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中叢書”總序
自2010年起，由我主持的“國際詩人在香港”項目，每年邀請一兩位著名的國際詩人，分別與優秀的譯者合作，除了舉辦詩歌工作坊、朗誦會等一繫列詩歌活動，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雙語對照詩集的叢書。到目前為止，已有八位應邀的國際詩人和譯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詩集，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這套叢書再從香港到內地，從繁體版到簡體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取名為“鏡中叢書”。按原出版時間順序，包括谷川俊太郎、邁克?帕爾瑪、德拉戈莫申科、蓋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羅默的六本詩集。
與此並行的是“香港國際詩歌之夜”——自2009年起創辦的香港國際詩歌節，每兩年一屆。這兩個詩歌項目交織互補，為香港提供獨特的文化平臺，進一步形成漢語詩歌與國際詩歌的雙重推動力。
這套叢書的設想基於以下考慮：首先，在國際詩人與漢語譯者的文本互動之中，跨越語言的邊界；其二，對多語種的譯者提出挑戰，為豐富現代漢語提供新的品質及方向；其三，在國際詩人、譯者和讀者之間，在文本對應與參照中，構成某種內在張力，激活一連串語言內外的連鎖反應。這套叢書首先面對的是院校外語專業的大學生，以及初學或精通外語的讀者，當然也包括學者、譯者和詩人同行。
“鏡中叢書”是我和同行合作編輯出版的中英、中法等一繫列雙語對照詩集叢書的“兄弟姐妹”，共同組成了一個國際詩歌的“大家庭”。詩歌是人類精神家園的保證，也是一個民族苦難中的幸運。
北島
【譯者序】
本書收有一首名為《柿子》的詩，作於1984年，而且在詩末蓋瑞· 施耐德還特別注明，該詩寫於北京。那一年，“文革”以後的個美國作家代表團來華訪問，參加第二屆中美作家會議 (屆1982年在美國舉辦)，動靜頗大。代表團成員除了蓋瑞· 施耐德，還有艾倫·
金斯堡、庫爾特· 馮內古特、托尼· 莫裡森、湯婷婷、哈裡森· 索爾茲伯裡等。我當時尚在北大英文繫讀書。施耐德和金斯堡來北大朗誦。既然當時我已被稱作“校園詩人”了，他們的朗誦我肯定是不能漏掉的。記得他們的朗誦地點是在一間大教室裡。那大概是我次見到文學界的大人物。教室裡擠滿了聽眾。我找不到地方，隻好跑到排座位的前面，坐到地上，我和朗誦者隻相距不到兩米遠。金斯堡坐在椅子上用他的自制手風琴伴奏，朗誦了一些他自己的詩，但我記得清楚的是他唱誦英國詩人威廉·
布萊克的《老虎》。他邊唱邊操控手風琴，同時雙腳在木制講臺上跺出節拍。後來他們又去了外國語學院 (現在的北京外國語大學) 朗誦。我也去了，可見我成了他們的鐵杆粉絲。朗誦會地點是一座禮堂。我記得輪到施耐德朗誦，他要求大家都站起來，並且還要求大家都舉起右手。我已記不清他當時朗誦了什麼，但他朗誦時全場的氣氛令我至今記憶猶新。那像是一個儀式，很莊嚴。此前我還從未見識過那樣的朗誦。那次經歷令我對從書本上讀來的“垮掉派”有了切身體驗。中國書本上的“垮掉派”，既是反抗的，也是頹廢墮落的，但1984年，我看到了“垮掉派”嚴肅的理想主義的一面。沒想到時隔二十八年，我成了蓋瑞· 施耐德的中文譯者。
施耐德、金斯堡、凱魯亞克這些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改變了二戰以後世界文化的氛圍。他們對當時美國社會的道德狀況、文化狀況、政治秩序的批判和反抗，他們身體力行的新的生活方式，曾經令那時的美國青年，乃至整個保守的西方發抖。他們這樣的精神訴求和生活方式在“文革”以後迅速傳入中國，引起了當時中國大城市裡——如北京、上海等地——年輕一代的共鳴。大家先是通過一些外國文學雜志、外國當代詩選閱讀他們作品的譯文。1985年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莫裡斯· 迪克斯坦因著《伊甸園之門——六十年代美國文化》(方曉光譯) 一書，更讓人們了解到垮掉派文學、嬉皮士運動的真貌。後來凱魯亞克的《在路上》中譯本 (1990)、金斯堡的詩選中譯本 (2000) 等也得以陸續在大陸出版。直到今天，更年輕的人們在讀到他們的作品時，依然會有一種受到鼓舞的感覺。中國青年所面對的當然是中國的社會、道德、文化現實，但大家從垮掉派文學中認識到反抗和批判對於一種文化的重要性，認識到“另一種生活”並非不能來到我們身旁。所以，2011年8月，當北島從香港打電話給我，問我能否翻譯蓋瑞· 施耐德的詩歌時，我立刻就答應了。
