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世界—兩個日本人
論巴金》後記a

《巴金的世界》這部不成熟的小書之問世，完全出
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李存光先生的策劃。我衷心
敬佩的巴金研究前輩李先生，如果這部書竟受到浪費紙
資源之譏，您也該負一部分責任！這部書到底對巴金研
究有無意義，我不敢妄斷，我卻是更重視出書的個人意
義的。

原來，我近年研究範圍似乎更擴大了，巴金也隻構
成其一因素。今後我會不會寫以巴金為專題的文章，目
前說不定。所以，收在書中的幾篇文章都是過去“如是
我想”的痕跡。不過我珍愛它們，此珍愛裡面也有多少

a 本篇初收於山口守、坂井洋史合著《巴金的世界——兩個
日本人論巴金》（東方出版社，1996年1月）。交代定稿過程之前的部
分，曾以《面對差異性——關於中日文學研究者進行學術對話的斷想》
的題目，單獨發表於《文學評論》1996年第2期（1996年4月）。



自豪當年假設之一貫有效性的成分。例如巴金對“豐富
生命的追求”，如果把它說為“脫卻所有依附性的精神價
值之追求”，那不正是我現在關心的問題嗎？如此承先
啟後的意義上，我就感到概括以往研究的必要。我當然
萬分感謝給我這個難得機會的李存光先生。

但是，在此我應該交代我的“轉變”。

假如中日兩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之間，居然能
夠成立學術研究各個層次“具有真正意義的對話”，那時
我們國外的研究者應該具備怎樣的意向來進行對話呢？
此種近乎困惑的感覺近年來一直在我心中纏繞著。

我有這樣一個朦矓的印像：就學術研究的主體意識
方面而言，在中國，近十年來嶄露頭角而取得顯著成績
的青年研究者，不管其研究對像是歷史上的現像還是目
前面對著的現實狀況，都以極濃厚的關懷意識為其發言
的出發點，一面確認自己與社會之間的斬不斷的紐帶
（這裡面多少帶有某種“使命感”的成分），一面進行比
較踏實的學術研究。在日本，1945年投降後不久開始
研究的那一代中國研究者當中，曾經存在過支持他們研
究強度的一種主觀動機：對於侵略戰爭的反省和建設民
主主義日本之前途的摸索。這“動機”在一定的程度上
成為他們研究中國時起關鍵作用的一種思考規範、理論
框架。在這種思考規範、理論框架中鑄就的“中國像”，
往往會蛻化為遠離中國實際情況的“觀念”，甚而變成



阻礙研究者獨立思考的“束縛”。他們觀念中的“中
國”，有時未免給他們帶來一些弊端即過度的理想化。
然而他們的議論無疑針對自己國內的情況，僅就一點而
言，他們的論點與中國國內的議論有過相對溝通的“共
時性”。

我也不能輕率地斷言，關於中國，應該放在宏觀的
理論框架中加以考察的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已不復存
在了。但是，就個人的感覺來說，我不能不承認，在中
國青年研究者的當代意識方面，很難形成作為面臨同一
個問題之同時代人的共時性同情，進而與他們之間建立
認同，更是極為困難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這種情形並不直接意味著我們一代的研究者比前一
代的研究者更冷靜，具有視“中國”為科學研究的對像
而加以真正意義上的“相對化”之優越資格。我們從外
國文學研究者的立場研究中國，這是無須多說而自明的
事實。但是（當然不能一概而論）我未免覺得：缺少推
動研究的“動機”的我們一代研究者，有時候連這自明
的事實都不能強烈地意識到，這奇怪的狀態正是我們一
代的主要特征。

的確，我們否定不了中國方面也存在過助長我們
之糊塗的某些情況。例如，我們常常聽到中國人研究
者“恩賜”給日本的中國研究者的評價，諸如“重視資
料”“尊重歷史事實”。但是，想一想，外國人研究者



