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06 年

002民間文化工作者的當代使命是搶救

006不能拒絕的神聖使命

014莊重的宣布

019年畫是民間藝術的龍頭

030內丘神碼的田野普查

035我們在艱難中舉步

041我們不怕艱難

043全國剪紙大普查開始了

048我們背上的壓力太大了

52讓歷史的輝煌照亮我們的今天與明天

56面臨的困難與怎麼應對

65如何整理普查成果

70為人類守護住東方的文明

76文化的克隆就是靈魂的下跪

82保護好遠古文明的活化石

84民間自救

86高擎不滅的火炬

93儺文化的盛典

98理論要支持田野

101今天的矛頭對準建築師

105古村落是中華文化的箱底

115隻有全民族關心了，我們的文化纔有希望

120古村落是我們的文化遺產

131文化遺產日的意義

147保護傳承人就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

2007—2011 年

156民間文化搶救和保護工作仍需努力

164向傳承人致敬

169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使命

179年畫搶救和保護幾個關鍵性的問題

190擔當起文化救災的責任

193傳承羌族文化是我們的神聖職責

196歷史文化與文化產業

204呼喚全民的文化自覺

207收尾就是把好後一關

213在節日中享受我們的節日文化

217為了中華文明的傳承

220讓燦爛的口頭文學永遠相傳下去

224我們為中華文化做了一件事而尤感欣慰

231中國當代生活中的文化傳統

235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現狀

2012—2016 年

240傳承人面臨的新問題

244關於傳統村落評定工作的幾個關鍵性問題

249傳統不僅代表過去，更應代表未來

252為唐卡文化留下一份文化檔案

256行動起來，盤點我們文明的家園

261後溝村，有我們的文化鄉愁

264十三年來，我們想了什麼？

272知識分子與人民政協

277傳承是非遺的生命

283傳統村落何去何從

說出來的思想

自二十世紀末，我心甘情願放下寫小說的筆，投身於文化遺產的搶救，演講就成了我重要的思想與行為的方式。從初發動“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開始，從啟動到推動，從非遺（非物質文化遺產）到古村落，從學界到社會，從對文化現實與困境不斷深化的認知到每一項重大遺產的

普查，全來自思考，以及對這些思考的傳布。我的傳布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用我原有的作家的筆，我不停地寫下各種文化批評與文化思辨；一種則是站在講臺上演講。演講本來不是純作家喜歡的方式，作家喜歡躲在“臺後”，用筆發言。手中的筆總比嘴巴深刻。因為文字是經過推敲的，語言

難免缺乏縝密與嚴謹。但演講可以現身說法、聲情並茂、直接表達並與現場交流，它更適合我要做的事情。我說過我要做“行動的知識分子”。我所做的事情—文化遺產的搶救，不僅需要我說我講，需要呼吁乃至呼喊，更需要我用行動告訴人們我們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做。這樣，我的演講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與田野工作緊密相關的理論性的思考，而且近二十年來，它像一條線一直貫穿我為之奮鬥的事業，我在全國各地乃至海外，所做的演講何止一二百場。面對的人既有學界，也有社會各界乃至市民村民。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化搶救更需要喚起民眾。為此，我的演講，包含著我每一步思想的足跡。由於我所做的事，是與同道者共同所為，故而在這些“言論”中，自然可見我們一代文化界的知識分子為民族的文化命運而戰的思想歷程。

在這近二十年的演講中，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2001—2006
年是民間文化遺產搶救性普查的啟動階段；2007—2011 年是民間文化遺產的記錄與保護階段；2012—2016
年是“非遺後”和古村落搶救性全面普查開始的階段。這些工作不但沒有結束，而且問題與挑戰仍不斷擺到眼前。因此說，思想與行動不會終止。在一個經濟強勢的社會中，在社會轉型時代，文化遺產必然身處弱勢。為弱勢而工作一靠思想的力量，一靠奮力而為。演講是讓知識界先覺的思考轉變為社會共識必不可少的方式。應該說，這種方式發生了效力，我的話沒有白說。就像在空谷裡呼喊，漸漸聽到來自社會的回聲。唯此，我特別珍視這近二十年來的演講。幸有好友李輝先生知我助我，並得到一向有

