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瑞士,沃州,維爾勒夫鎮,奧爾加別墅,羅曼·羅蘭先生”(M RomainRolland, Villa Olga, Villeneuve, Vaud, Suisse),這是中國留學生寫信給羅曼·羅蘭使用的地址。本書將打開這些近一個世紀前寄到萊蒙湖畔奧爾加別墅的書簡,從羅曼·羅蘭的日記中找出相關的記載,探查信前和信後的來龍去脈,這一切,隻為喚醒一段因為時代風雲被人遺忘多年的美好歷史。
在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之初,啟蒙工作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文學方面,引進多如繁星的外國作家,其中不少是當代名家。但是沒有一位能像羅曼·羅蘭那樣,生前身後在中國得到那麼崇高的地位,受到文藝界和讀者的尊敬與熱愛。
羅 曼·羅 蘭(Romain Rolland,1866-1944)在 1915 年 獲 得 諾 貝爾文學獎,作品迅速被譯介到世界各地,包括遠東的日本和印度,可是中國缺乏法文譯者,在差不多十年時間內,他在中國寂寂無聞。直到 1924年 6 月,纔出現一位青年譯者敬隱漁,從上海給他寫信,回信在 8 月到達,敬隱漁譯為中文,次年一月在《小說月報》第十六卷號發表。
此信的出現是中國新文學史的一件大事,次有一位享有世界聲譽的在世作家寫信給中國青年作者,對中國精神懷有深厚的興趣並給予高度評價,對素昧生平的敬隱漁表現出一種超乎尋常的關愛。雖然還沒有幾個人讀過他的作品,萬千讀者卻一下子被他征服。
1926 年 1 月起,《小說月報》連續三個月刊登了敬隱漁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卷開頭部分。這部小說宣揚的人道主義和英雄主義,像一股強勁的清新空氣,吹進尚未完全走出革命風暴的混沌中國,終生奮鬥不懈的主人公及其作者成了好幾代中國青年的偶像。從這一年開始,羅曼·羅蘭的誕辰成了中國文壇的盛事: 1926 年, 1936 年, 1946 年,中間還經歷了 1944 年逝世紀念和 1954 年逝世十年祭,每次都有刊物出版專號,著名作家紛紛為文。羅曼·羅蘭成為中國人熟悉的外國作家,他的人格及作品在中國的影響深遠而長久。
1925 年敬隱漁前往法國留學,羅曼·羅蘭不僅兌現許下的諾言,給予各方面指導和慷慨的金錢資助,而且努力把他引進法國文壇。他們的友好來往很快流傳開來,首先在中國留學生當中,繼而傳回中國,一些青年人追隨他的步履,寫信給羅曼·羅蘭。
本來這是中國新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佳話,值得史家大書特書。但是羅曼·羅蘭做了好事從不張揚,日記裡也不備忘,而中國留學生由於時代原因,沒有留下多少相關的回憶文字,因此外人對其中細節無從知曉,不清楚多少人通信,不知道名字,更不要說書信內容了。勉強為文談論,隻能重復流傳已久的少量事實,或者墜入向壁虛造的陷阱。
這樣的死結,很多人都知道可以通過發掘文獻來解開。剛好羅曼·羅蘭是一位具有歷史使命感的作家,數十年如一日堅持寫日記,細心保存所有筆記、來往信件、書籍和印刷品,巨細無遺,點滴不漏。去世前已經開始親手整理自己的日記,又把一些文件結成專題檔案。他在 1944 年去世,留下一個龐大的文獻庫。想知道這段歷史的真相,隻須到裡面尋找答案。
然而歷史沒有一條道路是筆直的。羅曼·羅蘭去世前不久,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去世後不到一年,中國開始內戰,接著出現天翻地覆的變化。文學領域也不例外,外國作家不再被重視。羅曼·羅蘭憑著過去的蘇聯之友名聲,僥幸逃過,作品得以繼續再版重印。但到了後,評論界開始責難他的“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出版社停止重印,在這種情況下,誰都沒有心思去重提這段文壇佳話,更不要說去法國尋根究底了。
