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的金牙

                           王彬彬

希特勒極其仇恨猶太人。沒有希特勒，德國仍然會有反猶思潮，甚至仍然會有排猶運動。但是，如果沒有希特勒，就決不會有對猶太人的滅絕性的大屠殺，這是普遍認可的觀點。

希特勒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但他自己，也曾經是一個“疑似猶太人”。德國學者克勞斯•費舍爾在《德國反猶史》中說，希特勒在尚未登上&ldq首”的寶座前，便是一個反猶運動的狂熱煽動者，而這時，有人指出，希特勒自身也有猶太嫌疑。這自然令希特勒狂怒不已。1930年，希特勒請自己的私人律師調查自己的血統。據說，調查的結果，對希特勒並不很有利。律師發現，希特勒的父親，是希特勒的祖母在一猶太富人家中當廚子時產下的私生子，而且這個孩子一出生，就從猶太家庭獲得一份撫養費，終，這個猶太家庭承認了這個孩子的父親是這個家庭19歲的男孩。據說，希特勒得知這個“調查結果”後，差點氣炸了肺。這個“調查結果”令希特勒惱怒，更令希特勒恐懼。自身的血統可能也被自己所極其憎惡的猶太人“污染”，這令希特勒不寒而栗，這是一方面的問題。另一方面，希特勒這麼一個以反猶為政治手段的人，如果自身的血管裡也流著猶太人的血，那就聲名狼藉了，那就一切都毀了。這當然令希特勒恐懼萬分。

在希特勒吞並奧地利之後的1938年7月，奧地利地政當局受命對德勒斯海姆以及周邊地區進行勘察，確認是否適合在該地區進行軍事演習。勘察的結果是肯定的。翌年，首先是該地區居民被撤離，然後是炮彈的地毯式轟炸和坦克的地毯式碾軋。地面上的一切都被摧毀。這地區之所以遭受這樣的軍事摧殘，是因為這一帶正是希特勒祖先的出生地。費舍爾在《德國反猶史》中說：“若不是為了隱藏他可能是猶太人這一深的恥辱，那這個成功征服他祖國奧地利的征服者為什麼要急於毀掉祖先的老家，使得他父親的出生地和祖母的墳墓無人知曉呢？”（1）

戰後，有關方面對希特勒的“血統”研究了60年，但一直沒有找到確鑿證據證明希特勒家族的血統和猶太人血統有過“交流”。人們無法弄清希特勒是否有猶太血統，希特勒自己當然也不能確信自己的血統沒有被猶太人“污染”，否則他就不會干出“毀尸滅跡”的事。在德國，在歐洲，要弄清誰的血統沒有被猶太人“污染”，本就是不可能的事；而希特勒自己也是懷著自己可能有猶太血統的疑慮和恐怖而反對、迫害和消滅猶太人。僅此一點，就可證明以“血統”的理由對“猶太人”進行血腥的殘害、屠戮，有多麼荒謬。

前面說過，希特勒在沒有登上權力前，便狂熱地煽動排猶情緒。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當上了總理。1934年8月，興登堡總統去世，當天，希特勒便將總統與總理的辦公室合二為一。從這時起，希特勒成了德國至高首。而對猶太人的壓迫，則以國家、法律的名義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著。迫害日甚一日。一張巨網從猶太人頭上罩住，網口越收越緊。費舍爾在《德國反猶史》中說，從1933年到1939年間，德國出臺了400多條反猶法規，平均每年出臺近70條，平均每月出臺近6條。這意味著，在這六七年間，差不多每隔五天便有一條迫害猶太人的法規出臺。而且，“這些法律條文的刻毒一條甚於一條，每一條都是在傷口上撒更多一層鹽，在凌辱上再加更深一層的侮辱。”（2）到了1939年9月，希特勒終於做出對猶太人進行“終解決”的決定，這就是殺盡歐洲的猶太人。於是，大屠殺拉開了序幕。

