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導演，我從未想通過生活中陰暗的部分去完成自己的表達，然後以獵奇的方式博得大眾的眼球。我和大三兒相識二十幾年，這樣做不是我們的初衷，也不夠高級。我眼中的大三兒，是一個在不幸中解放自己，寬慰自己，然後通過努力獲得那份來自社會溫暖的人。其實相比絕大部分人來說，大三兒的日子過得很安逸：他想做車老板，就跟別人合伙買了車；他失業了，可以拿到社會給予的保障；國家給安排工作後，保險齊全，旱澇保收；想旅行就去旅行，單位也給批假。 生活中很多人，真不見得比他過得如意。在我們的交往中，我認為大三兒是一個無比正常的人。現在的世界從不缺少站在垃圾堆上罵街的，而那些美好的東西卻經常被忽略，我和我的團隊是“美好”的發現者。這也是我做闡述的必要，我們的作品是有溫度的，那種溫度源自真實的感動，這樣我們纔會發現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東西，然後呈現在作品中。下面我會通過這一頁紙來說一說，真實電影《大三兒》的起源。

大概是五年前的一個鼕天，大年初一凌晨一點多的時候，我和大三兒站在馬路邊兒上，我說我要給你做個紀錄片，他露出沾滿煙漬的牙齒，笑著說：“我——我有啥價值，隻是這個世界的一個誤會和累贅。”

大三兒姓葉，單名一個“雲”字，1970 年出生在內蒙古的昭烏達盟，也就是現在的赤峰。他在家中排行老三，所以“三兒”成了他的小名兒。為什麼叫“大三兒”？那是與他一米一的身高有著直接關繫。

我七歲就認識他了，前後院，和我這麼大的孩子都叫他三叔兒。誰挨欺負了，他就會告訴你“打不過，就少惹事兒”，但每次他都給出頭，很多時候面對的都是社會上的混混。後來大一點了和家裡鬧了矛盾，他也會給你寬心，比如“父母不容易，聽話也是一種孝順”。再後來我們這麼大的都上了大學，有的去了別的城市，有的結婚生子忙於生計，也就沒有後來了……在我十八歲的時候跟他之間有一個約定，不管世界如何變化，我倆都能在我們出生的這座小城市中，一高一低地軋著馬路，直到他走不動那一天。所以每年回到那座城市，不管有幾天，不管忙不忙，我們都會在一起坐上一會兒。五年前我和他也許心裡都覺得，關於紀錄片，隻是在那個寒冷夜晚開的一個玩笑而已。時間很快又過了兩年，依然是在春節的時候，我們在馬路上溜達，他突然問我：“你的行業如果以後沒了咋辦，喫飯就是個大問題，在北京得早做打算。”那一刻我露出了不屑、可笑、覺得他幼稚的表情，可能隻有一秒鐘，但我堅信一定被他發現了。一瞬間，我意識到我和這個世界一樣在忽略他，忽略他從武俠小說裡知道的江湖義氣，動搖他對人情的那份執著。我在外邊太久了，久到已經沒有耐心和一個相交二十多年的朋友聊一聊我從事的是一個不會消失的行業。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決定，我要把他留下來，我要讓那個約定有價值，讓我們繼續活在一個世界裡，或者說能讓我活在他的世界裡，讓人的初心有可能回到那個溫暖的窩兒裡，讓《大三兒》去踐行所謂的知行合一。

文：佟晟嘉

故事 梗概 

《大三兒》的故事主體兩條大線索，一條線索為進行時態，也就是大三兒每天的日常生活；另一條線索為過去時態，大三兒個人的成長經歷。在進行時態下，通過大三兒每天上下班的日常生活來追蹤他心底的那份願望。從故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三兒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家人、朋友、同事、單位的領導以及旅途中陌生人的支持與幫助後，實現了自己的願望 。在過去時態下，會看到大三兒的“前世今生”，時代的每一次更替會牽動著大三兒的命運，即便隻是細小的變化，比如他如何買車，如何失業，又如何得到了工作。在大三兒看來，他的每一次努力都是不同時代賦予他的機會。

大三兒在內蒙古赤峰市的一個銅業公司上班。每天凌晨五點鐘準時起床，睜開眼睛的件事兒是點著一根兒煙，不抽上一口感覺都清醒不了。然後穿衣服、洗臉、刷牙、梳頭，整個過程需要三十分鐘左右。大三兒的父親這時通常都是坐在沙發上看著早播出的新聞。他們基本上沒有對話，隻有大三兒背起他的那個黑色小包的時候纔會開口，“我走了啊”，父親低沉的呼應會淹沒在關門的聲音中。走到馬路的對面，坐上公交車，經過四站後下車，再走上一站左右的路程。大三兒每天總是個到通勤車停放的地方，然後再點著一根兒煙。不等到煙抽完，同事們就會到來，有殘疾的也有健康的，他們噓寒問暖的同時，從不忘記調侃對方，車內充滿了笑聲與歡樂。當陽光灑在全是冰霜的車窗上，零下二十八攝氏度的鼕天似乎並沒有那麼寒冷。