中國人不做,法國人呢?他們做,但情況比想像的復雜。大師 1944年去世,沒有子嗣,根據法國法律,繼承人是他的夫人瑪麗·羅蘭(Marie Rolland, 1895—1985)。瑪麗原姓屈維利埃(Cuvillier),一位斯大林時代的俄羅斯文學愛好者,父親是俄國軍官,母親是當家庭教師的法國人。她因為從莫斯科寫詩給大師而認識,而了解,後在 1934 年結成夫妻,成為大師的秘書和得力助手。大師去世後,她按照遺願,忠心耿耿保管全部檔案。除了在 1950 年代把整理好的日記送給國家圖書館,書信、手稿等全部留在身邊。她以性格硬朗、心直口快出名,凡事親力親為。由於文獻數量龐大,內容復雜,必須請人協助,但個人財力有限,多數工作依靠年輕的自願者,流動性很大。她不拒絕向研究者打開檔案,但文獻未經整理,以一人之力從中搜索,不啻海底撈針。加上資料存放在個人住宅,空間有限,令查閱困難重重。這一切,限制了整理的進度。盡管如此,經過四十年從未間斷的努力,她獨自一人或與其他學者合作整理的日記和書信集超過三十種,其中二十七種以《羅曼·羅蘭叢刊》(Cahiers
Romain Rolland)為總名,由阿爾班·米歇爾出版社刊行。
在這些文集中,與中國留學生的通信隻出現過一次。 1966 年,為了紀念羅曼·羅蘭百歲誕辰,瑪麗·羅蘭從他一生所寫的浩海般書函中挑選了二百零八封信,編成叢刊第十七集,取名《一張完美的臉孔》(Un beau visage à tous sens)。其中選入 1924 年 7 月次寫給敬隱漁的回信,然而抄錄時出錯,把 Kin Yn Yu 寫成 Kin Yu Yu,由此可知,瑪麗·羅蘭身邊沒有中文助手。當時的中法教育和文化交流處於低潮,漢語不是大學的熱門外語,隻有三數間設立課程,畢業生都被外交部捷足先登。自費的中國留學生從香港和臺灣來,人數很少,法國人要找一個熟悉中國文化和漢語的青年人十分困難。因此,羅曼·羅蘭夫人遲遲未能動手整理中國留學生的書信。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大型文獻的整理工作有緩急之分,無法全面鋪開,與羅曼·羅蘭通信的歷史人物很多,他們是優先處理的對像。
物換星移,轉眼到了 1977 年,瑪麗·羅蘭進入八十二歲耄耋之年,文叢已出版至第二十六集。就在此時,從遙遠的東方傳來一條消息,中國改革開放,有人開始研究羅曼·羅蘭對魯迅作品的評價。傳遞消息者是巴黎大學第八校漢語教授魯阿夫人(Michelle Loi, 1926—2002),她是魯迅研究專家,正在領導一個小組,打算翻譯及出版魯迅全集的法文版,為此多次往返中法之間,與中國的魯迅研究者很熟絡。這一年,有一篇文章引起她的注意,標題是《談〈阿 Q 正傳〉的法文譯本》,刊載在 1977 年 6月出版的《南開大學學報》,介紹了敬隱漁法譯《阿 Q 正傳》和他轉達的羅曼·羅蘭對這本書的評語,魯阿夫人研究魯迅,卻對敬隱漁的名字及其翻譯一無所知,回法後告訴羅曼·羅蘭夫人和《歐洲》月刊編輯部,他們都很感興趣,於是寫信聯繫文章的作者。
作者戈寶權(1913—2000)是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學者,他是一位有名的俄文翻譯家,後期轉向外國文學研究。當時的文學界剛度過一個非常時期,仍然沿著多年的老路而行。魯迅研究是一條不會迷失的大路,很多人都借用來進行研究。戈寶權比其他人起步得更早,從1976 年起便參加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然後由此發展為研究魯迅作品在世界傳播及影響的專家。由於有過注釋經驗,特別重視搜集手資料,介紹《阿 Q 正傳》法文譯本的文章就包含前所未知的新資料。魯阿夫人很快便把文章介紹到法國,在《歐洲》月刊 1982 年 1 月號發表了長文《羅曼·羅蘭與中國人 羅曼·羅蘭與魯迅》(Roman Rolland et les Chinois Roman Rolland et Luxun)。通過魯阿夫人,戈寶權認識了瑪麗·羅蘭,一條嶄新的大道在他面前打開了,以後可以通過她們獲得珍貴的法國文獻。當時,他仍然以魯迅為核心,目標局限於敬隱漁,沒有旁及其他中國留學生。
