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3年鼕，我去了南極。
在那裡，好像時間和空間的感覺都變了。
遠離日常狀態，就很容易想很久以前的事，也想以後很久的事。在這樣的時空感覺裡，發獃，想事兒，似乎也比平時清楚些，超脫些。
再過一輪春夏秋鼕，又一個春天到來時，我的生活就要告別一種狀態了。退休，在不遠的前面等著我。這等人生大事，值得在這一片清明的天地間想想。
職業生涯的幾十年，算是好的年華吧！我的職業留下很多東西讓我回味。忙碌中，總是遇到陌生和新鮮，回頭看，新聞又變成了歷史。一路上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構成了經歷，寫滿了年輪。
鬥轉星移的歲月，熙熙攘攘的世間，會遇到什麼？得有多少恰好，得有多少偶然，纔能遇到，這就是緣分。如果，不是那一年，那一天，遇到那樣的人、那樣的事，我也就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沉澱下來的，都是我所珍視的各種遇到。這既是個人記憶，也帶著時代的印痕，給自己的職業生涯做一個小結，是對自己的交代，也是向我所遇到的一切致意。
於是，在南極的船上，我把這樣一些念頭寫在船艙的航行日志上，那感覺，好像是拉開距離看一幅畫，南極給了我一個角度，讓我看得真切了。
職業生涯，隻是生命中一部分，也許能算作自己的華彩樂章，也許是未來的另一種準備。
德雷克海峽的海浪濺起的浪花，瞬間消逝，新的浪又在湧動。過去的，又算得了什麼呢？
在南極，似乎不能不想到人、生命、愛，這樣的命題。放眼望去，海天之間，很遠很遠。

為什麼沒打馬賽克？
我急急忙忙走進演播室，這天節目有點急，編輯在機房編片子，領導馬上來審，演播室同時錄主持人部分，三管齊下，後合成。
我一看大屏幕，站住了。巨大的屏幕上，站著一排女孩兒，那是東莞色情場所等待被挑選的女孩。她們的身材、相貌歷歷在目。我問：
“為什麼不打馬賽克？”
“其他新聞節目播出時也沒打。”
“那咱們《焦點訪談》也得打，這哪行啊？可以用街景，招牌，不是也能說明問題嗎?”
我堅持，所有女孩的鏡頭都要打馬賽克,或者做虛，看不出她們的面目時,纔能錄。有女孩的近景也不行。
我直接的想法就是,她們還年輕，她們家人看到會怎樣呢?
終於，畫面調整完畢，大屏幕上看不請面目了，我纔開始錄。
我沒有看機房合成的過程，我以為都會做相應處理了。
節目播出了，讓我特別意外和難受的是，在片子裡邊的鏡頭裡，有些女孩沒有打馬賽克。我又追問：
為什麼這些女孩沒有打馬賽克?
我沒有得到回答。我不明白，為什麼那些經營者反倒給打了馬賽克呢？要保護他們的隱私權? 但那些女孩不是更應該保護嗎?從某種意義上說,她們是這個事件的末端，追尋根源，不能後落在這些女孩身上。有人可以特別簡單地把她們看成壞女孩,但是我不能。這不用什麼大詞,樸素的想法,她如果是你的熟人親人呢?她們還那麼年輕,她們還要面對未來，這是人之常情,也是新聞倫理。
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有一個年底例行的電視批評發布,叫“掌聲與噓聲”,“噓聲”常常是白岩松發布，面對不良的電視現像，他帶領著大家“噓——”會場一片噓聲，其中的提醒、批評，彼此都懂。有一次的“噓聲”針對的就是電視屏幕上那種該打馬賽克而不打馬賽克的現像。這種違背新聞倫理的現像屢屢出現,所針對的，有時是未成年人，有時是病患，有時是被害人，有時是身份敏感的人，都是需要馬賽克保護的人，這很容易被理解,為什麼會輕易突破底線呢?心中有人，尊重人，纔會有負責任的細節把握，纔會拒絕粗疏熱鬧。這裡有值得媒體思索的地方，小小馬賽克包含著職業原則。
顧忌，有時會讓我選擇放棄。
