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終於成為一部傳奇，而且似乎是不可再生的傳奇。——早將西南聯大定義為“傳奇故事”的大概是費正清的弟子易社強。
易社強從1973年開始關注和研究西南聯大，其英文著作《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於1998年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這本著作的導言中，易社強說：“傳奇故事早已過時……（但）聯大以壯偉的漫漫長征開始，以數年的剛毅堅卓為之繼，以摻雜著悲劇的成果告終。這無疑是傳奇的材料。”我們今天讀到的關於西南聯大的很多著述，確實彌漫著傳奇色彩。
傳奇故事背後的精神是什麼？這位史學家接下來追問的是：“然而，假如聯大僅僅是一段妙趣橫生的傳奇，那好由小說家來承擔這個任務。之所以有必要從歷史學的角度研究聯大，是因為它在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知識史（intellectual history）、文化史和政治史上占據了至關重要的地位。聯大兼具傳統模式和自由理念，同其他國立大學一樣，它既有世界性的背景，也有地方情境。逾越中國的疆域，聯大提出了普世性的重大問題：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孕育並堅持通纔教育？促使一所大學完成使命的內在動力是什麼？”這位美國學者進入傳奇故事後越來越意識到：聯大人的思想與心情有異乎尋常的人格魅力。
1942年在昆明逗留了幾天再往重慶的費正清，由西南聯大教授們的貧困狀況深刻意識到了這裡是一個希望與絕望並存的地方：“他們正在頑強地戰鬥，但是不可能持續太長時間。你可以想像這種情況——這裡充斥著絕望、悲慘、勇敢面對、互相支持以及思想與行動逐漸衰退。”費正清特別擔心的大概是思想與行動逐漸衰退。他特別關注西南聯大中原清華大學的教員，這些留美歸國的中國學術精英，“如今卻陷入了精神和物質的雙重困境中”。在後來關於西南聯大的敘述中，絕望、思想與行動的衰退則鮮有提及。
我和易社強一樣贊同這個觀念：“一部缺乏人物，隻有數量化的非人性力量交互作用的史書，必然是一部干癟蒼白的歷史，不僅缺乏可讀性，而且，根本上會更不準確，因為它忽略了鮮活的經歷。”——我因此想回到聯大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回到他們鮮活的經歷中，去聆聽日常的弦歌。

作家的寫作在精神上都應該是知識分子寫作。反過來說，許多知識分子的文學創作並沒有堅守知識分子的寫作立場，僅僅是呈現了一些思想，而不是真的擁有思想。王堯是一個具有文化抱負的、具有歷史責任感的小說家、散文家，他的寫作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寫作”。
——畢飛宇 中國作協副主席、江蘇省作協主席
 
王堯寫西南聯大，如果時光倒流，我們能否像那一代學人那樣生活和工作。這樣一種內心自問的慨嘆能夠引起我們每一個具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反省。
——張福貴 吉林大學教授
 
王堯寫到西南聯大的不易，寫到被大事件、大人物淹沒的女性。他作品的蕞大魅力是做到了充實和豐盈的，他所選的視角是內在微觀的，因此，他的寫作具有文學和生活的質感。——張莉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日常的弦歌》是關於西南聯大那些光輝人物的日常與傳奇，王堯並不像時下的流行文化一樣去追慕大師，為西南聯大鍍上一層浪漫主義的關懷，他有自己的問題意識，他嘗試解決的是一個教育體制中人如何與他的大學相處，與困難重重的體制相處，與自己相處。
——嶽雯 中國作協創研部研究員
 
王堯回到西南聯大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回到他們的鮮活的經歷中理解他們的思想、感情和寫作，在這個意義上，王堯的散文隨筆也就是知識分子的思想史。
——張燕玲 《南方文壇》主編

支柱艱危的“孤臣孽子”
一
 
1937年12月14日， 鄭天挺（字毅生）抵達長沙， 這一天 晴暄和暖。
 
在北平與北大同人困守四個月後，鄭天挺和羅常培、魏建 功、陳雪屏、羅庸等後一批離開北平往北京大學的“交通站” 天津。這是三十年代大學長征的一條路徑，鄭天挺在日記中用 極簡的文字敘述了他們抵達長沙的路線 ：“離北平，經天津，至 香港，入梧州，取道貴縣、柳州、桂林、衡陽而達長沙。”一路 的艱辛都在這句話中省略了。
 
十年以後，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時，羅常培追憶北平淪陷 後已成“殘局”的北大，為紀念特刊撰文《七七事變後北大的 殘局》。 在這篇文章中， 羅常培特地提到在7月29日到10月19 日的幾個月中，“值得佩服”的是北京大學秘書長鄭天挺： “自從‘七二九’以後北大三院兩處的重責都叢集在他一個人的身上。 他除去支應敵寇漢奸的壓迫外， 還得籌劃員工的生活、 校產的保管和教授們的安全。別人都替他擔心焦急，他卻始終 指揮若定，沉著應變。一班老朋友戲比他為諸葛武侯，他雖遜 謝不遑，實際上絕不是過分的推崇。”
 
“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1938年1月10日中午，顧毓 琇（字一樵）告訴鄭天挺長沙臨時大學將遷往昆明，由蔣夢麟 （號孟鄰）先往籌備。 鄭天挺日記中說：“ 此孟鄰師昨日下午謁 奉化所決定也。”第二天，傅斯年（字孟真）來訪時也談到臨時 大學遷昆明後將請蔣夢麟擔任校長，消息的來源是：“此事孟真 聞之陳之邁， 之邁聞之顧一樵。”此時的傅斯年已經意識到北 大、清華、南開三校之間需要有人調停，以為周炳琳（字枚蓀） 是合適人選，鄭天挺非常贊成。但後來，這調停三校的責任落 在鄭天挺肩上。
 