能夠利用的“資料”畢竟是極有限的，依靠這些少量的
資料進行研究，就歷史的整體把握方面而言，歪曲“歷
史事實”的危險性隻會增加而不會減少。再說，所有的
“資料”一旦被發掘、公開，這個所謂“特征”的相當
部分必然地失去其積極意義。我們要知道，這評價到底
與我們的本質無關。我們也承認：在過去的一段時期，
中國的研究者由於利用“資料”條件之不齊備，或由於
某種顧慮，沒有能夠發出從心所欲的議論。同時，我們
也不否定，外國人研究者從無顧慮的立場提出過較為合
理的觀點，或在發掘“資料”方面有過一定的貢獻。在
這個基礎上建立的交流也可以成立，這也算是一種成
果。但是我們應該記住，這隻不過是過渡的現像。中國
人研究者給我們的評價如“重視資料”“尊重歷史事實”
等等，在本質上是針對自己所處的境遇而發的自嘲意識
之反映。真是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想把“具
有真正意義的對話”建立在這種過渡的“平等”上面，
那不是妄想是什麼？表面上，到了我們一代，中日兩
國的學術交流呈現日益繁榮的可喜盛況。但是，我面對
中國優秀的青年研究者時往往感覺到某種壓迫感、隔膜
感，這種感覺的重量迫使我訣別妄想裡面苟且偷安的懶
惰念頭。

如果說，圍繞文學本來具有之一些“普遍價值”進
行的“對話”纔算是“真正平等的對話”；如果說，達到



“普遍”的條件是對個別現像的透徹洞察與理解，那麼，
按道理，首先有資格跟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者進行“平
等對話”的人，當然就是日本的日本現代文學研究者。
這個很單純的邏輯也具有一定的說服力，逼迫我們外國
文學研究者將自己的立場更明確化。作為外國文學研究，
我們的研究如果不甘於站在中國本土之研究的邊緣這個
地位，更進一步要求以“質”的差別來突出自我的研究
個性，那麼，我們應該有什麼樣的意向纔好呢？當然，
我們周圍的環境和前一代不一樣，我們沒有他們那樣強
烈的研究“動機”或牢固的思考規範、理論框架。現在
剩下來的隻有貌似焦躁的貼身感覺罷了。想來，這好像
是十足的悲劇。不過，盡管這麼說，我們的出發點也就
在這裡。這是我們不能否定的“前提”。

那麼我們面臨對於人類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如
“觸及靈魂的革命”一類的“問題”或現代、後現代一
類變相的階段發展論）時，纔能共有同時代意識，一切
隔膜就會消失，就此中日兩國的研究者便可超越互相立
場的差異實現平等對話嗎？我們能以僥幸的心理等待這
“問題”的來臨嗎？恐怕不那麼簡單。我認為，所謂“平
等對話”的條件，不僅僅是同時代意識的共有、主體意
識的溝通，而是對於兩者之間溝不通的本質性差異的深
刻認識。

說到中日兩國研究者“兩者之間溝不通的本質性差



異”，我在此指出的隻有一點：我們自以為使用共通的概
念對待同一個問題，這實際上是誤會，盡管使用同一個
話語，其內涵往往不一樣。我們對於這“誤會”應該有
充分的認識，以免於誤會上更加上一層誤會。下面，舉
具體的例子。

過去有一段時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提倡“流
派研究”，繼而產生了許多成績。在以前的文學史裡面，
主要因為是“非主流”而沒有受到應受的評價的作家、
作品，通過“流派研究”，重新受到比較公平的評價，為
今後的研究準備了初步的積累。我個人對於這些研究上
的一大突破很敬佩，贊賞其研究史上的意義。但是，敬
佩的同時，未免有一種不足之感：如果過去的文學史有
不足之處，其不足不僅是關於“非主流作家、作品”的
記述，還有其他。舉具體的名字，在文學史裡面怎樣評
價朱自清、聞一多、俞平伯等“詩人”？他們有一個共
通點：他們剛開始其文學經歷的時候，取得了頗有開拓
性的成績，但是，後來他們都放棄自己手裡的筆，廢止
創作，沉潛於學術研究。這樣的現像，不隻在他們三個
作家身上出現過，我認為，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史上不
乏其例。當然，以前的文學史裡面也能夠發現他們的名
字，但是那也不過是關於他們創作歷史的極小一部分的
記載。連他們的學術研究、促使他們放棄文學創作的某
種“動力”等因素都放在視野裡面而給予一定的評價的