胡同裡那個孤兒，進入我們的節目後，生活境遇有了改善，未來生活有了保障，我們很欣慰，但，接下來，眾多媒體頻繁關注，孩子的生活慢慢變了模樣。這讓我擔心，會不會讓孩子失去自然的生活環境？會不會影響孩子的性格和成長？於是，我拉開了距離。
西雙版納的傣寨姑娘在潑水節告訴我們，她們怎樣把長裙挽到頭上，走下河去。她在竹樓上鏡頭前演示著，我卻有些不放心，這樣做，是不是符合她們日常的習慣呢？眼下不是在河邊，而在竹樓裡，鏡頭前，可不可以這樣呢？她是不是不好意思拒絕呢？我問了姑娘，說可以，我又問了姑娘的媽媽，也說可以，我這纔放下心。我這樣，顯得很“事兒”，可如果不這樣，我心裡真存事兒了。
“你缺少剛性”
頭兒看了我幾個節目，搖頭：太沒有銳氣了,沒有鋒芒，缺少剛性。攝像說：大姐心太軟。
一個大大的窟窿，在牆上格外刺眼，周圍有種不詳、不安的氣氛，一看就是出事了。這是湖北一個存放種子的糧庫。我盯著那個窟窿，心想，人得氣憤到什麼程度纔能砸出這窟窿！沿途農民和我們說的情況，果然很嚴重。攝像王守城不露聲色，在周圍觀察，把該拍的都拍了，包括那個大窟窿。
《焦點訪談》接到舉報，這一帶出現了假種子,眼看就誤了農時了，農民萬般無奈把這壞消息告訴了記者。我們來到現場,看到憤怒的農民，但沒看到縣長書記。出了這麼大亂子，人呢?辦公室的人告訴我們,縣長書記全都到村裡去了。我們本能的思路是:真的嗎?在哪?我們跟過去。到村裡，縣長和書記真在那兒,帶著農業科技人員教農民緊急情況下的育種。地下有不少水桶大盆，新運來的稻種浸在裡邊，大家說著技術細節，氣氛平和。
我們如實記錄了這樣的情景。
回到北京，進機房，回看那些鏡頭，琢磨怎麼編輯。如果，我把報道隻停留在糧庫的大窟窿上,再強調渲染如何誤了農時,如何影響了農民,傷害了農民利益,這個節目看上去會很火。但是，那不是我們了解到的全部，縣長和書記如何緊急處置，避免農民更大損失，也是這一事件中的重要內容。於是，我把事件從頭到尾都說了，把大窟窿和書記縣長都編進去了，力求呈現出一個完整的過程。我起了個題目叫《谷雨話種子》,這不是冒著火星的標題，有點兒提醒的味道。節目播出以後,有人問：這是批評報道還是正面報道？也有人說這節目“有點溫”。在《焦點訪談》鋒芒畢露 的年代，“溫”是一種批評。
另一個節目，我也不可救藥地“溫”了。北京市有些人濫印地圖,印錯了, 我拿著這個印錯的地圖對著鏡頭說,這是工具，地圖弄錯了，後果有多嚴重,會帶來多少麻煩。回來卻沒通過。制片人說：
你得往下挖啊,誰印錯的？
我說，這還用挖?底下都寫著某某出版社。
制片人要求：得找到這個出版社，這個人,采訪他，挖到底。
這和我以往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樣,以前做經濟節目，說出現像就行了,不一定要挖到當事人。
於是我就去采訪,這是一個科技專業出版社,我拿著地圖找主編。主編一看就是一個老編輯出身的文人,說：真不好意思,我們這個出版社是學術出版社,技術性的書籍出一本賠一 本,我們剛批了一個綜合編輯部,還能掙點錢,剛印了一個地圖就印錯了。
我實在不忍心采訪他了。怎麼辦呢?我說，你把責任編輯 找來,好嗎?
責任編輯來了,一個剛出校門不久的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拿著羽毛球拍進來的,興衝衝地問：什麼事？
他們頭兒跟他說,這是記者,了解了解情況。
我本來想用嚴厲的語氣問：你知不知道把地圖印錯了,後果有多嚴重?
一開口，變成了：你以前印過地圖嗎？編過地圖嗎?
小伙子說，沒有,這方面實在沒有經驗,確實弄錯了。
從責任編輯到主編,都一副認錯的態度,我判定這不是惡性的,成心的，隻是過失。所以，我沒強調這做法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而是把經驗不足的原因編進節目裡去了。我心裡有些不安,節目播了,這個小伙子將來還能評職稱嗎?