在1933年以後的數年間，德國的猶太人理論上可以逃難到國外，但是，實際上成功移民外國的猶太人，並不多。
是因為，那幾年正是歐美經濟蕭條時期，很難找到肯慷慨接受德國猶太人的“外國”。所以，向國外移民，對於遭受迫害的德國猶太人，是十分困難的事情。有些歷盡艱辛逃難美洲的猶太人，又被遣送回歐洲。費舍爾說：“不久以後，大多數國家都對都對猶太人關上了大門，僅有的幾條逃亡路徑之一是上海，這就是在戰爭期間赫爾曼•費德曼和1.4萬名其他德國猶太人發現的人間天堂。”（3）這幾年有一部分德國的猶太人逃難到上海。這部分猶太人數目是多少，有三萬、一萬八千、一萬四千等不同說法。而其時的中國上海之所以成為歐洲猶太人的“人間天堂”，與一個後來被國際上稱為“中國的辛德勒”中國人有關。“中國的辛德勒”名叫何鳳山，是湖南益陽人，留德博士。1938年至1940年間，何鳳山任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先生對猶太人在納粹統治下的悲慘遭遇滿懷同情，與國際上援救猶太人的組織有著聯繫。作為總領事，何先生有給德國人發放進入中國的簽訂的權力。於是，何先生把這份權力用到極致。其時，蔣介石的民國，與希特勒德國關繫甚好，為怕招致德國政府的不滿，中國方面也通過駐德大使給何鳳山先生施加壓力，命他不要“濫發”入華簽證。但何先生頂住壓力，盡可能給德國的猶太人發放“生命簽證”。在奉召回國前，何先生究竟讓多少猶太人登上了駛往上海的航船，也是難以確知的，但至少有數千人吧。

2014年5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長篇小說《遠東來信》，小說就是以這時期德國的猶太人逃往上海並在中國生存繁衍為題材的。作者張新科是一位“業餘作家”。張新科留德多年，在德國獲得教育學博士學位，現在國內教育界供職。張新科應該是在留德期間知曉了上海、中國曾經是德國猶太人的天堂並為此而感動，於是以極大的熱情探尋事情的來龍去脈。一開始，張新科應該並沒有寫小說的“野心”。是在探尋過程中下定要以長篇小說的方式表現這一過程的決心的。在動筆寫這部《遠東來信》前，張新科用18年時間做準備。18年間，張新科多次造訪波蘭猶太人集中營、柏林猶太人博物館、漢堡猶太人協會、諾曼底等地的二戰場館以及上海虹口區的當年猶太人居住區；波茲坦、紐倫堡、慕尼黑、德累斯頓、巴黎等地，也是不止一次去過的地方。《遠東來信》近四十萬字，對希特勒掌權後猶太人的苦難有極精彩的敘述。如果我沒有讀過費舍爾的《德國反猶史》這類學術性著作，我會以為張新科書中的許多故事、細節隻是小說家的想像、虛構。但因為讀過這類非虛構著作，我便知道，張新科的敘述，其實是在寫實。

《遠東來信》的主人公是奧雷。故事開始時，奧雷是一個猶太家庭的小學生。這是一個普通的猶太家庭，父親是港口貨運碼頭的調度員，母親是郵局的投遞員。在希特勒執掌大權並開始以國家和法律的名義迫害猶太人之前，奧雷一家生活得還算平靜甚至幸福。然而，隨著反猶的巨網越收越緊，同所有猶太家庭一樣，奧雷一家的生存也越來越艱難。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是從屠殺猶太孩子開始的。同樣，希特勒迫害猶太人，也一開始就對猶太孩子特別殘酷。這也不難理解。既然是以血統的理由殘害、消滅猶太人，那猶太孩子就是首先應予殘害和消滅的對像。斬草除根。孩子便是血統意義上的根。以前，奧雷班上的同學經常從家裡帶來蛋糕、布丁、巧克力一類零食，大家分著喫。奧雷母親做的松子蛋糕特別受同學們歡迎，而現在，同學們課間仍然聚在一起分享點心，卻把奧雷排斥在外了。其他同學聚在教室前邊，圍著講臺，“你掰我一塊，我咬你一角地喫著鬧著”，而奧雷隻能“一個人默默坐在教室後排的座位上喫”。“課堂上，老師們也不再向奧雷提問，眼角流出的餘光也越來越異樣，小奧雷始終不知發生了什麼事。”（4）

