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一 從來隻有情難盡

懷李叔同先生 豐子愷

悼夏丏尊先生 豐子愷

訪梅蘭芳 豐子愷

憶振鐸兄 俞平伯

悼組緗 季羨林

憶章用 季羨林

弔劉叔和 徐志摩

輯二 今日花開又一年

纔子趙樹理 汪曾祺

老舍先生 汪曾祺

悼念羅常培先生 老舍

我的母親 老舍

輯三 人間難免別離愁

籐野先生 魯迅

範愛農 魯迅

記念魯迅

一個真實人的一生 ——記胡也頻  丁玲

輯四 桃李春風一杯酒

魯迅翁雜憶 夏丏尊

憶六逸先生 鄭振鐸

記黃小泉先生 鄭振鐸

雕刻家劉開渠 郁達夫

輯五 此情可待成追憶

追憶曾孟樸先生 胡適

背影 朱自清

我所見的葉聖陶 朱自清

追念同軒老人 王統照

恩師的魅力，就是仿佛無法用堂皇的語言來言說他的魅力。用在恩師身上的形容詞，合適的大概還是純粹和平淡。

                                                                            ——學者  錢文忠

《廢都》遭遇風波的關頭，很多朋友因為《廢都》被禁不敢與他再接近，但當年有兩個人力挺《廢都》，分別是季羨林和馬原。……現在的情況也是這樣，一些並不專門以寫散文為職業的人寫出的散文特別好……季羨林先生散文寫得好。

                                                                          ——作家  賈平凹

她並非像某些人說的那樣簡單。在全國掀起張愛玲熱的時候，我深深地為了人們沒有紀念和談論丁玲而悲傷而不平。我願意愚蠢地和冒昧地以一個後輩作家和曾經是丁玲忠實讀者的身份，懷著對天人相隔的一個大作家的難以釋然的懷念和敬意，為丁玲長歌當哭。

                                                                 ——作家  王蒙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纔遷到，接得夏丏尊老師逝世的消息。記得三年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後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後訓示。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違教，快要再見，而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年（1937）秋，盧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滿面憂愁，說一句話，嘆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後一面，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 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像征，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早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是“抱恨終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隻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同先生（ 弘一法師）， 具有同樣的纔調， 同樣的胸懷。 不過表面上一位做和尚， 一位是居士而已。

猶憶三十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 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緣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 這好比一尊佛像， 有後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隻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 鋻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 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纔成功。”他聽到請願，也許喑嗚叱咤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 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準講空話， 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 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贊隱遁， 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 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 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 其實做得很好），所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 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講臺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他沒有說，學生喫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了。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便嬉皮笑臉，同他親近。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 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喫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喫，不喫！”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實在感激他，敬愛他。

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 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夏先生後來翻譯的《愛的教育》風行國內，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師範畢業後，就赴日本。從日本回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後辭職閑居， 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繫仍多，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故自我離開夏先生的絳帳，直到全面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與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缽，雲遊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範圍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於眾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懷的； 他是贊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隻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 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 嘆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喫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 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歷史小說看的， 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嘆氣。 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事都要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感眾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行大丈夫事； 他隻能憂傷終老。在“人世”這個大學校裡，這二位導師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與“媽媽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產，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擔憂。那麼，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活，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幾十萬斛的憂愁！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因為我的寫文， 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