去監獄采訪，設想著，對犯人，氣氛得冷俊點兒。失足少年帶進來了,我開句：
你這扣子怎麼是紅線縫的呀？
在家誰給你縫？
你媽來過嗎？
我稱呼他時特意去掉了姓，好像在叫人家小名，說話時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攝像事後說,你跟那個少年犯說話，怎麼像孩子的大姨似的?是啊，在我眼裡他首先是一 個少年,然後纔是“犯”。
攝像說：大姐心太軟。
制片人看了幾個節目，搖頭：太沒有銳氣了,沒有鋒芒，缺少剛性。
孫玉勝也跟我說：“你是介於傳統和前衛之間的形像。”
我該反思自己了。中央電視臺評論部口號之一就是“前衛”啊！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和欄目之間的差距。我有點兒心虛地為在心裡自己開脫：節目要長久存在，不也需要剛性以外的東西嗎？傳統和前衛之間的中庸不正是被多數人接受的嗎？
每每看到我的同事們做出酣暢淋漓的節目，每每看到這樣的節目強有力地影響著社會，我總會由衷的喜歡，也由衷地感到自愧不如。
記得再軍、白河山的《罰要依法》節目播出時，我正在辦公室編片子。節目開播，大家放下手中的活兒，聚攏在電視機前。
隻見309國道上，交警截住卡車，罰款：20！
司機解釋求情，警察更加粗暴：40！
一個又一個細節，一環又一環調查，這一暗訪的節目把公路三亂表現得淋漓盡致。演播室老方的評論也有理有據有分寸。
我不禁為同事叫好，回頭看著手裡的半成品：還編嗎？真拿不出手啊！
我真得重新衡量自己了，節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間確實有衝突,但我也確實不願意違背內心,我寧可節目溫，也不願心裡別扭。在選題上，我比較傾向於中性話題，現像分析，不太勝任短兵相接的監督報道。好人犯錯,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壞人,我鬥不過他，當然我也沒有怎麼遇到過真正的壞人。在這個欄目裡，我原本的弱點突出了。我有點迷惑，也試圖改變，但還是沒能改變。
後來《焦點訪談》實行了總主持人制,我們幾個總主持人更多從事演播室的工作,我慢慢感覺對位了。演播室需要和現場拉開一定距離,需要沉澱下來思考,主持人的言論不僅僅是銳,更重要的是分寸和平衡。輿論監督節目帶來痛感，也許，鋒芒畢露的人帶來的是刺痛，而我帶來的是隱痛。
我承認自己的有限,認識有限，思索有限，所以表達也得留有餘地，否則明天我可能會為我昨天說的話臉紅。《焦點訪談》越火,我就越覺得，得格外謹慎,每一個鏡頭,每一句話都可能 影響一個人的命運,不管他是強勢還是弱勢。 過把癮就死,不知道死過多少回了;過把癮就死,那是憤青的表達，不是成年人的態度。當特別熱鬧的現像出現,一時沒看清，又需要面對它的時候,尤其得“留有餘地”。我不會在節目裡做出歡呼狀,拍案狀，經常會沉澱一下再開口，有時用問句,用刪節號，留一點空間,空間是留給觀眾的, 也是留給時間的。
早期《焦點訪談》,如果拍到“不許拍照”、“無可奉告”、推搡記者、遮擋鏡頭時，記者會有些暗自興奮,這些鏡頭會直接編到節目裡,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效果,揭丑！解恨！痛快！大家一看就會說: 那是壞人。但這種判斷太簡單了。
後來我們主動減少,甚至不用這些鏡頭了,《焦點訪談》從初的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慢慢也變成了講理的中年人。
記者，憑什麼擁有一個節日

2000年11月8日下午。
在臺裡安排好別人替班錄像，我匆匆去人民大會堂小禮堂，一路默念：記者節、記者節。
初鼕，漸有寒意，而這裡好熱乎啊！報刊、廣播、通訊社、電視臺，各路記者雲集，人們寒暄著，興奮著。以前，臺上有新聞，臺下有記者，此刻，臺上臺下都是記者，這次不是報道別人的事，而是慶祝記者自己的盛事：從今天開始，中國記者有了記者節了。
我在講臺前代表中青年記者發言。
