦作家朋友溫治學那裡住了幾天。那次我們約定，到2019年夏天，我們再到烏海草原，和當地的作家們見面，聊天，喝酒。永鳴沒能如約前往，還不到2019年夏天，剛到2019年的春天，他就走了。沒有永鳴相伴，我心情黯然，那裡我是不會再去了。我和永鳴多次一塊兒出行，至於一塊兒出行過多少次，恐一時難以數清。從礦區到沿海，從國內到國外，從年輕到年老，我們在一路同行中結下了深深的友誼。以後再也不能和永鳴一塊兒出行了。人生幾十年，交往的圈子就那麼大，每個人的朋友都是有限的。一個朋友能交到幾十年，甚至一輩子都覺得相親相近，這樣的好朋友更是有限。永鳴就是我的有限的好朋友之一，每每想起他來，我都心裡一沉，情緒好一會兒緩不過來。
在給永鳴的本散文集寫序時，記得在序的後，我向永鳴提了一個建議，建議他不要老寫散文了，轉向寫一下小說試試。我說出的理由是，一個人的生命有限，經歷有限，不可能有太多的散文資源供我們開發利用。因為散文要以自己為主要人物，紀實性比較強，寫起來比較受局限。而小說可以虛構，可以想像，天地似乎更廣闊些。永鳴，展開你想像的翅膀，飛得更遠些吧！序裡除了這個建議，還有一些話我沒說出來，那就是，看永鳴所寫的東西，我覺得他有寫小說的天賦和潛力，倘若寫起小說來，說不定在創作方面會更有前途。
永鳴聽從了我的建議，果然從寫散文轉向寫小說。出於想驗證一下自己的感覺是否準確，也是出於對永鳴的創作滿懷期望，我對他的小說格外關注。初，永鳴尚未發表的小說和已經發表的小說，每一篇我都看，看了就對他說說我的看法。永鳴的小說先是發在《陽光》上，接著發在《北京文學》上，後來就陸陸續續登上了《十月》和《人民文學》等刊物。就這樣，永鳴的文學創作一步一步地從煤礦走到了北京，又從北京走向了全國。時間到了2005年，孟繁華先生在主編一套名曰“短篇王”的文叢，我把荊永嗚推薦給孟繁華先生，希望他能把荊永嗚的小說集編入文叢。當時孟繁華先生對荊永嗚的小說看得還不多，荊永嗚的創作還未能進入他的視野，他說看看吧。結果他一看，就認為荊永嗚的小說不錯，遂把荊永嗚的短篇小說集《外地人》列入文叢之一種。從此，孟繁華先生不僅對荊永嗚的小說多有好評，還把永鳴引以為很好的朋友。
《外地人》這本書，是永鳴所出的本小說集。他的小說之所能很快得到讀者的喜愛，專家的好評，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與他一出手就寫了“外地人”繫列小說，切準了時代的脈搏不無關繫。我們的創作不是時髦的產物，但肯定是時代的產物，與我們的現實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繫。自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處在一個大變革、大流動、大移民、大遷徙的時代，打工潮風起雲湧，億萬新移民大軍浩浩蕩蕩湧進城裡討生活，衝垮了原對立城鄉壁壘，極大地改變了舊的生產和生活秩序，創造了嶄新的社會景觀和人文史詩。這種變遷，在中國歷史上是真正的前所未有，史無前例。對於這種般的社會變革，似乎每個人都受到了衝擊，都不能置之度外。不僅大批外地人如同在激流中“摸著石頭過河”，連一些久居城裡的坐地戶，似乎也有些坐不住馬鞍橋。永鳴敏銳地捕捉到這些變化，寫出了外地人形形色色的生存狀態和精神世界，創造了新的文學景觀。
永鳴不僅寫了“外地人”繫列短篇小說，他後來所寫的一繫列中篇小說，還有長篇小說，幾乎都是以外地人為審美書寫對像。拿北京來說，北京的作家眾多，身為外地人的作家也不少，但像荊永鳴這樣，持續地塑造外地人的形像，我想不起還有哪一個。如果說荊永嗚是獨樹一幟，恐怕也不為過。拿我自己來說，我也是在北京生活的外地人，我來北京的時間比永鳴還長得多，所接觸的外地人也有一些，可我除了寫過十幾篇“保姆在北京”的繫列小說，遠不如永鳴寫外地人寫得豐富，復雜，深刻。
這是因為永鳴找到了自我，找到了自己的內心。說到這裡，我又不得不說到和永鳴的交往。不知是我害了永鳴，還是成就了永鳴，反正自從我與永鳴所在的煤礦集團公司簽了一紙合同，把永鳴簽成了煤礦作家協會的簽約作家，永鳴就攜妻子到北京來了，一邊開小餐館，一邊堅持寫作。據我所知，在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內，永鳴和妻子先後在北京的三個地方開了餐館。說來讓我慚愧，慚愧得甚至有些心疼。在永鳴開餐館期間，多次召集我和一幫作家朋友到他的餐館喫飯，喝酒。我們做得像“喫大戶”一樣，呼啦來了，喝得酒足，喫得飯飽，抹抹嘴巴就走人，顯得很沒人心。後來我纔斷斷續續知道，永鳴兩口子拋家舍業，在北京打拼很不容易，經受了太多的磨難，太多的煎熬，太多的委屈。要說深入生活，他們是一竿子扎到底，深入到了底層，深入得不能再深入。他們何止是深入生活，而是生活在深入他們，一下子深入到他們的心裡去了，不想接受都不行。同時，他們和那些打工的兄弟姐妹們爬在一起，滾在一起，同甘共苦，同悲共喜，為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永鳴在生活的深井裡挖到了煤，同時采到了火。如果隻挖到了煤，沒有采到火，哪怕你挖到的煤再多，沒有火把煤點燃，煤就不能發熱，發光。隻有在挖到煤的同時，還采到了火，火纔能使煤熊熊燃燒，發揮它的巨大能量。煤好比是永鳴挖到的生活素材，火就是永鳴對生活的看法，就是永鳴的思考。他用孜孜以求的思考整理了生活，概括了生活，並提升了生活，纔使看似普通的生活煥發出藝術的光芒。同樣的道理，永鳴的創作既找到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放飛了自我。一個人創作如找不到自我，就找不到出發點，容易雲裡霧裡，迷失方向。如果局限於自我呢，也容易犯經驗主義的毛病，拘泥於寫實。永鳴顯然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了“每個人都是外地人”的精神性命題，既寫出了人性的個性，又寫出了人性的共性，引發了讀者的廣泛共鳴。
我們懷念或紀念一個作家朋友，好的辦法是重讀他的作品。是的，永鳴英年早逝，我們再也讀不到他的新作品了，隻能回過頭來，重讀他以前的作品。重讀之際，幽冥之中，我們的感覺跟以前會大不一樣，除了悠遠感、滄桑感、厚重感，還有一種類似神聖的感覺。

                              2020年3月17日（抗擊新冠疫情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