就在這時候, 1981 年 11 月,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另一位學者羅大岡(1909 - 1998),接到法國政府的官方邀請,前來訪問及講學。他到巴黎要見的位法國人就是瑪麗·羅蘭,並非因為他本人是中國研究羅曼·羅蘭的權威,生命中活力旺盛的二三十年時間全花在這件工作上,而是他急於把一本舊書送還給瑪麗·羅蘭。這本書題名《戰鬥十五年》(Quinze ans de combats), 1935 年出版時僅印七十一冊,其中十冊為非賣品。 1950 年代末,羅大岡需要這本書作參考,遍尋不獲,後找到瑪麗·羅蘭,借到她手中僅存的一冊。用後歸還,至 1960 年代初再次借閱,還未來得及寄還,便遇到歷史大風浪,於是這本書便羈留在羅大岡家裡,東躲西藏了十多年。現在物歸原主,兩人都心情激動,開始了一場長談。
羅大岡把預備好的問題提出來,瑪麗·羅蘭逐一作了回答,到了後,她突然提出一個建議,請羅大岡整理中國留學生的書信,寫一篇導言,結成集子,編入文叢出版。這是一個很好的計劃,但是羅大岡的反應卻是“我對於這個建議不感興趣”(羅大岡《三訪羅曼·羅蘭夫人》)。這句話和他說過的話自相矛盾,“我向羅蘭夫人提出的另一問題是羅曼·羅蘭關於中國的言論,以及他寫給中國人的信。我希望能在‘羅曼·羅蘭檔案’中,搜集這方面的材料”。要尋找答案,還須認識羅大岡的個性和回顧他的過去。
他在《巧遇艾呂雅》一文中說過,“我從小膽怯,不敢去驚動有名人物,生怕踫釘子或遭冷遇。我在裡昂居住時,當時羅曼·羅蘭住在日內瓦附近,我坐長途汽車去他家一個半小時可以到達,可是我從來沒有去拜訪羅曼·羅蘭”。楊哲、宋敏在《羅大岡傳》提到另一件同類的事, 1938 年,他獲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題目是《論白居易詩歌的雙重靈感》(La Double inspiration du poète Po Kiu-yi)。詩人保爾·福爾(Paul Fort, 1872-1960)看到,在激賞之餘,邀請他見面。他卻怯於福爾的文名,因為這是一位在 1912 年獲得報刊加冕的“詩人王子”(Prince des poètes),他終沒有接受邀請,隻是托人把自己的法文詩帶給他作為感謝。這種不願與名人見面的情意結,令他不容易認同中國留學生主動靠近羅曼·羅蘭的舉動,所以他隻想看羅曼·羅蘭本人寫的信,對中國留學生的信不感興趣。不過,這種單向選擇是不可能的事情,後來的事實顯示他改變了看法,十分重視和關心中國留學生和羅曼·羅蘭的交往。
出於禮貌,他當場沒有直接推辭,婉轉回答等看到信件再決定。不料瑪麗·羅蘭說已經準備妥當,就等他來開始工作。盡管訪問日程很緊密,羅大岡也隻好同意過一個星期回頭再來。到了約好日子,信件遠未如他所想那樣準備好,拿出來的文件夾有十多本,可是每本隻夾著兩封或兩三封“中國人來信”,他感興趣的敬隱漁信件,不見蹤影。據他計算,總數至多二十來封,不足以編輯成集。信件如此分散,可見尚未真正整理過。在這些信中,羅大岡隻認出梁宗岱一個人的名字。在他之前,魯阿夫人也看過一些文件夾,在《歐洲》月刊的文章中提及其他兩位
中國留學生的名字:閻宗臨和盛成,又特別說明,尚未發現傅雷的信件。
羅大岡的來訪和與戈寶權的通信,促使瑪麗·羅蘭開始整理中國留學生資料。羅大岡離開巴黎不到三個星期,便接到她寄來兩份文件,都與敬隱漁有關。一份是羅曼·羅蘭寫給《歐洲》月刊外國文學編輯巴澤爾傑特的信,推薦敬隱漁翻譯的《阿 Q 正傳》;另一份是裡昂中法大學協會會長(相當於校董會主席)雷賓( 1876 - 1967) 1929 年 12 月 30日致羅曼·羅蘭信,關於敬隱漁病情經過。同樣的文件也寄給了戈寶權,他們兩人在《人民日報》先後發表文章談到這些信件。