我理解，讓我代表發言，是因為我來自《焦點訪談》和《東方時空》。就在前一天，我還在鏡頭前面對觀眾，帶著這種前沿的感覺走上講臺，這正是記者節需要的。我身邊有一個群體，他們是有戰鬥力有創造力的有使命感的一群記者，懷著新聞理想，從四面八方，聚集在同一面旗幟下，那旗幟上寫著：輿論監督。在急難險重的采訪報道中，他們是上得去，打得贏，信得過的群體。
今天的主角是記者，哪個記者沒有故事？
我真想對著記者同行講講《焦點訪談》記者的故事。此刻，在個記者節，他們依然在忙碌。有的在崎嶇山道上奔波，有的在復雜環境中調查，有的在危險境地秘密拍攝，有的在機房晝夜編片，我來這裡，隻不過是因為臉熟，成了這個群體的代表。我的同事們珍視記者的職業，在“記者”二字前面加上《焦點訪談》，更有了沉甸甸的份量。而百姓對《焦點訪談》記者也有著不同尋常的期待和感情。
再軍采訪制作的反映山西交警亂罰款的節目《罰要依法》播出後引起強烈反響，觀眾電話不斷，多時一天接到500多個電話和傳呼，有支持的，有提供新線索的。在隨後進行追蹤報道時，看到記者在街頭采訪，當地百姓放起了鞭炮，為《焦點訪談》記者叫好。
我的同事劉濤、呂少波在采訪回京途中遭遇車禍，車起了火，攝像機被燒焦，人受了傷，情況危急，他們從車上逃脫出來，急需去醫院。他們滿臉血渾身傷，在馬路上攔車，過往車輛都沒有停下來。正在束手無策的時候，附近的農民來了，聽說受傷的是記者，他們圍了過來。聽說是《焦點訪談》記者，他們就手拉手站在路上，終於攔下了車。這些淳樸的農民上前與司機交涉，甚至說，如果不救《焦點訪談》記者，就把車推下懸崖。終於，記者送進了醫院。我們的記者不曾為自己的傷痛危險流淚，卻為這些手拉手相助的農民流了淚。素不相識的路人，隻因是記者、是《焦點訪談》記者，就成了相知，這是怎樣的信任，怎樣的情意！劉濤說，做《焦點訪談》記者，做鬼也光榮。
我沒能在記者節的講臺上講這些故事，畢竟，我不僅僅代表《焦點訪談》。
我被要求代表全國中青年記者發言。中青年記者有什麼共同話題呢？我特地與二十多歲、三十多歲、四十多歲的記者聊了聊，記者采訪記者，看看有哪些共識。
作為中青年記者，我們很幸運。老一代記者辛苦一輩子，纔有多大的空間？哪裡有什麼記者節？而現在，媒體空前發展，記者陣容可觀，社會需求強勁，職業聲望提高，纔有了記者自己的節。
更重要的是，我們遇到了這樣一個時代：多變、多。我們正經歷巨大變革，充滿生機、矛盾凸顯，人在轉折中，人在衝突裡。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自身，各種關繫都在重新調整定位。這樣的多事之秋，給了記者從未有過的空間，處處都是新事物，時時都有新發現。陌生題材、新鮮樣式，層出不窮，記者面對著多種可能。我們趕上了！
記者是什麼？暸望者、發現者、監測儀、記錄者、無處不在的眼睛、孜孜以求的揭露者這樣的職業形像讓人尊敬，比飯碗、生計更能激發起人的激情，在選擇這個職業的時候，多半都伴隨著理想、熱血、崇高、使命這樣的詞。
在社會360行裡，行行都有價值，唯有教師、護士擁有節日，如今，記者也有了自己的節日 。這讓我捫心自問，記者，何德何能？為什麼擁有這樣的節日？憑什麼接受鮮花掌聲？確定這樣的節日，這是社會對我們職業的尊重，也是精神獎賞，更是鼓舞鞭策。
自從有了記者節，就有了不同的過法。
我和小崔曾經主持記者節特別節目《記錄中國》，一個個優秀記者出現在鏡頭前，平時采訪別人，記者節被采訪，分享同行的精彩。對我們自己來說，記者節是個自我提醒的日子，提醒自己：記住使命了嗎？盡職盡責了嗎？如何愛護職業聲譽的？經常這樣問自己，就會自省自重。一句話：當記者就要有記者的樣兒。
記者生活是熱運轉，也需要冷思考。幸好，有這樣一個思考討論的地方。作為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我每年參加中國記者節大型公益論壇。一入秋，電視研究中心主任俞虹教授就召集研究員們討論，今年記者節的關注點是什麼？研究員來自四面八方：新華社的陸小華、清華大學的尹鴻、中國青年報的陳小川、社會科學院的時統宇、央視的白岩松、吳克宇、中國傳媒大學的劉昶、北師大的張同道、教育臺的張志君??大家集結在這裡，就有了同一個身份：電視研究中心研究員。
十年來，一年一度，論壇探討著怎樣做記者？怎樣做媒體？學界和業界在一起，有差異，有互補，有踫撞，有共識。回首十年聚焦的關鍵詞，也能看出認識的脈絡。
