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布伯和《我與你》
——中譯者序

陳維綱

馬丁·布伯（1878-1965）是現代德國著名的宗教哲學家，宗教存在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由於其學說對於20世紀人類的精神生活產生了相當深刻的影響（《大英百科全書》馬丁·布伯條），因而被視為當代西方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希爾普主編的《當代哲學家文庫》：《馬丁·布伯的哲學》）。
我不敢貿然斷定這位宗教哲學大師的名字在我國知識界中目前還鮮為人知。不過，幾年前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偶然翻閱到《我與你》時，我的確不知道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竟是西方聞名遐邇的經典著述。令我深為嘆服且促使我立即著手移譯的，乃是該書所蘊含的獨特深邃的思想及其異常優美的文筆。
這當然應歸咎於我的孤陋寡聞，但細想之後，我感到問題並非如此簡單。自“五四”運動以來，我國研究西方文化者在其哲學上著力極多，而能深諳其宗教哲學者卻為數寥寥，其中的復雜原因幾句話難以說清楚。海外學者唐君毅反對關於中國人缺乏超越感、宗教感的說法，我倒覺得此種說法不無道理，關鍵問題是如何理解超越感的含義。近年來，東西方文化之爭又成了我國學術界的熱門課題，沸沸揚揚，大有無人不談文化，無處不論文化的勢頭。我於西學、中學皆不通，對此自然不敢妄加評說。隻是有一點需要指出來：要討論某種文化，至少得把它的內容、源流弄清楚，進入它，理解它，體悟它，把握其真精神。可惜的是，這場文化之爭從一開始便缺少一種公允的態度。梁漱溟把黑格爾、柏格森之流的思想看作為西方精神的表征，這已經是偏執至極，但陳獨秀、胡適等人又何曾真正擺脫了“西方崇物質，中國尚精神”的淺薄謬見，何曾能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底蘊根處。這兩年的爭論不僅沒有克服以往的紕繆，反而還添上了其他毛病（連中學也未必通）。
西方文化植根於希伯來精神與希臘理性主義。要使文化之爭不至於演變成一出鬧劇，我們必得對淵源於希伯來精神的西方宗教哲學做一番透徹的研究。如果這種看法確有道理，那麼《我與你》的翻譯與出版便具有了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

布伯於1878年出生於維也納一個猶太人家庭，1896年至1900年，他先後在維也納大學、萊比錫大學、柏林大學與蘇黎世大學攻讀哲學、歷史和藝術，醉心於狄爾泰和齊美爾的哲學。他早年積極參與猶太復國運動，1901年出任該運動的主要雜志《世界》的主編。1916年，布伯又創辦了德國猶太人月刊《猶太人》。這份雜志從誕生之日起迄1924年停刊為止，一直是德國猶太人享有聲譽的喉舌。1924年至1933年，他在法蘭克福大學任宗教哲學教授與倫理學教授。希特勒上臺後，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納粹主義與振興德國猶太人精神力量的工作中，成為猶太人的精神領袖。1938年，布伯移居到巴勒斯坦，任希伯來大學宗教社會學教授，爾後又出任該大學社會學繫主任。他是以色列科學與人文學院的首屆主席。1965年，他逝世於耶路撒冷。
布伯一生的活動集中在四個領域內：（1）宗教哲學。在《我與你》（1923）及其續篇《人與人之間》（1947）中，他繫統地闡明了自己的“關繫”哲學。其他的主要哲學著述是：《兩種類型的信仰》（1950），《善惡觀念》（1952）。（2）《聖經》翻譯及有關論著。1925年，布伯和羅森茨威格一起著手把《聖經》從希伯來文翻成德文，羅森茨威格去世後，由布伯獨立進行並完成了這項艱難的工作（1962）。這方面的論著有：《論聖經及其德文翻譯》（1936）。（3）對哈西德派的研究。哈西德派是18世紀中葉在波蘭猶太人中出現的宗教神秘主義團體，19世紀中葉其教徒已占東歐猶太人的半數。該派反對猶太教的正統律法與拉比的無上權威，強調通過狂熱的祈禱與虔信（希伯來文Hasid意為“虔信者”）與神結合。其教義對於布伯思想的形成關繫甚大。他在這一方面的論著主要有：《哈西德派遺事》（1927）、《哈西德派與人的道路》（1958）、《通向烏托邦之路》（1947）。（4）參與猶太復國運動。
這些表面看來互不相關的活動卻有著共同的基礎，即他以“我—你”關繫為樞機的“相遇”哲學。
布伯的《聖經》譯文具有一種相當奇異的風格，文辭晦澀幽眇，奧博艱深。但這並非是故弄玄虛，其間自有一番良苦用心。按照他的說法，《聖經》不是可隨便讀的，人理當“苦習”它。優秀的譯文隻能為那些希望進行這種艱苦努力的人服務。翻譯乃是勉力探求作者的真精神，是譯者（及讀者）與作者的對話，以其本心體悟作者的本心，視作者為導師先賢，奉作者為“你”。這是一種超越時空，超越歷史的精神“相遇”。其間自然不難覓見狄爾泰對布伯的影響，但此說的根本核心正是他畢生對人類所傾注的熱切蘄望——把全部生命投入到與其他在者的相遇之中。
這也可以解釋他何以對哈西德派如此推崇備至。在該派教義的啟迪下，他意識到宗教不過是人與上帝及先知聖徒的親切“對話”，其間無須任何由概念體繫構成的神學作為中介。沿循這條思路，他打破了宗教之間的隔閡，從《舊約》進入《新約》，潛心聆聽耶穌的山訓與《約翰福音》的啟示，故而他的學說不再被視為猶太教中某一異端的代表，而成了整個基督教世界所珍視的財富（《基督教名著錄第二卷·我與你》）。
依據其“相遇”哲學，布伯給猶太復國運動注入了全新的精神。明顯的表征是，他把傳統的口號“做猶太人”改換為“做猶太人”。他滿懷激情地向猶太人呼吁，切不可把阿拉伯人當作仇敵，當作利用、仇殺的對像，要與他們建立相遇關繫，讓兩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意味深長的是，1965年布伯去世時，阿拉伯學生聯盟竟派出了代表團參加他的葬禮，向這位猶太人思想家致哀！