自此之後,羅大岡忙於其他寫作,再沒有文章論及中國留學生的書信,這個工作由戈寶權繼續下去。他和法國方面的合作進行得很順利,到了 1986 年,他在《羅曼·羅蘭和中國》(載《法國研究》, 1986 年第 6 期)中說,近數年收到瑪麗·羅蘭寄來敬隱漁三十七封信,另外還有傅雷的七封信。從文章的標題,可以知道他的研究工作已經從魯迅擴大到羅曼·羅蘭,對中國留學生書信的研究不再限於敬隱漁。他根據中國方面的文獻,認為“在 20 年代後期到 30 年代初,同羅曼·羅蘭有過交往的,還有盛成、徐仲年、梁宗岱、閻宗臨、汪德耀、傅雷等人”,跟著這條線索走下去,距離揭開這頁新文學歷史的真面目不遠了。
有了法國文獻這支生力軍支持,戈寶權在 1991 年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談有關敬隱漁翻譯〈阿 Q 正傳〉的新史料》,引述了十多封敬隱漁致羅曼·羅蘭信,首次披露了很多新細節,給人一個感覺,其他留學生的信件已經呼之欲出。然而,戈寶權卻在這篇文章之後停筆了,因為他的健康在 1992 年突然轉壞,再也不能寫作,真是天意弄人。戈寶權讀大學時曾選修法文, 1935 年起作為天津《大公報》的記者駐蘇聯三年,轉行俄文。當他接到這批法國資料時,隻能請科學院研究法國文學的同事代為翻譯。這個做法可以解決一時難題,畢竟不能隨心所欲,既拖慢了進度,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和擴大。他在 2000 年去世,手中的法國文獻下落不明。
法國方面也發生類似的變化,而且來得更早。首先是瑪麗·羅蘭在1985 年去世,由於沒有繼承人,所有文獻歸國家所有。根據傳統,分散存放到不同的圖書館。進入 1990 年代,魯阿夫人退休,放棄了畢生從事的推廣魯迅作品的工作,代以文學寫作,生前後兩部作品都是歷史小說,與中國無關。她在北京《魯迅研究》月刊發表的後兩篇研究文章,一篇是 1994 年的《關於敬隱漁名字的來源》,據一些知情人所說,她當時熱衷研究家族繫譜學,如是事實,很可能影響了這篇姓名考證文章;另一篇是 1996 年致編輯部的長信,發表時冠題《促進魯迅研究,傳播魯迅道德的真理》,附有四封來自羅曼·羅蘭檔案的信件,都不是新發現,很早便寄給戈寶權,部分已有中譯。魯阿夫人在 2002 年去世。
寫信者在書中的排列順序按封信的寫作日期,章節標題所附外文姓名是他們在信件中的署名,全部九人:
盛成, Cheng Tcheng,通信時期: 1920 - 1931
致羅曼·羅蘭信(32),電報(1);羅曼·羅蘭復信(7),日記(4);瑞士團體活動會面(1)
敬隱漁, Jean-Baptiste Kin Yn Yu,通信時期: 1924 - 1930
致羅曼·羅蘭信(44);羅曼·羅蘭復信(1),日記(8);其他信件(10);奧爾加別墅會面(2)
梁宗岱, Liang Tsong-Taï,通信時期: 1929 - 1930
致羅曼·羅蘭信(7);羅曼·羅蘭日記(4),奧爾加別墅會面(2)
李家齊(李又然), Li Tsia Tsi,通信時期: 1929 - 1937
致羅曼·羅蘭信(7);羅曼·羅蘭日記(1)
閻宗臨, Yian Tsong Lin,通信時期: 1929
致羅曼·羅蘭信(3);羅曼·羅蘭日記(2);奧爾加別墅會面,與曾勉同行(1)
汪德耀, Ouang Te Yio,通信時期: 1929 - 1931
致羅曼·羅蘭信(20),電報(1);羅曼·羅蘭日記(5);其他信件(4),奧爾加別墅會面,第二次與岡碧葉小姐同行(2)
傅怒安(傅雷), Fu Nou An,通信時期: 1934 - 1936
致羅曼·羅蘭信(7);羅曼·羅蘭復信(2),瑪麗·羅蘭復信(1),日記(3)
長虹(高長虹), Tchang Hung, ChangHung,通信時期: 1936
致羅曼·羅蘭信(3)
張昊, Chang Hao,通信時期: 1937 - 1940
致羅曼·羅蘭信(2);羅曼·羅蘭復信(1)
書中引用的手稿資料,版權屬於收藏持有者所有。如須轉引,務請注明出處。
這本書的內容大部分為首次發表,希望能夠從一個新的角度,為這個重要的新文學史課題,提供一個新的研究基礎,填補這段不應再存在的歷史空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劉志俠 識於巴黎
後 記