2005年 數字化、產業化、收視率
2006年 媒體面對挑戰
2007年 媒體與奧林匹克
2008年 重大事件中的媒體
2009年 媒體的生存底線 夢想
2010年 危機 轉機 生機
2011年  自媒體時代的新聞自由、價值導向與媒介責任
2012年 率先理性 人人都是記者時代的民意表達公民素養與輿論博弈
2013年 叩問邊界  新聞倫理，媒體責任
2014年 重建信任 重構尊重
這些話題，記錄了媒體格局之變，記錄了學界業界的關注點，也記錄了記者和學者思考交流的過程。
那些年，論壇上那些眼睛發亮的年輕聽眾，那些為論壇奔走忙碌的學生，有的已經成為我們的記者同行，論壇發出的聲音，經過媒體傳播，被多少人分享？引發了多少思索？
每年記者節，忙忙碌碌中，停下來，想一想，談一談。以這樣的方式過記者節，成了一個盼頭。
11月8日又到了，2014年的記者節是我職業生涯中的後一個記者節。記者節，這是一個不放假的節日，我的同事、同行都在忙碌中。沒有鮮花掌聲，更多的是思索。2000年設立記者節時，我並沒有料到媒體環境在十幾年裡有如此大的變化，面對世事變幻，身處媒體變局，難免糾結不安。這時，分享論壇的聲音，也會讓我多一分安心和信心：
“有所不為，有所不畏，這就是新聞人。”
“對公信力的敬畏，是記者應具備的態度”
“不管時代怎樣變，世界對記者的需求從未改變”。
換發記者證的時候，我猶豫了一下，還換嗎？快退休了，將來也用不上了。這個念頭一閃就過去了，我還是想要，沒有記者證，似乎在職業生涯裡就失去了一個念想。
將來，我會為自己欣慰，因為，我是記者。
遲鈍，也許成全了我
28歲，我考取研究生；38歲，我創辦《一丹話題》，40歲，我加盟《焦點訪談》都沒想年齡的事兒，這和年齡有關嗎？
那一年，我剛到焦點訪談不久，《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我。我對這家報紙一向有好感，當年的一些青年話題曾經影響過我，潘曉《人生的路》，曾激蕩了八十年代青年的心，我當時作為朝氣蓬勃女青年，也被強烈激蕩過。記者采訪記者，是個挺有意思的事，何況是女記者采訪女記者。
專訪見報了，標題是：《敬一丹  另一種中年》。
啊？我成了中年？這個標題讓我意外。
這時我四十歲。
後來，又有東北報人寫道：《敬一丹，與年輪抗爭》
我看了大笑，誰抗爭了？誰去一圈一圈數年輪啊！
記得20多歲的時候，看潘虹主演的電影《人到中年》，感慨唏噓，那是多遙遠的年齡！潘虹的美麗帶有一種倦意，那就是我看到的中年。
我35歲的時候，臺裡開運動會，告示上寫著：35歲以上，參加中年組。我轉頭走開，35歲怎麼能算中年呢？我纔不去參加什麼中年組呢！
38歲，我創辦《一丹話題》，腦力體力滿負荷投入，也沒覺得和十年前有什麼不同。
40歲，我加盟《焦點訪談》。想都沒想年齡的事兒，這和年齡有關嗎？
也許，別人看，40歲，當然就是中年嘛！而我是在報人的提醒下纔意識到，噢，是人到中年了，真夠遲鈍的！
放眼望去：小崔、小水，比我小八歲，小白，比我小十三歲，被叫做老方的，也隻是和我小弟弟一樣大。編輯是小姑娘，攝像是小伙子，當時《東方時空》《焦點訪談》團隊的平均年齡三十歲左右，周圍一派青春。
過去，我好像沒怎麼在意過這些。別人問起我的年齡，我從沒有什麼忌諱，遇到有人拐彎抹角地問：你中學是那屆的？我心說，有話直說得了！索性痛快地直接地說出自己的年齡了。和年輕人一起，也沒覺得有啥不同。看到白岩松精力旺盛反應飛快，我會想：是新聞素質使然，性格使然，與年齡有什麼關繫呢？
我對年齡感覺有點兒遲鈍。
對性別，我也有點遲鈍。
在早期《東方時空》，除我以外都是男主持人，欄目長期陽盛陰衰，我也沒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記得那時候，我自己湊合著化妝，有時在辦公室，有時在演播室一角，用一個小鏡子，也沒覺得有啥不妥。後來，主持人隊伍壯大了，女主持人多了，辦公室配備了專業的化妝鏡。張羽對著化妝鏡驚訝地說：世界上還有這個東西吶！其實我知道世界上有這種東西，隻不過就我一個女主持人的時候，這需求，連我自己都忽略了。
平常采訪、出差、走山路，熬夜編片、也很少想到女士優先，被關照什麼的。