費舍爾在《德國反猶史》中也說，在希特勒掀起的反猶狂潮中，受難深的是那些天真無邪的猶太兒童。“他們並不能領會發生了什麼，他們失去了朋友，不僅受到德國兒童的侮辱和攻擊，而且還常常遭到瘋狂的納粹老師的體罰。”大屠殺的幸存者露特，在希特勒掀起反猶狂潮時，也是一個孩子。她回憶說，有一天，德語老師走進教室，上衣翻領上繡著納粹黨徽。上課時，他提了一個問題，露特舉起了手，而老師指著她說：“把手放下。在德國人的課堂上沒有猶太人發言的份！”如果說同學的歧視對猶太孩子造成嚴重的心靈傷害，那老師的侮辱、虐待，就更令猶太孩子無法承受了。而那些年，在德國學校裡，老師侮辱、虐待猶太學生，是很尋常的事。一些從集中營僥幸生還的猶太孩子，後來在回憶這幾年的生活時，往往說到在學校裡受到老師侮辱、虐待的事情。一個叫赫爾穆特•霍尼希貝克的幸存者回憶說，一天，校長給他一封信，讓他回家交給父親，而信封上寫著“猶太豬伊薩克•霍尼希貝克收”，信中讓這個父親學期末把自己的兒子帶回家，不準再踏進校門。費舍爾說：“許多年輕猶太人在納粹德國的日常生活充滿了憂慮和壓力，造成了心靈上無法預見的創傷。由於德國人民的姑息遷就，納粹分子對猶太小孩進行了殘酷的心靈攻擊，剝奪他們的人格尊嚴，玷污他們純潔的心靈。”費舍爾舉了兩個形成鮮明對比的例子，說明當時德國人“心理墮落的程度之深”。一個猶太男孩在學校裡遭到老師無休無止的貶抑和羞辱。換句話說，老師從不放過任何一個貶抑和羞辱他的機會。例如，老師禁止這個孩子上遊泳課，當著所有學生的面對他說：“用你扁平的腳可以走到約旦，但你不可以污染德國的水。”於是有一天，孩子對父親說：“父親，如果你再強迫我去學校，我就寧願躺在鐵軌上被火車輾死。”另一個例子是，一個猶太婦女在商店為女兒買糖果時，聽到店主與一個孩子的對話。另一個婦女為她12歲的兒子買了條褲子。店主拍著孩子的頭問他是否想得到聖誕禮物。“是的，非常想，”這小孩回答說：“但我好的禮物是所有的猶太人都被棒打致死。”（5）大人的心理嚴重“墮落”也就罷了，連孩子的心靈也變得如此兇殘歹毒！

張新科《遠東來信》中的奧雷母親阿芬克勞特終於從何簽證官手中拿到了逃難中國的“生命簽證”，於是開始籌措到中國的路費和到中國後的生活費。阿芬克勞特首先去銀行取存款，但到了一家又一家銀行，都被告知，猶太人的存款已被政府凍結，也就是猶太人的所有銀行存款都被國家沒收了。銀行的存款沒了，就隻有去典當行了。阿芬克勞特提著兩袋金銀首飾到了典當行，店主仔細察看了每一件後說：“按政府規定不能收購這些東西，因為從前天開始，你們的東西已經是帝國的財產了，這些東西必須上交到黨衛隊總部去，我買是有風險的。”在阿芬克勞特苦苦哀求下，店主以區區150馬克收下了兩袋阿芬克勞特家的金狠首飾。這個故事讓我們知道，當國家、政府在殘酷地迫害猶太人時，普通的德國人也渾水摸魚，借助國家、政府的力量，對猶太人巧取豪奪。

要買到赴中國的船票也是萬分艱難的。阿芬克勞特在碼頭買船票時遇到了熟識的中國人王家甫，在王家甫的幫助下，阿芬克勞特買到了兩張到上海的船票。於是，阿芬克勞特帶著兒子雷奧來到了漢堡的客運碼頭：