這是一本時光隧道的書,成書的過程是一次返回過去的旅行。在明暗參差的時光和空間裡,有一個羅曼 · 羅蘭和他的中國留學生的世界,就在巴黎市中心,在古老的法國國家圖書館,在那座十九世紀建成的仿如貴族府第的大樓,在手稿部,在羅曼 · 羅蘭專藏。
羅曼 · 羅蘭和中國留學生仍然住在裡面,在他們留下的書信和文件中活著,“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每次打開檔案,進入他們的世界,就完全忘記熙攘吵鬧的塵世,隻聽到他們說不完的交談,坦白的對答,以至爭論、辯駁。那裡有節日的歡樂,也有生命的痛苦,但一切那麼真誠,充滿友愛和朝氣,跟隨那個時代的脈搏跳動,所有人都向往光明的未來,相信歌唱的明天。
認識了這個世界後,產生了一個抑制不住的願望,與未能親臨其境的朋友分享。一年多時間醞釀,兩年多時間深入探索和撰寫,工作並不容易,卻是一種難得的運氣。
這本書能夠面世,首先要感謝羅曼 · 羅蘭和他的中國留學生,他們的友好交往締造了一個世界文壇的千秋佳話。羅曼 · 羅蘭和他的夫人瑪麗把中國留學生的書信、照片、文件,連同信封完整保存下來,這段美好的中法文化交流歷史纔沒有湮沒。
還要感謝熱愛文化的法蘭西民族。這幾年到過好些法國圖書館和檔案館,發現中國人失去的近代歷史,往往能夠在這個國家重新發現。他們收藏的中國出版物、書信、手稿,範圍之廣,數量之多,令人驚奇。本書寫作所需的文獻,主要來自法國國家圖書館、法國國家檔案館、巴黎杜塞文學圖書館、斯特拉斯堡大學圖書館手稿部、天主教耶穌會檔案館、路易 · 拉盧瓦家屬收藏等機構。法國人盡心盡力收藏和守衛這些舊紙張和老照片,並非因為這是中國文獻,而是視之為全人類的文化遺產,世界歷史進程的見證。筆者所往之處,都得到熱情、專業與細心的接待,沒有一處空手而還。
十多年前寫書,桌上地下堆滿參考書,這一回大部分已經化作電子書,放進電腦。查看統計數字,文件多達一萬六千多個,到現在仍在增加,占用幾百億字節的磁盤貯存,打印成書,當數以百冊計。然而,現代電子科技不是,踫上手稿就無用武之地,這些年代久遠的舊紙張珍貴無比,被圖書館視為鎮山之寶。雖然向公眾開放,卻不願意被人隨意剽竊,讀者非要像虔誠的朝聖者那樣,親自上門查閱不可,有時還得填寫申請表,花費一番唇舌解釋理由。就算手稿來到眼前,大多數還要一字一字辨認,一筆一筆抄錄下來。
同一個城市還好,隻須多跑幾趟就能解決,像本書的羅曼 · 羅蘭中國書信和日記,就是每周兩次,前後兩三個月時間纔抄錄完畢。如果城市不同,問題變得復雜。開寫不久發現,敬隱漁在裡昂和瑞士留下一些文件,非去這兩個地方尋找不可。但是很幸運,剛好結識了《敬隱漁傳》作者張英倫,見面時談起這件事,他立即把自己收藏的資料拿出來送給筆者。須知他循著敬隱漁的生活路線,跑遍中國、法國和瑞士,用了五年時間纔完成全書寫作,豐富的文獻來自辛勤的勞動,他的慷慨舉動顯示了一種尊重文化和歷史的學者風度。
寫作後期再出現同樣的情況,廈門大學圖書館收藏了汪德耀一批捐贈,其中有留學法國時期的圖片和手稿。原先計劃回國一趟,詩人何家煒(這次為本書主持編輯工作)和廈大外語繫瀋澍老師知道後,代為聯繫有關部門,結果不必風塵萬裡,安坐熒光屏前,看著這些不可或缺的資料,經由海底電纜源源送到。幾年前李蘭頌也是這樣送來李又然家書,這次又主動提供剛編好的三卷本李又然文集原稿。
還有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梁宗岱紀念室陳紅霞,寄來該館新發現的羅曼 · 羅蘭致梁宗岱一封信的殘件影印,那是逃過萬劫的文獻,特別珍貴。臺灣屏東大學音樂繫連憲升老師素未謀面,僅僅一封電郵,就寄來他參與寫作《張昊——浮雲一樣的遊子》時收集到的罕見文獻,一封羅曼 · 羅蘭致張昊信函的復印件,補足了這部分的書信檔案。
現在全書完成,羅曼 · 羅蘭和中國留學生的世界將活在這本書裡,不再消失,不再被遺忘。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日記於解封前巴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