文化眼光的大像出版社的支持，使這近二十年說出的思想有了文本的存錄。

是為幸，是為謝，是為序。

馮驥纔

2017 年5 月23 日於西安

民間文化工作者的當代使命是搶救

——在“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及人纔培養”專題研討會上的發言

很榮幸參加這個會，特別是很榮幸地跟我所尊敬的文化大家—季老（季羨林）、啟功老、於光遠先生坐在一起。今天北師大召開這個會，很有眼光。從更深遠的意義來講，從於光遠先生所說的“重要性”這一點來講，我覺得這個會似乎關乎—如果我們這個會開得好—它應該關乎中國民間文化的命運。我為什麼要把它提到這麼一個層面上來看？因為我認為中國民間文化情況不妙，也就是大家從事民俗學研究的大環境不妙，這個不妙的原因有幾個方面：

，我們國家正在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在這個轉化的過程中，原來的文化要大量地失散和瓦解，整體地瓦解，乃至毀滅。前一年我跟香港鳳凰電視臺策劃用電視采訪方式對中國民居進行考察。現在已完成了，正在播出。欄目叫作《尋找遠去的家園》，每天一集。這個攝制組由南方向北方，穿過南北諸省的古村落（中間還有一位駕駛航拍飛機的趙群力遇難了）。我沒有時間跟攝制組跑，但是他們的信息不斷地傳給我，其中有一位拍攝“老房子”的攝影家李玉祥，這些地方他全跑過。曾經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現在已經四十歲了，也沒結婚，背個相機，整天在中國這些古老的村落裡穿行。他比較早地用文化的眼光、文化的視角來看中國的民居。他是一個先行的人。這次他重新再走這些古村落時，不斷地跟我通電話，唏噓不已，感慨萬端，很多地方的民居都已經變成了水泥的、簡易的、玻璃幕牆的小洋樓，一個個非常有韻味、有特色、歷史深厚的村落和大片的民居正在成片地瓦解，或者已經消失。

第二，在中西文化衝突的時候，我們處於一種弱勢文化狀態，因為我們是一種弱勢經濟，我們自然有一種弱勢的文化心理，就是我們缺少了一種文化的自尊心、文化的自信心。所以我剛開始時說，我們這個研討會跟中國民間文化的命運在一起，如果從更深遠意義上說，它跟中國文化的命運都有關繫，因為中國民間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民族精神的一個載體。但是在這種弱勢文化的狀態下，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尤其對民間文化會更加輕視，這是一個大問題。

第三，我們沒有“文化保護法”。我們國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但是我們沒有文化保護法。比如拿建築來講，經典性的、皇家的、宗教的建築是屬於文物保護的，而歷史街區的民居則屬於民間文化板塊的東西，統統是在保護之外的，我們沒有任何力量來保護這個正在消失的文化。盡管你看到了，也保護不了。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下來研究自己的文化，能坐得住嗎？能心安理得地靜下心來嗎？所以我近到中國民協（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去工作時，跟我們的主席團和秘書長座談了好多次，提出了一個想法，一個觀點。我認為中國民協的工作，就是搶救。我認為搶救比研究重要。我不輕視研究，研究當然重要，但是搶救是我們時代特有的使命。因為我們對自己的民間文化從來沒有保護過。我們原來沒有把它當作一個文化，現在當我們把它認作文化的時候，它已經在瓦解了，消失了。可是如果一旦它散失干淨，我們就全沒有了，我們的研究沒有對像了，我們沒有生態性質的東西了，我們看不見、感受不到了，而且它是一次性的，過往不復。那麼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和文化學者，我們的學人，就有一個使命，一個義不容辭的使命，這就是搶救！因為我們的民間文化在每一分鐘都有一批消失。近我到山西考察，到山東、河北考察，看到問題的嚴重性。比如：白溝地區的民間泥玩具，我前兩年去還有，這兩年去一個也沒有了。傳承人沒有了，民俗文化的很多傳承人轉眼就沒有了。傳承人一沒，這文化就煙消雲散了。聽說雲南納西族的民間樂手這兩年去世了好幾位，剩下不多了。一些民間戲曲、民間藝術已經名存實亡。這幾年消失得真是太快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我們的民俗專家和文化學者應該熱血沸騰，應該義不容辭地下去，應該到線去，應該進行田野作業。我們中國民協連開了好幾次會，準備搞一個“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現在民間文學部分即“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已接近尾聲了，再有差不多三年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但是我們還要大規模地搞中國民俗的搶救，還有民間藝術的搶救，這民間藝術大到民居，小到任何一個民間藝術品種，就像1960