   
灰暗的天空下面是一排排候船者列成的隊伍，隊伍的前端是數名荷槍

實彈的黨衛隊士兵。每一個準備登船的戴有猶太標識的人都必須接受嚴格的

檢查，按照戈培爾部長簽署的命令，他們每個人不得攜帶超過十馬克離開德

國。雷奧和媽媽身上一個馬克也沒有，但在黨衛隊搜身時依然渾身冷汗，戰

戰兢兢。因為在他們前面的一位猶太中年男人，一顆鑲金的門牙硬是被黨衛

隊用鋼鉗無情地撥下，用紙揩淨後扔入了收集袋中，嘴裡的鮮血流了一下巴，

又順著下巴流到了脖子裡，猶太男人竟然一聲不吭……（6）

《遠東來信》對納粹德國和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民眾敲骨吸髓地剝奪猶太人的敘述，也是真實的。希特勒聲嘶力竭地煽動反猶情緒，是得到了德國廣大民眾的熱烈響應的，不然根本沒不會形成反猶狂潮。而從政府到民眾之所以如此狂熱地迫害猶太人，原因其實是復雜的。或者說，既有精神方面的原因，也有物質方面的原因。費舍爾的《德國反猶史》把幾方面的原因都說到了。

精神方面的愚妄、偏執，當然是普遍反猶的重要原因。費舍爾說：“大屠殺的思想動機肯定源於人們的謬見和其必然的行為後果——恐懼、妄想狂、心理投射、尋找替罪羊、攻擊等。如此看來，大屠殺迫使我們重新相信有關人的天性的一個古老真理——有一部分人天生易被迷信欺騙且頑固不化，對任何足以破除迷信的證據不加理睬”。費舍爾指出，人類歷史上反復出現的集體性的迷狂，似乎驗證了這樣的規律：隻要對民眾灌輸以虛幻而危險的迷信思想，大多數人都會“義無反顧”地加入到大屠殺這類行為中去；特別是當某種極具破壞性的思想披上宗教或信仰的外衣時、並得到當權政府法律、制度性的支持時，民眾的瘋狂就一定會出現。費舍爾引述了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說過的話：“深刻和頑固的莫過於那些源於虔誠信仰的仇恨了，而且這些仇恨本身也被虔誠地信奉著。”費舍爾引申性的說：

          英國的歷史學家阿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lerg Acton）有

     
一句名言：權力導致腐敗，的權力導致的腐敗。以此類推，我們

     
也可以說，信仰產生肮髒的仇恨，的信仰產生髒腑的仇恨，如      

     
果說信仰是權力的道德等同物，那麼人類的兄弟情誼也許就是在兩種都號

     
稱是“上帝選擇”的信仰中腐敗，並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敵意下發生衝突

     
以致徹底破裂，而且兩千年來一直如此（7）。

廣大民眾對猶太人的仇恨，源自某種信仰，這是問題的一方面。用這種純粹精神性的原因，不能完全解釋納粹以及廣大民眾的反猶行為。從德國政府到廣大民眾都拼命從猶太人那裡攫取財富，以至於決不放過猶太人嘴中的任何一顆金牙，又可看出，反猶，或許還有物質性的動機。費舍爾在《德國反猶史》中也論及了這一點。費舍爾說，1938年12月13日德國政府出臺了一項法令，宣布以企業、地產和珠寶、藝術品等其他價值形式出現的所有猶太經濟財產都歸國家任意使用，猶太人出售任何財產都必須經由國有中介辦理。德國政府估算猶太人的總資產在7538500馬克左右，並決心不惜一切手段“攫取每一分錢”。費舍爾說：“事實上德國人一直以來都相信猶太人如何富有的神話，過高估計了他們的財富。因此，盡管納粹政府強取豪奪，也沒有從猶太人那裡發多大的橫財。”（8）這意味著，德國政府以及廣大民眾，是長期惦記著猶太人的財富的，是對猶太人的“富有”心懷嫉恨的。這無疑也是反猶的原因之一。猶太人的財富一部分被民眾個人攫取。費舍爾在另一處說：“大部分的德國民眾積極地參與攫取猶太人的房產和財富。他們毫無羞恥，且很多情況下是進行脅迫。在德國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在施特萊徹的弗蘭科尼亞，許多猶太人受到腐敗的政府官員的壓制，被迫‘捐贈’他們財產或其他東西。許多德國人似乎消息很靈通，常寫信給蓋世太保，申請得到在他們的猶太房客被驅逐後空出的房間。”（9）