施耐德在中國的詩歌讀者中雖然大名鼎鼎，但遺憾的是，出於種種原因，大陸始終沒有出版過他詩歌和散文的單行本。臺灣聯合文學出版社在1979年出版過一本由林耀福、梁秉鈞編選的施耐德詩文選《山即是心》(多人譯)。我們在網絡上能夠搜到的施耐德詩歌的中譯文中有不少來自這本書。臺灣的《當代》雜志曾在1990年9月第53期上刊出《詩人史耐德：從敲打派到後現代》的專輯。據說香港浸會大學的鐘玲教授在臺灣出版過一本研究性著作《美國詩人史耐德與亞洲文化》，惜不曾見到。大陸這邊由於不曾出版過能夠較全面反映施耐德面貌的書，因而讀者對施耐德的印像往往極為簡單：他是垮掉派 (臺灣譯作“敲打派”) 中的重要詩人；他受到過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影響；他翻譯了《寒山詩》並影響巨大。除此之外我們對施耐德所知甚少。例如，即使在他與中國古代文學、文化的關繫方面，我們絕大多數人也不了解：他還是白居易《長恨歌》的英譯者，他還熱愛陸遊，還翻譯過孟浩然、王維、王之渙、王昌齡、杜甫、稹、劉長卿等人的詩。施耐德重要的長詩之一《溪山無盡》為他在1997年贏得素負盛名的波林根詩歌獎。這部長詩的名字來自現藏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的宋或金佚名畫家所繪《溪山無盡圖》。我見到過有人在文章中提及施耐德的這部長詩，但詩題胡亂譯為什麼《山河無盡》、《山水無邊》之類，顯然是譯者不知道有這麼一件中國繪畫傑作的存在。如果單就我們能夠找到的施耐德詩歌的中譯文看，我發現也存在許多問題：首先，出現在中文裡的施耐德詩歌多為他的早期作品；其次，不同的譯者大多挑選他容易翻譯的詩歌來翻；第三，也是重要的，許多中譯文謬誤百出。
這造成了施耐德詩歌在中文環境裡的傳播之誤。除了誤譯，中文讀者，尤其是大陸讀者，對施耐德的寫作背景、精神背景顯然缺乏完整的了解。僅從本書所選施耐德的短詩看，我們就會發現他與日本文化、佛教禪宗 (尤其是日本禪宗) 的密切關繫。1956年施耐德獲美國禪宗學院獎修金東渡日本，在京都修習禪宗、日文、中文和梵文，一住就是十二年。他娶了日本太太，翻譯過日本詩人宮澤賢治的詩，與詩人七尾榊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七尾榊的影響。施耐德與東方的關繫還不僅限於對中國和日本的閱讀、體驗與觀察。在日本期間，他曾有六個月的時間與艾倫·
金斯堡、瓊妮· 基格在印度、尼泊爾旅行，參禪禮佛，走訪勝跡。他本人還到過斯裡蘭卡、印度尼西亞等地，甚至曾隨一艘油輪到過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這一切經驗都反映在了他的寫作和思考之中。但是，說到底，施耐德是一位太平洋一側的美國詩人。他生於舊金山。兩歲前與家人移居西雅圖。後來又與母親和妹妹遷居俄勒岡州的波特蘭。1969年他自日本返回美國後，一直生活在內華達山脈北部的玉巴河畔。他自小對北美印第安人文化，尤其是印第安人對大自然的態度深感興趣。為施耐德在1975年贏得普利策獎的詩集《龜島》(紐約新方向出版社出版)，書名便取自印第安人稱呼大地的古語。這裡透露出詩人受到印第安文化影響的對自然環境的深切關注。1992年紐約萬神殿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無性：新詩及詩選》，該書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提名。在為這本書所寫的序言中，施耐德說：“這些詩歌屬於 (美國) 西海岸語言風格，屬於盎格魯-法蘭克美國的印歐文化，以及迅然呈現的太平洋文化。這裡有些詩受益於我對中國和日本短詩的閱讀，有些詩受益於少數族裔詩歌的寫法，而使我受益的是20世紀中葉的那些大家巨子。我還要向美國的土著歌曲、故事以及生計本身鞠躬致謝，我還要向其鞠躬的是邊遠西部豐茂的森林、冰峰雪嶺和一些偉大的教師。”