後來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恰好在婦聯界，被大姐們影響著，稍稍有了一些性別意識，有了點兒用女性角度說話的自覺。也隻是“稍稍”而已。
中年、女性、主持人，這幾個詞組合起來，有一種特殊色彩。作為一個中年女性主持人，我對年齡、性別的遲鈍，也許成全了我。這種遲鈍，使我對這組詞的後一個詞“主持人”更敏感更在意，職業的要求往往是首要的。
一到中年，似乎不可避免地出現惰性和慣性，而惰性和慣性對一個電視主持人來說，是對職業生涯的慢性傷害，有經驗了，有經歷了，駕輕就熟了，而職業所要求的好奇心呢？新鮮感呢？ 拍案而起的激情呢？質疑精神呢？如果這些都沒了，隻剩下值班狀態。那就真的老了。
幸好，我在這個時候到了一個年輕的群體中。在生理年齡心理年齡都很年輕的同事中，我跟隨著，也會被感染，被影響，被裹挾，更在意職業，而淡忘了自己的年齡。
幸好，我所在的團隊營造了適合主持人生長的土壤。孫玉勝曾談到對新聞節目主持人的看法：一個優秀主持人的外在標準應該是具有個性、魅力、和激情。而內在的標準是主持人要具有良好的職業敏感能力，也就是發現能力，還要具備出色的寫作能力和表達能力。他還說：新聞節目主持人必須來自優秀的新聞記者。他提出“記者——名記者——主持人——名主持人”的理念，這使得新聞評論部幾個欄目的主持人形成陣容。
在這片土壤裡，不會膚淺地把節目主持人這一行看作是青春職業，主持人能否被觀眾認可，能否與欄目貼合，要緊的指標是職業感，而不是年齡、性別、相貌什麼的。
意識到年齡，也好，可以讓自己有一點警覺。人到中年以後，不知不覺就容易懷舊了，小時候的事，年輕時的事，歷歷在目，津津樂道。一說起布票、糧票、文革、知青，那些話題，我就止不住地陷在往事裡。那些事，那些人，那些日子，都湧上心頭。當我覺察到自己的這種狀態時，有些不安。懷舊，是不是太早了？眼前的事那麼多，面向未來的事那麼多，我似乎應當克制懷舊。等我真的七老八十了，再去懷舊，也不遲。不太老的時候去創造懷舊的資本，很老的時候有舊可懷。
意識到年齡，也是一種自我認識和調整，30多歲時，我對著鏡子說：我都有皺紋了。我媽看著我說：“少有少的美，老有老的美”。這話真說在點兒上了，接受年齡帶來的轉變，纔能看清自己，有舒服的、自然的順應，而不是徒勞地留戀青春，懼怕未來，那實在是擰巴。
盧勤老師總是讓我忘了她的年齡，她一輩子都被叫作姐姐，不僅因為她是《中國少年報》的知心姐姐，也因為，她一直保持著姐姐的狀態：年輕、熱情、活力四射。她和孩子在一起的時候，是有神采的，敏銳靈活，激情四溢，精神抖擻。一禮堂的孩子，嘰嘰喳喳，她能瞬間讓他們安靜，讓他們注意力集中，也能瞬間讓他們歡呼雀躍，暢快表達。孩子的秘密、困惑，不想對家長說，卻可以對知心姐姐敞開心扉。
幾十年來，她影響了幾代小朋友，她也永遠保持著年輕的狀態。我幾乎沒聽她談論過年齡，她似乎與中老年話題很遠。即使她病了，受傷了，躺在醫院病床上，她也依然是陽光燦爛。我去醫院探望她的時候，聽她聊孩子的故事，聊她正在為孩子家長寫的書，聊她的下一個計劃，好像有做不完的事。談到傷病，她隻是輕描淡寫，完全不像病床上被關照被慰問的人。
盧勤已經當了奶奶，孫子的到來使得奶奶更精神，盧勤老師繪聲繪色講完孫子的故事，拿出了一張紅色的名片給我。她很有幸福感地說：我兒子幫我建立了一個“盧勤問答平臺”。隻見二維碼中間，是盧勤姐姐的照片，看起來又熟悉又時尚。兩行手寫的字：長大不容易，溝通有辦法。有了這個平臺，有更多孩子去述說成長的煩惱，有更多父母去交流溝通心得，而盧勤，依然年輕著。
石銘阿姨，吸引我的就是她的狀態，她已經九十五歲了。這位前輩曾經是一位報人，有過傳奇經歷，也有過豐厚業績。六十歲離休的時候，她定了一個三十年計劃：辦一份報、出幾本書。
三十年！我為這個計劃喫驚，離休了，散淡日子慢慢過唄，過到哪天算哪天唄！而老人家不但定計劃，還定了三十年的計劃。有三十年計劃，就有三十年的心氣兒。一年又一年，她實現了一個個預定的計劃。她在老年社區辦了一份報，忙忙碌碌操持著，擁有好多忠實讀者。書也一本一本按計劃出版，在書桌上，我看到了她的手稿，字寫得剛勁灑脫，文字利落流暢，再看人，在陽光下，她穿著杏色碎花襯衫，目光明亮，笑容滿面，如此美麗，如此動人！