文學史，直到現在還沒出現過。對於葉聖陶、夏丏尊、
豐子愷等人物，如何作文學史上的評價？如果將他們放
在現代思想史上，其位置可以說是教育救國、文化救國
論的邊緣（就立達學園、開明書店的活動而言）。某種意
義上，他們形成了像“流派”的“流派”。過去到底有
沒有人把他們寫進“流派史”裡面去？（“白馬湖派”的
提法依然不足）以前的文學史忽視的不隻是個別的文學
者。巴金、吳朗西等創辦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活動，不
僅在出版史裡面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具有極重要的文學
運動意義。其他如左聯周圍的小出版社、生活書店、良
友圖書公司等也有同樣的文學史上的意義。但是，不待
言，通常的文學史裡面，我們很難找到關於這些出版活
動的較有繫統的記述。

文學史之所以呈現這種“傾向性”，當然不能全部歸
於文學史家頭腦裡面有深刻影響的“主流、非主流”觀
念。問題之所在，就是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學”一詞的
概念本身裡面。就是，我們使用的“文學”概念究竟有
多大的“幅度”這個問題。就上舉三例來看，如果說不
能把他（它）們認定為“文學家”“文學流派”“文學運
動”，那是因為文學史家的觀念裡面就有“隻有語言表現
纔算文學行為”一類的觀念先入為主起作用，將史家的
視野變為狹窄的緣故。依據這種文學觀，作家擱筆以後
的“沉默”“轉向作家”的苦惱等自然不能成為“文學”



範疇的問題。

日本現代文學史上，從自然主義作家、白樺派到私
小說作家，在他們的觀念裡面，“文學”的含義不僅僅
是“語言表現”。對他們來說，一個作家的“文學性”首
先在“作家怎樣認識文學”的認識方式或“作家怎樣面
對文學”的行為模式上表現出來的。這種文學觀念裡面
重要的因素不外是人生哲學、處世哲學一類思想。不
用說，文學是人類的精神所產的。如果承認人類精神活
動的多樣性、復雜性，那麼，我們也不能不承認，盡量
運用語言表現的“饒舌”與懷疑甚至於否定語言功能
的“沉默”都是人類精神外表化的不同方式，在這個意
義上兩者是相對地等價的。隻看到“文學”的一種外在
方式——語言表現而忽視其他“表現”之可能性，這種
“文學觀”恐怕不能避免“僵化”的弊端。

我並不是說，在文學觀方面，日本的研究者比中國
的研究者更富有宏觀性，有條件獲得更透徹的視點。我
要強調的是：我們既然有與中國的文學傳統不同的文學
傳統，那麼，我們隻有通過對自己民族文學傳統的自覺
對像化，纔能明了地看到中國文學裡面的（中國研究者
往往覺察不到的）某種特征。這就是所謂“比較文學研
究”所依據的原理。既然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我們對
於自以為自明的概念也投射疑慮的目光，重新開始思考
也不遲。這是一種靈活性的應用，又是謙虛的表現。一