蓋瑞· 施耐德的生平，讀者從附錄在本書後面的“年表”就可了解，茲不贅述。但是關於他的生平、寫作和成就，有一點需要我們格外關注，那就是，施耐德不僅僅是一位詩人，或者說，他是一位極其特殊的詩人。在整個垮掉派詩人、作家、藝術家群體裡，施耐德的精神背景和生活經歷都非常特殊。以至於有美國論者認為，嚴格說來，施耐德雖屬於“舊金山文藝復興”，但自他遠赴日本，他就與其他垮掉派成員在寫作和生活方式上拉開了距離 (當然情感上他始終認同垮掉派群體)。施耐德是一個行動的人，重實踐的人，對自己的理想身體力行。早在少年時代他就成了一名登山好手。後來在波特蘭的瑞德學院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期間，他將一部分時間用於當伐木工、築路工、森林火情瞭望員、海員等等。體力勞動和佛教冥想使他對生活、社會、大自然有了深入的體驗，並與大自然建立起一份特殊的關繫。他因此成了土地、樹木、野獸、魚類和飛鳥的代言人。他可能是這個世界上較早覺悟到人類應該善待大自然、保護大自然的先行者之一。他倡導一種大地意識，並從這種意識出發，對種種美國和世界的社會問題、生態問題、政治問題展開思考和批判。於是我們在施耐德身上既看到了詩人，又看到了行動者，也看到了標準的美國左派知識分子。這一切因素又反過頭來作用於施耐德的寫作。按照美國批評家查爾斯·
阿爾鐵裡在《廟堂擴建：六十年代美國詩歌新方向》一書中表達的觀點，施耐德既創造了一種獨立於西方文化的宗教信仰，也創造了一種新型詩歌，這種詩歌直接、具體、非浪漫，具有生物學特征。這使得他獲得了一種新的視角，可以強有力地處理形而上學。施耐德的寫作展開在對自然、宗教、文化、社會、歷史、思想等多方面問題的關注上，他所取得的成就，據一些論者，可能是垮掉一代詩人中的。
如前所述，蓋瑞· 施耐德不僅是一位詩人。他在散文寫作和文學翻譯等方面同樣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散文作品《大地家族》已經成為美國當代文學的經典之作。但本書不是施耐德讀本或選集，而僅僅是一本施耐德的詩選，而且是一本短詩選。不過即使這樣，我依然希望本詩選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一個多方面的施耐德。收入本書的大多數詩篇都是由施耐德本人從他的詩選集《無性》中挑選的，後一首《夜晚故事》是他的新作。這與臺灣那本《山即是心》所選篇目重合的部分很少，所以兩本書似乎有一種互補的關繫。施耐德的詩歌相當難譯，他使用的詞語，有些來自北太平洋美國人的小區語言，有些來自印第安部落語言，詞典上根本找不到。有些詞語即使詞典上有，施耐德也不是在一般意義上使用；即使他在一般意義上使用，他也可能賦予了它們多重含義。書中所收不少詩篇的寫作背景與日本有關，查找和搜索按日語發音拼寫的日本人名、地名、專有名詞的漢字寫法成了一件巨大的苦差事。其個別詩歌以前被翻譯成中文時，譯者索性省略了日語詞語的漢字書寫，或者在中譯文中干脆保留了字母拼寫，這在我看來至少是偷懶和不嚴肅的。本書力求在這一方面做到完善。書中個別涉日名字、名詞我請教了久居日本的詩人、翻譯家田原。施耐德詩歌還涉及印度文化、印第安文化，以及一些類似伐木、燒窯、機械、航海、天文等方面的專業術語和知識，我也盡量使譯文能夠追上原文。進行這樣復雜的翻譯僅靠我一個人根本無法完成。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得到了幾位美國朋友的關鍵的幫助，他們是 Lucas Klein、 Christopher Lupke、 Christopher Arigo，他們糾正了我的一些誤譯之處，對原文中一些我不理解的地方給予了解答。此外，我還應提及美國著名的中國古代詩歌譯者比爾·
波特(筆名Red Pine)。比爾· 波特送給了我許多與蓋瑞·
施耐德有關的圖書數據。我在此由衷地感謝他們。我要感謝的當然是蓋瑞· 施耐德本人。他是一個工作非常認真仔細的人。在我剛開始動手翻譯他的作品時，他就寄來了他從前對其西班牙語、日語譯者所提問題的解答，這對我幫助不小。後約有十幾個問題，我依然無法解決，隻好請教施耐德本人，得到了他耐心的解釋。當然我還要感謝詩人北島，如果不是他的建議甚至催促，可能就沒有這本書。也許書中依然存在一些缺點，敬希讀者指正。
西川
2012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