我並沒有和她們談過“年齡觀”“性別觀”，她們的生活似乎已經告訴我們了，她們為人女，為人妻，為人母，她們也都是職業女性，每個角色都盡心，每個年齡段都有精彩之處，我欣賞她們。
不知不覺，我們團隊的平均年齡大幅度提高，大概能有四十歲了吧！從我四十歲，同事們就叫我“敬大姐”，二十年來，陸續來的新同事都這樣叫，七〇後、八〇後，甚至九〇後也這樣叫，不管是不是差輩兒。
偶爾，有比我年長的，比如資深軍事記者冀會彥，半開玩笑地管我叫：“他敬大姐”，“他”就是指小水小白他們了。如今，小水都有了白發，當年渴望年老的小白成了老白， 當年住單身宿舍的姑娘小伙陸續成家生子，中年人的狀態也成了節目的狀態了。其實，我還是挺懷念當年我們的模樣、當年節目的模樣的。
2015年，新年剛過，老人兒小聚。“康老來了！”大家一片歡呼。康平是《焦點老，也是早退休的資深《焦點訪談》人。對，就是和我一起主持《東方紅時空》年會的康老。他對我說：
“小敬啊！你今年退休，得做計劃，像我，沒做計劃，十年就過去了。”
語重心長！沒幾個人管我叫“小敬”了。我正在琢磨、體會康老的教導，康老又說起了自己：
“ 我上公共汽車，乘務員一把抓住我手腕：
逃票！
我“噌”掏出老年證——
乘務員上下打量：真TM年輕！ ”
康老，小敬也要這樣年輕！
白岩松的新聞私塾
眼前這個人他有一點酷
手不釋卷總拿著茶壺
經常也會跑一會兒步
愛著巴蒂愛師母
他讓我拋開陳舊教科書
他教我讀懂人性的初
新聞不是曾學的面目
我在這裡重新起步
老白老白我們去哪啊
因你新聞世界變得很大
……
老白老白 你像一本大書 念著你就不怕輸
老白老白 你像一本大書 請讓我慢慢閱讀
學生們用《爸爸去哪兒》的曲調，這樣唱著他們的“校長”白岩松。
甲午之夏。畢業季。
我來到座落在北京萬柳的北大電視研究中心。這個熟悉的地方被布置起來，有一種新鮮的氣氛，紅色的橫幅上，貼著菱形白紙，上面用繁體字寫著：東西聯大首屆學生畢業典禮。手寫體，很像三十年代，讓人想到西南聯大的味道。
兩年前，就在這裡，北大電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們在商量，有沒有什麼新方式和年輕學子們溝通交流？能不能創出一種有效的研修方式？岩松一直是研究中心的活躍的研究員，很多研究活動都是他的點子。討論中，精英、前沿、媒介領袖、工作坊、一個個詞踫撞著，有一個詞很有吸引力：私塾。
議論著，想著，而真正動手做起來的是白岩松。
白岩松從中國傳媒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挑選了十名在讀研究生，每月一天相聚，新聞私塾開課了，一個以往沒有過的研修方式開始了。學生來自東邊和西邊，於是，就叫“東西聯大”。
岩松做這件事我一點都不意外。作為媒體人，他有新聞理想，不傳播毋寧死，以傳播為樂，以分享為樂，具有影響他人的欲望。同時，他具有誨人不倦的氣質，願意並善於把自己擁有的東西向後生傳授，在傳授中始終保持激情，這樣的人太適合當老師帶學生了。
讓很多人好奇的是，學生們在各自的學校都有繫統的課程安排，岩松的課有哪些獨特的東西？岩松經常給同學們開書單，讓學生寫書評，講新聞評論，講標題，當然都是白氏講法。有時岩松還給同學們講自己的經歷，講北漂，講蝸居，講音樂……東西奔波，課上課下，給人一杯水，自己得有一桶水，教學費精力費時間，白岩松是忙的主持人，他的節奏快得如一路小跑，不知他怎麼擠出時間的，而這一切都是義務的，岩松說，這是軟性公益。是啊，他付出的是時間，有什麼比這種付出更慷慨呢？
第二屆的同學為首屆同學操辦的畢業典禮有點兒像個大party。眾學子圍繞著白岩松，學生們管岩松叫：校長，師哥、老白，師父。這些稱呼裡的有著多重含義。他們唱《老白，去哪兒》：
老白，這個月要看書嗎？
要啊。
那可以不寫書評嗎？
想什麼呢！
……
岩松應和著學生的歌聲，看起來開心輕松，其實，他恐怕是難以輕松的——當他的新聞理想和新聞現實衝突的時候，當他不被理解的時候，但他的價值觀實現遭遇阻礙的時候。他說，在做新聞方面，我能量隻發揮了50％，甚至不到。在年輕同事們看來他永遠在奔跑，在進取，他的名字總是出現在各種獲獎榜上，而他自己說：我不知道我能抗多久，電視還能在傳播這個陣地上抗多久？但我一直相信，他是有長跑準備和長跑能力的，他似乎不用外在動力來驅動，內心力量足夠強大。