大三兒的父親是當地運輸繫統的退休職工，四川人，落戶在這裡，八十四歲了，耳不聾眼不花，步伐矯健，他經常說：“我們家這個老三啊，身體要是正常人，那肯定了不得。”每天大三兒出門後，老爺子都會站在二樓的窗戶那兒，直到大三兒被9 路公交車拉走。

大三兒上班的地方有幾千名員工，殘障人士大概有六百多名，根據身體狀況不同，做著不同的工作。大三兒負責樓層的衛生。為了照顧他的身體，工作服是單位給改過的，每次換衣服他都會跟攝制組說“我比別人慢一些”，但其實每一次他都是個出去。在我與他相識的記憶中，大三兒對時間特別在意，永遠把遲到的機會留給別人。

和他搭檔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名叫金航。大三兒說他腦子有一些問題，輕度智障。也許是因為大三兒是副組長的原因，每次干活前，他都會囑咐道：“你別老學人家，人家不高興，有水的地方別過去容易結冰，慢慢掃。”他的搭檔有超強的模仿能力，總是學別人看手機、喝水、走路，但他從來不會學大三兒，我們問過他，他說：“三叔說了，學別人不尊重。”金航的身體素質沒有問題，干活兒的時候經常會多干一些，大三兒也是時常嘴角一扯，露出壞笑，“你能干，多干點兒”。偶爾他也會帶著金航一起偷懶，大三兒說：“我們能工作就是因為政策好，領導們也不會跟我們計較。”一邊說一邊笑。他們工作的區域會穿過一條常有大貨車經過的馬路，每一次大三兒都盯著金航，總擔心會有大車撞到金航。

一份菜、一個饅頭、一杯牛奶，大三兒父親的午餐一般都是如此簡單，因為老爺子會把大菜留到晚上等大三兒下班的時候纔做。

大三兒的中飯相比父親選擇就多一些，食堂的飯菜雖不比飯店，但也是葷素均有搭配，可大三兒總是一張烙餅、一份素菜，當問他“你不喫葷菜嗎”，他眉毛一挑，還是那個壞笑，“葷菜可以蹭他們的喫”。在這裡，大三兒似乎很開心，副組長的身份讓他覺得自己有價值，但他也許不甘心，盡管他在這裡看起來比周圍的人正常。

午休過後，仍然要重復上午的工作，搭檔還是在空氣中擺弄著手機——好像他真的有手機一樣，大三兒還是趴在窗臺抽著煙。

五點多的時候，大三兒下班了，連續很多年他都會在自家樓下的彩票站買同一個號碼，然後跟別人說“我的五百萬就存這兒了，有合適的機會我就取走了”，嘿嘿一笑，周圍人也跟著歡樂無比。從彩票站出來，往前一走，還沒等他說話，“來了，三兒。”小賣部的老板先說。“嗯，大哥，兩盒白紅塔山。”大三兒回答。再然後他就回家，和自己的父親喫飯，電視永遠隻是那幾個臺。

每一天大三兒都是這麼過的，所以他經常問我：“有價值嗎？”就這麼重復，我無法解釋，但我能肯定一點，隻有在重復中發現的變化纔有價值，隻有在重復中保留的情感纔會有溫度。重復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他的父親曾是當地運輸公司的領導，身體現在也很好，大三兒說他從小看的玩的都是車，夢想也是當一名大車司機，像他大哥、二哥那樣兒，不但可以賺錢，還可以四處看一看。他的大哥、二哥都是正常人，尤其是大哥，很有能力，在當地很厲害，對他也特別好，二哥也還可以，他們都是20 世紀80 年代就開始跑長途的大車司機。大三兒也愛車，他還曾跟別人合伙買了一輛小面。

2016 年4 月的一天，他突然跟我說，他想去旅行，他多年來的願望就是和我，還有另一個特別好的朋友，三個人一起去西藏。之前他不願意說，是因為覺得自己是個麻煩，近手裡攢了點工資，覺得自己有了一些經濟能力，纔將這個想法說出來。我們的另一個朋友叫阿皮，是一名眼科醫生，喜歡登山，西藏他已經去了好多次。有人說阿皮與赤峰這座城市格格不入，但他卻是大三兒的窗戶。就在大三兒和我倆說這個想法的時候，阿皮沉默了一會兒說了一句：“三兒，你想去看珠峰，你怕死嗎？”……大三兒經常說，他很幸運，想玩車就去玩了車，沒工作的時候拿低保，有工作的時候還領獎金，他總覺得自己的一生特別有計劃，但在我看來，他活得更隨性，生命中充滿了即興的音符。

《大三兒》是講述個體生命的故事，他的故事張力在於從重復中獲取信息，那些信息不強加給觀眾，那是一種共鳴。這個國家對這樣一個群體的態度，是一個很重要的角度。大三兒和他的同事們還能上班，拿福利，休假期，就很能說明問題。片子中，人情大於故事，所出現的人物和大三兒的關繫，都是建立在“情”字之上。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是影片《大三兒》非常核心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