周枚蓀當時已是德高望重者，跨學界與政界。這位在北大 法科經濟門讀書的學生，“五四運動”時是全國學生聯合會秘書 長，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組織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留學歸 國後， 任教北大經濟繫， 又曾任武漢商科大學教授。1931年， 蔣夢麟掌北京大學，周枚蓀受邀再回北大任教。1937年春培推薦周枚蓀任常務次長，北大、清華、南開遷往長沙成立臨時大學，便是周枚蓀的建議。 隔了幾日，1月14日，鄭天挺日記雲：“上午孟鄰師自漢口 歸， 臨時大學決遷昆明。”19日， 鄭天挺下課後去見蔣夢麟， 已經談到臨時大學遷往昆明後的人事布局：周枚蓀為總務長， 潘光旦為教務長，黃子堅為建設長，胡適為文學院院長，吳正 之為理學院院長，方顯庭為法商學院院長，施嘉煬為工學院院 長。 在23日的全體教職員茶會上， 梅貽琦向大家報告遷滇辦 法。當日晚，蔣夢麟囑咐鄭天挺早日入滇。此時長沙戰事已緊， 想必鄭天挺他們已經想像到在昆明辦學的情景，夜間九點多還 和魏建功幾位同人至 飶 香居喫了一碗長沙負盛名的餛飩。

 
身為北大秘書長的鄭天挺已經開始接洽自湘入滇的車輛， 準備26日與章廷謙、魏建功、羅常培、陳雪屏諸人同行。24日 晚上八點，北大開臨時校務會議報告遷滇並設遷滇辦事處，並 讓鄭天挺擔任總務。 鄭天挺在日記中說：“ 此次南來， 決意讀 書，以事務相強，殊非所望。”鄭天挺這樣的角色衝突，在到達 昆明之後更為強烈。在準備離開長沙的前一天上午，鄭天挺已 致信友人在昆明代覓房舍，下午四時，獲悉漢口來函：“ 當局於遷滇一事尚有異議，孟鄰師決緩行，吾輩行期亦改。”易 社強在他的著作《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中詳細敘述了產生“異議”的原委。 決意讀書的鄭天挺在緩行昆明後的數日氣定神閑閱讀古 籍。26日上午檢《資治通鋻》。27日上午讀《通鋻》，這一天傅 斯年贈所藏《新舊唐書合鈔》初印本，下午逛古玩舊書店，得 “定有知音”嘉慶壬申年舊印一方。 在27日的日記中， 鄭天挺 還寫下了自己的心得：“ 今日偶思及規劃籌謀， 不患不精明而 患不周密，不難於忠盡而難於無私。凡事不可有我，而不可無 人。”讀完《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後再隨意翻閱，我突然覺得 鄭天挺的這句話仿佛是他一生的旋律。
 
1月30日， 是除夕夜。 晚上校中同人聚餐， 有二十四人之 多，除蔣夢麟夫婦、江澤涵夫婦、李麋壽夫婦，其他同人家屬 均留北平。 鄭天挺感慨道：“ 非離亂之際， 除夕不能有此盛會 也。餘自有生以來，未嘗在客中度歲，亦從旦不祭祖 者， 思之惶憮。”1938年1月30日的日記記載了這個細節。 聚 餐之後，羅庸約他度歲，十點半歸校後，又與羅常培幾人作西 洋葉子戲，到凌晨五點始散。
 
除夕和正月初一兩天可能是鄭天挺近年來放松的日子， 初一上午十點起床後， 與蔣夢麟、 楊振聲、 葉公超等幾位閑 談；中午，他念及“諸兒必在祭祖上供，小子千裡遠客，不能禮拜， 乃遙望默祝”；午飯後與羅常培談治史；下午偷閑檢閱 《新舊唐書合鈔》，姚從吾來訪，向鄭天挺出示了去年湖南《力 報》11月連載的《淪陷後之平津》， 其中有“北大之鄭某支柱 艱危，為孤臣孽子，忍辱負重”等語。
 
鄭天挺讀到《力報》此語時，心理當會有所慰藉，想必心 中又再次遙望北平。鄭天挺在日記中有時也會發出感慨，但在 抄錄這段文字時，他的筆節制得不著一字，他自始至終都把自 己放在平常的位置。我不知道此時的鄭天挺是否想再次“支柱 艱危”。 從長沙到昆明再到蒙自後， 鄭天挺除了管理日常事務 外，多數時間都在讀書。他在學術與行政之間的徘徊幾乎是一 生的矛盾。在昆明他曾經和蔣夢麟說想專心學術，但終其一生， 鄭天挺都被行政糾纏，這位明清史的大家，如果不是戰亂，不 是兼職行政，當會有更大的成就。
 
5月的蒙自忽陰忽晴，21日夜間下起大雨，22日上午鄭天 挺雨中閑庭信步，在日記中留下了有詩情畫意的一頁：“九時 冒大雨至崧島，張傘沿堤緩行，四顧無人，別饒野趣，自以為 畫圖中人也。 近島， 見從吾張傘、 賓四戴笠在前， 擇路而趣， 餘又為看畫圖者矣。”
 
在艱危的時局中， 這隻是一剎那的風景。8月15日， 鄭天挺離開蒙自，經昆明轉河內往香港再轉赴上海為表哥治喪。在 蒙自往昆明的道中， 晚間投宿於大東旅社。 鄭天挺3月到雲南 後九次往還於滇越公路，在大東旅社投宿四次。躺在床上的鄭 天挺問自己 ：棲棲遑遑，何補於國，何利於民，更何益於心身 學問？ 這一夜，鄭天挺思之悵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