費舍爾也提到了猶太人的金牙。大屠殺開始後，毒氣是常用的東西。毒氣室裡的尸體被拖出來後，再進行焚毀，而背上蓋有“X”戳記的尸體則會在焚毀前做另一番處理，“因為他們鑲有金牙，撥下來可充實國庫”（10)為了一無遺漏地撥下猶太人嘴中的金牙，納粹政府精心組織專門撥牙的隊伍。費舍爾說，屠殺猶太人的毒氣室，有時可容納800人。幾分鐘內800人都會死亡。尸體拖出後，專門負責撥牙的隊伍便開始在每一具尸體的口中尋找：“另一特別工作隊，‘牙齒突擊隊’開始進入角色，從受害者口腔裡撥出金牙”；“由金牙熔化制成的金條，則存放在瑞士銀行的保險庫裡。”（11）

希特勒要打仗，要打大仗，需要錢。而猶太人的被過高估計了的財產，則可能被認為能解決很大問題。這或許也應該視作希特勒上臺後竭力反猶的原因之一。寫到這裡，我似乎無端地想到二戰期間中國的被掠奪。日軍占領南京後，不隻是殺人、奸淫，還到處搶劫和縱火。蔣公榖的《陷京三月記》，記錄了日軍進駐南京後的暴行。1937年12月21日記述：“今天縱火情狀，更加劇烈，計有十幾次的火舌，衝天飛騰。又不知有多少同胞的生命與家什，都蕩盡於此了。據外來的人說，所有公私房屋內的貴重家具存物，差不多全被敵人搜括一空，都載往下關，運回本國去了。所有剩下的不值錢的東西，縱容一般窮苦的難胞，搶奪出售，藉作將來嫁禍的遁辭。如漢西門龍蟠裡軍醫倉庫，被搶出去的白布被可買四五條，枕套每個四枚，上面都印有紅十字的標記，他們卻拿來做賣香煙的提囊，我見了，心頭不覺酸痛難忍。”（12）

我又想到日本投降後蘇聯紅軍在東北的作為。工廠裡的螺釘、農家牲畜，都被運到了蘇聯。大連市史志辦公室所編的《蘇聯紅軍在旅大》一書，1995年1月問世，多少透露了一點這方面的消息。例如，其中的《蘇軍進駐新金地區始末》一文寫道：“日本帝國主義為剝削中國人民，在貔子窩、普蘭店等地開辦了一些工廠企業，日本投降後，這些工廠企業理應交還中國人民，但是蘇聯將它作為戰利品，將所有能拆卸運走的機器設備器材，都運走了，甚至連學校裡的鋼琴、郵電局的自動電話交換臺也拆走了。國民黨反動派借此掀起反共反蘇高潮，當然是別有用心的，但是作為社會主義的蘇聯，這樣做也是很不應該的。”（13）

扯遠了，不，扯近了，打住。後想說的是，由猶太人的金牙熔化鑄制成的金條，應該還在世間存在、流通。這些由金牙變成的金條沒有消失，
一如希特勒式的荒謬、兇殘和猶太人所承受過的那種苦難，沒有消失一樣。

                        2016年9月8日

注釋：

（1）（2）（3）（5）（7）（8）（9）(10)（11）見克勞斯•費舍爾《德國反猶史》，錢坤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66頁，第299頁，第341頁，第303頁，第5頁，第340頁，第389頁，第359頁，第429頁。

（4）（6）張新科：《遠東來信》，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5月版，第21頁，第34頁。

（12)蔣公榖：《陷京三月記》，南京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6—17頁。

（13)《蘇聯紅軍在旅大》，大連市史志辦公室編，1995年1月印刷，第2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