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愛農

◎魯迅

在東京的客店裡，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闢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Jo Shiki Rin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後，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並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隻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卻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後，在做安徽候補道，辦著巡警事務，正合於刺殺巡撫的地位。

大家接著就預測他將被極刑，家族將被連累。不久，秋瑾姑娘在紹興被殺的消息也傳來了，徐錫麟是被挖了心，給恩銘的親兵炒食淨盡。人心很憤怒。有幾個人便秘密地開一個會，籌集川資；這時用得著日本浪人了，撕烏賊魚下酒，慷慨一通之後，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蓀的家屬去。

照例還有一個同鄉會，弔烈士，罵滿洲；此後便有人主張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會眾即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發電，一派不要發。我是主張發電的，但當我說出之後，即有一種鈍滯的聲音跟著起來：

“殺的殺掉了，死的死掉了，還發什麼屁電報呢。”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纔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麼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範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於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同他爭起來。結果是主張發電的居多數，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啰～～”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並非無理的。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他比別人關繫更密切，心裡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於是又爭起來。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隻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干事，等候做好之後去拍發。

從此我總覺得這範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纔知道還在其次；倒是範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範愛農除去。

然而這意見後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卻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範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隻這幾年，頭上卻有了白發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歷來，他說他後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之後，又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在是躲在鄉下，教著幾個小學生糊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乘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於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一天我忽而記起在東京開同鄉會時的舊事，便問他：

“那一天你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那時之前，早知道我是誰麼？”

“怎麼不知道。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麼？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麼？”

我略略一想，記得的，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說到橫濱去接新來留學的同鄉。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著仔細地看。我很不滿，心裡想，這些鳥男人，怎麼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後，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讓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裡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然而那群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範愛農，卻直到這一天纔想到。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群裡，還有後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裡，到革命後纔見天日而身上永帶著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而我都茫無所知，搖著頭將他們一並運上東京了。徐伯蓀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卻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麼？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著他多白的眼。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到鼕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據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復。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復的紹興。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裡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我被擺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閑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金發他們。”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問我，慷慨地說，“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為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卻的。”

我答應他了。兩天後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起人誠然是三個。五天後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裡面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裡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打緊，個著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並且說明，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卻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

果然沒有來殺。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時傳令道：再來要，沒有了！

不過愛農得到了一種新消息，卻使我很為難。原來所謂“詐取”者，並非指學校經費而言，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之後，王金發便叫人送去。於是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後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後，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我即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說了幾句不該收他錢的話，一個名為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我道：

“報館為什麼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麼？”

我就不再說下去了，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他就會面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生命，不肯為社會犧牲，或者明天在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發抖的記載。

然而事情很湊巧，季茀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愛農也很贊成，但頗淒涼，說：

“這裡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辭職，自然照準，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我交出賬目和餘款一角，不是校長了。後任是孔教會會長傅力臣。

報館案是我到南京後兩三個星期了結的，被一群兵們搗毀。子英在鄉下，沒有事；德清適值在城裡，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後，脫下衣服，照了一張照片，以顯示一寸來寬的刀傷，並且做一篇文章敘述情形，向各處分送，宣傳軍政府的橫暴。我想，這種照片現在是大約未必還有人收藏著了，尺寸太小，刀傷縮小到幾乎等於無，如果不加說明，看見的人一定以為是帶些瘋氣的風流人物的裸體照片，倘遇見孫傳芳大帥，還怕要被禁止的。

我從南京移到北京的時候，愛農的學監也被孔教會會長的校長設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愛農。我想為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沒有機會。他後來便到一個熟人的家裡去寄食，也時時給我信，景況愈困窮，言辭也愈淒苦。終於又非走出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處飄浮。不久，忽然從同鄉那裡得到一個消息，說他已經掉在水裡，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殺。因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間獨坐在會館裡，十分悲涼，又疑心這消息並不確，但無端又覺得這是極其可靠的，雖然並無證據。一點法子都沒有，隻做了四首詩，後來曾在一種日報上發表，現在是將要忘記完了。隻記得一首裡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合沉淪。”中間忘掉兩句，末了是：“舊朋雲散盡，餘亦等輕塵。”

後來我回故鄉去，纔知道一些較為詳細的事。愛農先是什麼事也沒得做，因為大家討厭他。他很困難，但還喝酒，是朋友請他的。他已經很少和人們來往，常見的隻剩下幾個後來認識的較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們似乎也不願意多聽他的牢騷，以為不如講笑話有趣。

“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他時常這樣說。

一天，幾個新的朋友約他坐船去看戲，回來已過夜半，又是大風雨，他醉著，卻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勸阻他，也不聽，自己說是不會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雖然能浮水，卻從此不起來。

第二天打撈體，是在菱蕩裡找到的，直立著。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還是自殺。

他死後一無所有，遺下一個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幾個人想集一點錢作他女孩將來的學費的基金，因為一經提議，即有族人來爭這筆款的保管權，——其實還沒有這筆款，——大家覺得無聊，便無形消散了。

