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 記
“文革”後期，我的中學時代，我讀過柳青的《創業史》部。我是陝西省長安縣（今改為長安區）人，柳青寫《創業史》時，就住在長安，小說中寫的也是長安的人和生活，所以，讀起來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後來，因為一些臨時任務，也寫過零星的關於柳青的小文，寫這樣的文章，是先有一個框框和概念，再找材料填充之。這樣的所謂文章，自然片面得很，寫了也不自信，心虛。編過一些書，也選過柳青的作品，但多是依據著別人的評價，很少有自己認真研究後的選擇。前年，有人要拍柳青的紀錄片，要我就柳青談些意見，我覺得不好談，因為我對柳青了解不多。柳青的著作和研究柳青的著作，我有不少，也看過一些，但不能說有深入的了解，更不敢說有全面的研究。
但是，柳青確實是值得重視的一個作家。我有藏書的癖好——藏是為了擇日閱讀或研究，柳青一直是我重點收藏的對像，凡是與柳青有關的書——柳青的或研究柳青的，我見了都買，沒有見過但是知道了的也會想方設法去買，買不到的就借來復印。柳青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是每見必買，每聞必
下功夫找著買。二十多年下來，關於柳青的藏書比較而言還算豐富。二十多年來，也斷斷續續地記了一些閱讀柳青其人與其文的筆記，整理過一些資料。2013年鼕天，我開始繫統地閱讀和研究柳青。先是想寫一部《柳青傳》，後來覺得如果是傳記的話，就要把柳青一生每個重要的階段都寫得很飽滿，全書不能忽緊忽松，而從我掌握的柳青資料來看，有些地方無法充分展開，比如“文革”時期。也有人建議，寫一部“評傳”，在“評”中表現這個時代對柳青的一個認識。我覺得，離柳青所處的這個時代太近，固然有許多切近的感受和看法，能“評”固然好，但“身在此山中”，很難從“遠近高低”各個角度觀察。我常常覺得，史料——真實而盡可能詳盡的史料有時可能是好的，事實就擺在那裡，它把一切都說明了，“評”反而是畫蛇添足。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後決定編一部年譜。
編年譜，對於我來說，主要的是為了全面地深入地了解柳青。從方法論意義上說，我有一個體會，在文學研究特別是對一個作家的研究中，隻憑有限的資料，是很難全面、準確地把握一個作家的。根據有限的資料或部分資料，談一些觀點，管窺蠡測，難免片面。有一句話叫“窺一斑而知全豹”，這種“知”，基本上是猜測和想像，很難準確。而你如果知道了“全豹”，再來看這“一斑”，就有可能對這“一斑”有特別深入的理解，也纔能知道這“一斑”在“全豹”身上的地位和意義。
近兩年來，我不斷地梳理柳青的資料，企圖把柳青的每一
天都還原出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柳青的形像在我的腦海中逐漸清晰起來。看著柳青一生的足跡，我以為，可以把他這一生分為四個階段。
個階段，從1916年至1938年5月，也就是柳青從出生到22歲這一年。這個階段，是柳青從童年、少年到青年的階段，他從一個孩子長大成人。這一個階段，他的人生履歷主要是求學，可注意的有三點：一是他從小病弱，落下了肺病的根，使他有了一個多愁多病的身；二是他由學習英文愛上了文學，確定了文學寫作的人生方向；三是由少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到青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思想傾向在現代中國紛繁的思潮中屬於左翼。
第二個階段，從1938年5月到1952年5月，柳青從22歲到36歲。這個階段，柳青到延安參加革命工作，到山西抗日前線，到米脂下鄉，到大連接管大眾書店，再回延安到米脂縣了解沙家店糧站有關工作和生活，再到北平（北京），後回到西安。此一階段，柳青一方面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做著革命工作，另一方面他在革命工作和生活中，主要還是進行文學寫作，寫了一定數量的報告、散文和短篇小說，寫了長篇小說《種谷記》和《銅牆鐵壁》，積累了較為深厚的文學創作經驗。此一階段可注意的也有三點：一是他雖然寫了一些報告、散文和短篇小說，但他重點還是寫長篇小說，從1945年到1951年，在緊張的戰爭環境和革命工作中，他連續完成了兩部長篇小說，可以認為寫短章是他的練筆，寫長篇纔是他的重心所在。二是
他的文學創作與現實生活緊密關聯，他寫的是正在發生的或剛剛發生的生活，而這樣的生活，又是他親身經歷的或是親臨現場采訪、體驗的。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柳青已經明晰並形成了自己的創作模式：寫與大時代緊密關聯的大作品；全身心地投入自己將要描寫和表現的生活，面對面地觀察，親身體驗、感受；寫正在發生和正在發展著的生活。三是形成了要建立一個長期的甚至是終生的生活根據地，一邊生活一邊創作的想法。依筆者所見和推測，啟示柳青有了這個想法的，一是他在米脂下鄉的經歷給了他豐厚的文學回報；二是他在大連住在安適的二層洋樓上暢快寫作的親身感受；三是他1951年出訪蘇聯時參觀列夫·托爾斯泰故居，托氏住在鄉間莊園邊生活邊寫作的生活方式對他的觸動。