二

《我與你》是布伯重要的著述。
全書共分為三卷。卷旨在挑明世界的二重性與人生的二重性，“你”之世界與“它”之世界的對立，“我—你”人生與“我—它”人生的對立。第二卷討論“我—你”與“我—它”在人類歷史及文化中的呈現。第三卷展示了“永恆之你”即上帝與人的關繫。
人置身於二重世界之中，因之他領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
人築居於“它”之世界。這意思是：為了自我生存及需要，人必得把他周圍的在者——其他人，生靈萬物——都當作與“我”相分離的對像，與我相對立的客體，通過對他們的經驗而獲致關於他們的知識，再假手知識以使其為我所用。隻要我執持此種態度，則在者於我便是“它”，世界於我便是“它”之世界。這自然會招致兩種後果。首先，與我產生關聯的一切在者都淪為了我經驗、利用的對像，是我滿足我之利益、需要、欲求的工具。布伯將這稱之為“我—它”關聯。其次，為了實現利用在者的目的，我必得把在者放入時空框架與因果序列中，將其作為物中之一物加以把握。因為，如果我對對像之間的諸種聯繫及其在時空網絡中的位置無所認識，我如何能成功地利用他們？我對在者的態度，取決於我此時此地的需要，取決於他們的具體性狀、素質。如此，則在者不過是眾“它”中之一“它”，相輔相成的有限有待之物。
人也棲身於“你”之世界。在其間他與在者的“你”相遇，或者說，與作為“你”的在者相遇。此時，在者於我不復為與我相分離的對像。這裡包含著兩層意思：（1）當我與“你”相遇時，我不再是一經驗物、利用物的主體，我不是為了滿足我的任何需要，哪怕是尚的需要（如所謂“愛的需要”）而與其建立“關繫”。因為，“你”便是世界，便是生命，便是神明。我當以我的整個存在，我的全部生命，我的真本自性來接近“你”，稱述“你”。（2）當在者以“你”的面目呈現於我，他不復為時空世界中之一物，有限有待之一物。此時，在者的“性之偉力已整個地統攝了我”。“你”即是世界，其外無物存在，“你”無須仰仗他物，無須有待於他物。“你”即是在者，我不可拿“你”與其他在者相比較，我不可冷靜地分析“你”，認識“你”，因為這一切都意味著我把“你”置於偶然性的操縱之下。對“我—你”關繫而言，一切日常意義的因果必然性皆是偶然性，因為它匱乏超越宿命的先驗的根。
下面這個例子或許能傳達布伯學說的部分意蘊。當安徒生把一朵緋紅的玫瑰奉獻給旅店裡那位奇丑無比的洗碗碟的小姑娘時（巴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夜行的驛車》），他這樣做並非出於屈尊俯就的憐憫之情。一切憐憫都是有待的，有待於他人的美與小姑娘的丑，有待於她地位的卑微，有待於她與其他對像的比較，一句話，有待於命運的偶然。但在這一剎那的“我”與“你”的相遇中，在者之間因偶然性而產生的差異頓然消失，她的丑陋、卑微不過是命運的任意捉弄，而“我”超越時間與宿命與她之“你”相遇。因為，盡管她不過是一有限有待的相對物，她的“你”卻是超越這由冷酷無情的因果性所宰制的宇宙的在者。此時此刻，“你”即是統攝萬有的世界，而“我”以我全部的生命相遇“你”那備受煎熬、歧視的靈魂，“我”因“你”的每一痛苦，每一歡樂而戰栗，“我”的整個存在都沉浸在“你”的絢爛光華中。
然而，在布伯看來，“我”與“你”的相遇，“我—你”之間的純淨關繫既超越時間又羈留於時間，它僅是時間長河中永恆的一瞬。人注定要廝守在時間的無限綿延之中。因之，他不能不棲息於“你”之世界，又不可不時時返還“它”之世界，流連往返於“我—你”的性與“我—它”的包容性之間。此種二重性便是人的真實處境。此是人生的悲哀，此也是人生的偉大。因為，盡管人為了生存不得不留存在“它”之世界，但人對“你”的熾烈渴仰又使人不斷地反抗它，超越它，正是這種反抗造就了人的精神、道德與藝術，正是它使人成其為人。“人呵，佇立在真理的一切莊嚴中且聆聽這樣的昭示：人無‘它’不可生存，但僅靠‘它’則生存者不復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