現在不知他的女兒景況如何？倘在上學，中學已該畢業了罷。

十一月十八日。

（1926年）

弔劉叔和

◎徐志摩

一向我的書桌上是不放相片的。這一月來有了兩張，正對我的坐位，每晚更深時就隻他們倆看著我寫，伴著我想。院子裡偶爾聽著一聲清脆，有時是蟲，有時是風卷敗葉，有時我想像是我們親愛的故世人從墳墓的那一邊吹過來的消息。伴著我的一個是小，一個是“老”：小的就是我那三月間死在柏林的彼得，老的是我們鐘愛的劉叔和，“老老”。彼得坐在他的小皮椅上，抿緊著他的小口，圓睜著一雙秀眼，仿佛性急要媽拿糖給他喫，多活靈的神情!但在他右肩空白上分明題著這幾行小字：“我的小彼得，你在時我沒福見你，但你這可愛的遺影應該可以伴我終身了。”老老是新長上幾根看得見的上唇須在他那件常穿的緞褂裡欠身坐著，嚴正在他的眼內，和藹在他的口頷間。

讓我來看。有一天我邀他喫飯，他來電說病了不能來，順便在電話中他說起我的彼得。(在襁褓時的彼得，叔和在柏林也曾見過。)他說我那篇悼兒文做得不壞；有人素來看不起我的筆墨的，他說，這回也相當的贊許了。我此時還分明記得他那天通電時著了寒發沙的嗓音!我當時回他說多謝你們誇獎，但我卻覺得淒慘因為我同時不能忘記那篇文字的代價，是我自己的愛兒。過了幾天適之來說“老老病了，並且他那病相不好，方纔我去看他，他說適之我的日子已經是可數的了”。他那時住在皮宗石家裡。我後見他的一次，他已在醫院裡。他那神色真是不好，我出來就對人講，他的病中醫叫做濕瘟，並且我分明認得它，他那眼內的鈍光，面上的澀色，一年前我那表兄瀋叔薇彌留時我曾經見過——可怕的認識，這侵蝕生命的病征。可憐少鰥的老老，這時候病榻前竟沒有溫存的看護；我與他說笑：“至少在病苦中有妻子畢竟強似沒妻子，老老，你不懊喪續弦不及早嗎?”那天我喂了他一餐，他實在是動彈不得；但我向他道別的時候，我真為他那無告的情形不忍。(在客地的單身朋友們，這是一個切題的教訓，快些成家，不要過於挑剔了吧：你放平在病榻上時纔知道沒有妻子的悲慘!——到那時，比如叔和，可就太晚了。)

叔和沒了。但為你，叔和，我卻不曾掉淚。這年頭也不知怎的，笑自難得，哭也不得容易。你的死當然是我們的悲痛，但轉念這世上慘淡的生活其實是無可沾戀，趁早隱了去，誰說一定不是可羨慕的幸運?況且近年來我已經見慣了死，我再也不覺著它的可怕。可怕是這煩囂的塵世：蛇蠍在我們的腳下，鬼祟在市街上，霹靂在我們的頭頂，惡夢在我們的周遭。在這偉大的迷陣中，難得的是遺忘；隻有在簡短的遺忘時我們纔有機會恢復呼吸的自由與心神的愉快。誰說死不就是個悠久的遺忘的境界?誰說墓窟不就是真解放的進門?

但是隨你怎樣看法，這生死間的隔絕，終究是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死去的不能復活，活著的不能到墳墓的那一邊去探望。到絕海裡去探險我們得合伙，在大漠裡遊行我們得結伴；我們到世上來做人，歸根說，還不隻是惴惴的來尋訪幾個可以共患難的朋友，這人生有時比絕海更兇險，比大漠更荒涼，要不是這點子友誼的同情我個就不敢向前邁步了。叔和真是我們的一個。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溫和，“頂好說話的老老”；但他每當論事，卻又的不苟同，他的議論，在他起勁時，就比如山壑間雨後的亂泉，石塊壓不住它，蔓草掩不住它。誰不記得他那永遠帶傷風的嗓音，他那永遠不平衡的肩背，他那怪樣的激昂的神情?通伯在他那篇《劉叔和》裡說起當初在海外老老與傅孟真的豪辯，有時竟連“吶吶不多言”的他，也“免不了加入他們的戰隊”。這三位衣常敝，履無不穿的“大賢”在倫敦東南隅的陋巷，點煤氣油燈的鬥室裡，真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圖與盧騷與斯賓塞的迷力，欺騙他們告空虛的腸胃——至少在這一點他們三位是一致同意的!但通伯卻忘了告訴我們他自己每回加入戰團時的特別情態，我想我應得替他補白。我方纔用亂泉比老老，但我應得說他是一竄野火，焰頭是斜著去的；傅孟真，不用說，更是一竄野火，更猖獗，焰頭是斜著來的；這一去一來就發生了不得開交的衝突。在他們不得開交時劈頭下去了一瓢冷水，雨竄野火都喫了驚，暫時翳了回去。那一瓢冷水就是通伯；他是出名澆冷水的聖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