第三個階段，從1952年5月到1966年12月，從36歲到50歲，這是他在長安的十四年，也是著名的被稱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寫《創業史》的十四年。這一個階段，他從北京回到西安，先在西安周邊尋找棲身地，後選定長安縣為生活和寫作的根據地。此一階段，柳青有兩點閃光被載入了當代文學史：一是“深入生活”，這被看成是實踐《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的作家的楷模，一是寫成了反映中國農村正在進行的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創業史》部，第二部寫成了部分文字，成為“十七年文學”被人津津樂道的“三紅一創”（《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保林青山”（《保衛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鄉巨變》）之一，是那個時代文學上
的代表作。
除了人所共知的這兩點，我認為，柳青在此一階段還有這麼六點需要注意，或者說需要強調：
一、柳青對生活根據地的精心選擇。1952年的柳青，已經是一個成名的新中國的代表性作家，而新中國剛剛成立，去處甚多，以他當時的資格和條件，他可以有多種選擇。他之所以選擇離開首都北京，回到家鄉陝西，又從西安這個比較大的城市來到長安縣農村，其考慮無疑是長遠的，他顯然是要尋找一個後半生的安頓之處，以使自己的生活和寫作有一個穩妥的所在。非如此不能理解柳青的用心。所以，我們看，柳青先是不僅在西安周邊各縣精心選擇，即使後來選定了長安縣，他也是一波三折，一步三回頭，後纔選定落戶中宮寺。請注意，是中宮寺，中宮寺在皇甫村邊，但不是在皇甫村裡或村中，它與皇甫村這個農民聚居的村落保持了一個“切近的距離”。在長安縣，他先住長安縣委大院約半年，再住神禾原畔皇甫村西的常寧宮近兩年（常寧宮可不是一個尋常的地方。它是唐太宗李世民為其母竇氏建造的皇家寺廟，常寧宮其名就由此而來。1940年前後，胡宗南駐陝，主持西北軍政，並兼黃埔軍校七分校主任，七分校在常寧宮東南方向七華裡處，胡宗南常來常寧宮遊覽，深感這裡風光秀麗，地勢險要，於是在這裡為蔣介石建造行宮。蔣介石於1943年至1946年間三次來陝就在此居住。蔣介石的二公子蔣緯國與西北紡織實業家石鳳祥之女石靜宜小姐的婚禮也是在這裡舉行的，而後更成為蔣緯國
夫婦的度假別墅。新中國成立後，它又是當時陝西省的高干療養院），後扎根於常寧宮東、神禾原半坡、皇甫村邊的中宮寺。請看這個中宮寺的歷史和位置：中宮寺是一座古舊的破寺，約建於清代，地處皇甫村羅家灣，靠著村子北面的神禾原，坐北面南，南面遠處是終南山，近處是一馬平川的王曲川，視野開闊。皇甫村東君廟，當地人稱東寺，西頭有常寧宮，人稱西寺，這兒就叫中宮寺。早先，中宮寺香火不斷。抗日戰爭時期，張學良的別動隊住在這裡。後來蔣介石在王曲修了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皇甫第七分校，開始，胡宗南當主任，把中宮寺修飾一番，住過半年；之後，第七分校的副主任、張治中的女婿周家斌住過五六年；再後，第七分校的一個姓丘的副主任和顧祝同也住了一段時間；後，由解放軍把中宮寺接管下來。柳青通過組織，用西安的一所房子，從西北軍區手裡換下這所寺院，自己花錢把這個破寺略加修葺，便搬了進去。寺內一大一小並排兩個庭院，柳青住在靠裡邊的院子裡，有三間正房。裡邊的院子是柳青的寫作之地，外邊的院子是柳青的生活之所。這樣的地方是一個什麼地方？我以為，它是柳青為自己創造的一個生活和創作兼顧的“王國”。
話再扯遠一點。其實，自古以來，中國的文人，對自己生活與寫作的居處，其選擇是很講究的。明代文人屠隆認為理想的居處和做人的姿態是：“樓窺睥睨，窗中隱隱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廬，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僧非俗。”理想的居處環境是“半村半郭”，清靜，又不清冷，既有鄉村的寧靜與
清閑，又有城郭的繁華與方便，進退有據；理想的身份是“非僧非俗”，亦僧亦俗，閑適，又不空寂。這種生活方式，可進可退，占盡人間一切便宜。柳青是受黨教育和培養的作家，總體上看，他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也不大，他與中國傳統文人的格調還是有很大的不同，但一個人特別是一個文人，他在有條件對自己的生活方式進行選擇的時候，他總會按照一種理想——自覺不自覺的文人理想對自己的生活方式進行選擇和安排。柳青在延安時期就在文化機關待過，新中國成立後又是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陝西省作家協會前身）副主席（1954年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成立，馬健翎是主席，柳是排名的副主席；1956年柯仲平任中國作協西安分會主席後，馬健翎雖然成了排名的副主席，但馬此後待在工作地戲曲研究院，不再來作協機關；再後，1964年柯仲平病逝，職位空缺，1965年馬健翎自殺，職位空缺，柳青就成了這個作協機關排名的作家），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剛成立時，柳青還主持著一些工作［看一看這個機關當時的領導構成就能明白柳青不擔著一些工作就不成。那時的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沒有黨組，主席是馬健翎，副主席是柳青、鄭伯奇（黨外人士）和胡采（西安市文化局局長兼任）］，但他顯然對當什麼和手中的權力不以為意，於是千方百計把胡采從西安市文化局局長的位子上調來頂替他主持工作，他脫身了。柳青說過一句話，“文人宜散不宜聚”，這應該是深深的經驗之談。所以，柳青之安居於皇甫村畔的中宮寺，是精心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