句話說，“對話”的前提就是圍繞“文學”的諸概念之重
新評定。下面，從別的角度來探討中日兩國“文學”概
念之差異。

例如，作為社會存在的作家之社會性問題。我猜
想，20世紀中國作家（也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心態
裡面，即使會突出被創造歷史的主流異化的感覺而構成
一種帶有“悲劇”色彩的“自我憐憫感”，也絕不會發
生干脆把自己與圍繞自己的現實生活（往往是“社會”
的同義詞）之間的紐帶切斷而沉湎於“頹廢”裡自慰的
事。“歷史—異化/社會—連帶”這個心理模式，恰巧
與日本現代作家的心理模式構成很顯著的對比。日本現
代作家，尤其是自然主義作家和私小說作家主動地要求
社會的排斥，以試圖創造不滅的藝術，參加“歷史的創
造”。因為，他們心靈與現實社會（在他們的眼裡顯得
多麼庸俗！）之間發生的不調和，無疑證明著他們殉教
者心靈的審美的純潔之明證。因此，他們往往以一種宗
教式的虔誠（其主要的特征是自虐心理）希求生活上的
“頹廢”（自然會受到社會的排斥），不厭煩地用細致的
筆調寫出自己的“苦難”（在第三者的眼裡，隻不過是
婆婆媽媽的身邊瑣事）。

中國現代作家裡面，郁達夫顯然是在這些日本私小
說作家的影響下開始其創作生涯的作家之一。不過，盡
管他的私生活（還有一部分作品的風格）怎樣帶有類似



日本“文士”的頹廢，他也一搖身會變為熱烈的普羅文
學的擁護者。他所謂“頹廢”的界限是顯而易見的，是
對於現實社會的強烈關懷不允許中國作家頹廢下去……
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觀點，但是的確有一定的說服力。
有的論者認為這種中國文學的“通俗性”，與傳統文學觀
念裡面的功利主義文學觀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繼承關繫。
實際上，對於文學期待現實作用，這個觀念會存在於作
家思想的各個層次。上述日本現代作家裡面的“頹廢派”
也把文學視作傳達“價值”的一種“工具”，在這意義
上，依然逃不了某種功利主義思維方式。這樣想來，這
種思維方式似乎不是隻有中國作家具備的特征。關於這
個問題，在此沒有準備作進一步的研究。但是，我要強
調：所謂“中國文學（作家）的特征（特殊性）”是一個
由幾種因素構成起來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上述“重視語
言表現的文學觀”“濃厚的社會干預意識”“功利主義的
思維方式”等等是一個整體上各個層次的部分因素，這
些因素互相關聯起來構成“中國文學的特征”。如果斷章
取義，取出其中的某一部分加以過分地強調，那就是片
面的理解，也可以說是一種誤會。當然，對外國研究者
來說，這首先是自戒。

通過上面的粗淺的思考，隻有一點已經明了化了，
即“談何容易”。多麼單純，多麼令人失望的“結論”。



但是，不管容易不容易，如果我們還要求“對話”，作為
步準備工作，需要對於互相的立場（所有的意義上
的“立場”）之差異的明確認識。圍繞“普遍”的“對
話”是以後的事。更具體地說，這個立場之差異也在我
們無意識地使用的一些概念、術語上面有所反映。我們
應該把這個“無意識”進一步自覺化。

我並不主張重新估價基本概念的工作和對於個別作
家的基礎研究（當然“資料”研究也包括在內）是應該
逐階段地解決的勢不兩立的工作。我卻主張兩種工作是
可以並存的，甚至是應該同時進行的。將來，中日兩國
的研究者站在同一立足高度進行關於“普遍”問題的討
論時，如果沒有踏實的事實基礎，所有的議論很容易向
既定的框架傾斜。這不外是理論上的“投降”。實際上，
這投降也不無一定的魅力。正因為如此，我認為，作為
阻止我們投靠這誘惑的機制，應該充分強調根基於“對
人的關懷”的個別研究之作用。我身為外國人，沒有經
過一定的“手續”就不能跟中國人進行有水平的“對
話”。那麼，讓我擁有不怕“手續”麻煩的勇氣吧。

上面原繫1992年在上海復旦園寫的未刊舊作。想起
來，那時我所謂“轉變”已經萌芽起來了。一直到現在，
我站在“中國”這個永遠解讀不了的文本前面躊躇著。



難道我已被“手續”之麻煩嚇倒了嗎？這個我倒不承認。
那麼，不管如何，我得硬著頭皮探索“對話”的可能性。
但願這部書會成為“對話”的開端。

1995年2月19日於東京聚糧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