年法國馬爾羅所做的“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那樣一次調查。這個調查，我想需要五至十年做完，而且是“一網打盡”的搶救。如果在我們手裡漏掉了，等於先人創造的東西我們沒有保住。至於我們的工作方式，當然很多：一個方式是用文字記錄的方式，出書，像民間文學集成的方式；還有一個就是拍照的方式，然後出畫冊、圖集，我們在整體上做了一個計劃，《中國民俗圖集》出100
卷，《中國民間美術全集》準備出100—120
集；另外一個就是用電視的方式，因為電視是一個動態的方式，記錄民俗是合適的，它可以把原生態的民俗事像記錄下來，供後代研究。這個電視部分已經由山東電視臺承接。剛剛我們在山東省搞一個研討會，我跟電視臺講，你們拍的帶子要多。你們的播出帶如果是10
分鐘，我建議你們起碼要拍10
個小時的毛片。對於民俗學者來講，更重要的是毛片，我們要把大量的毛片留給後人作為研究的素材。我們這一代的任務、使命就是給後人的研究盡可能多地留下素材，否則後人研究沒有材料，隻能從書本到書本，因為後人無法再親眼見到這些農耕時代的民間文化了。此外，我們現在的民間文化受了西方文化的注入之後，新的民間文化沒有形成，很模糊、很混亂，充滿著衝突，沒有整體的、現代的、中國的民間文化。所以我近準備在天津大學的研究院建立民

俗學科，我的民俗學將從搶救開始。我的想法是，不再把田野調查作為民俗學的手段或是搜集材料的方式，而是反過來把民俗學的研究注入田野調查中，注入搶救之中，以研究指導搶救。搶救是位的。搶救是目的。我覺得這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

我的天津大學文學藝術研究院，在建立民俗學科和培養民俗學的人纔方面，很重要的要求：是文化責任感，也是文化良知，這是重要的；第二個是文化情感，實際上也是民間情感；第三個是文化審美，也是民間審美。不懂得民間美，就很難有深刻又執著的民間情感與責任感。這就是說，要讓我們新一代的民俗學者有強烈的文化責任感、有深摯的民間情感，另外要有很高層次的民間審美、文化審美。隻有這樣，我們纔能夠深入進去，我們的民俗學纔更有活力，更有激情，更有成果。

今天我們民協還帶來了一份《搶救民間文化遺產呼吁書》，因為我們知道國內一些重要的學者今天都到會了，我們請大家在呼吁書上簽個名。季老、啟功老、於光遠先生已經簽上大名，感謝他們的支持。我想，這個事不是中國民協單獨可以辦好的，更不是一些個人的事，而是我們整個文化學界、民俗學界共同要做的一件*的、同時也是時代性的任務，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我們這一代人必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前輩創造的精華搶救下來，保存好，留給後人。

2001年11月23日於北京師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