每每看到他的堅持，我暗自佩服又有些為他擔心，記得有天晚上，他的節目不見了，我猜這，想那，種種可能，七上八下，電話打過去，纔知道是因其它特別節目安排，臨時取消了，我這纔安下心來。
邊界、底線，探索、空間，這樣一些詞經常會困擾媒體人，而小白沒有停止探尋，他做的很多事在新聞史上是有開創意義的。
岩松是能看到遠方的媒體人，他拿著屬於自己的棒進行新聞長跑，同時，他也為即將接棒的年輕人開拓著，希望自己的學生將來有更好的空間。
岩松的“東西聯大”的座右銘是：與其抱怨，不如改變；想要改變，開始行動。新聞私塾，這種形式很有意思，親切舒服有人情味，它的結構本身也有一種優勢，大家來自不同的學校，帶著各自的特點在這裡實現了互通、交流。同學們的體恤上印著：永葆好奇之。
“畢業大片”開始播放。妍琳寫的解說，這個文靜女生寫的文字很有些熱血湧動激情澎湃的意思，有點兒岩松學生的意思。
解說詞句就把我吸引住了：
如果你學新聞，你會追求真相。
如果你追求真相，你會調查。
如果你調查，你會采訪。
如果你采訪，你會找到現場。
如果你找到現場，你會質疑。
如果你質疑，你會發問，
如果你發問，你會搜集證據。
如果你搜集證據，你會深入現實。
如果你深入現實，你會調查歷史。
如果你調查歷史。你會想知道這個國家的現代史。
……
我曾經旁聽了岩松的一課。同學們跟隨著岩松，梳理不同年代的新聞事件，從他們出生的八十年代一直回望到五十年代，林林總總的新聞事件讓年輕人看到歷程，看到邏輯、看到可能。那天，岩松和同學們討論“七十年代十大新聞事件”。同學們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標準梳理選擇，闡述自己的觀點。
我聽著那些年輕的聲音，似乎回到那風雲際會的年代，回到曾經親歷的驚心動魄的事件中。學生們年輕的面孔嚴肅專注，那些新聞事件都是很久以前的故事。岩松引導同學們用自己的眼睛看歷史，看新聞。從五十年代一路看過來，他們的眼光會有怎樣的變化？他們看今天的媒體現像會多了哪些參照？他們看眼前的新聞會有怎樣的價值判斷？
岩松的新聞私塾不講技術技巧，它給學生的東西，學生領悟了：
如果你剛好渡過了漫長的青春期，
你或許不缺方向感，但你會缺方法論。
如果你缺方法論，你會迷路。
如果你迷路，你會害怕。
如果你害怕，你會無力
如果你無力，你會需要信仰。
如果你信仰，你會勇敢。
如果你勇敢，你會追求真相。
如果你追求真相，你會堅守新聞
如果你堅守新聞，你會讀懂人性
如果你讀懂人性，你會減少抱怨
如果你想抱怨??
與其抱怨，不如改變，想要改變，馬上行動！
眼前這些學生，也同當年的岩松一樣，青春勃發，渴望年老。正在變老的岩松，承受的東西更多了，希冀也更深了，他多次呼喚，願意看到出新人，怎麼還沒有新人？當新人沒能茁壯生長時，他出來當園丁了。校園和電視前沿還有一段距離，學生們能認識他的昨天和今天吧？能感受到他的堅持和無奈吧？能理解他的希望和失望吧？能讀懂他的衝鋒和迂回吧？能體會到他所期許的未來吧？
我想，岩松給他們的影響，也許過很多年以後都會持續地起作用。正如學生說的：人生不因白岩松三字而不同，而因白岩松給的方法，於是不一樣。聽學生那麼自然地談起價值觀、方法論的時候，我了解了岩松教學的核是什麼。我更理解了岩松之所以投入地做這件事，不僅因為他以傳播為樂，不僅因為他誨人不倦，更因為，他心中有遠方，有未來，為未來操心，為未來擔憂，為未來準備。
告別，有歡笑也有淚水，從同學們的不舍中，可以看出岩松為學生的付出。岩松在學生中間，溫和了許多，像一位兄長。他在東西聯大首屆學生的畢業證書上，寫下這樣的詩句：
這一次送行
無關輸贏
把背影和牽掛放我懷中
你隻管風雨兼程
如果記憶中沒有苦痛
祝福裡就都是笑容
我準備了掌聲
也準備了每一次相擁時的淚光閃動
是的 你是我的光榮
同學們就要出發了，有的去北京人民廣播電臺，有的去《南方周末》，有的去電視臺，有的去新媒體，也許有一天，學生們會為這詩譜上曲，唱著它，向遠方。
岩松享受著這一刻。
真想問岩松：你幸福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