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我們背著行李搭乘一輛拖拉機去爐橋。掐指一算，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總共隻勞動生活了16個月，可就好像過了漫長的好幾個年頭。再見了十八崗！我們青年時代的生活起點！再見了十八崗，我們青春的風雨驛站！時隔多年之後我們纔知道十八崗的真實狀況：在三年自然災害時，定遠縣100萬人口，餓死了54萬人。十八崗村有600多戶人口隻剩下了60多戶，在我們居住的校園內有許多大土堆，下面就埋著很多餓死的人，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堅持到最後纔離開的同學回憶說，1968年十八崗下了一個多月的雨，從房子地下泛起一股惡臭。當地農民說，那就是多年前的尸臭，當年餓死一個人，誰把尸體背到大坑裡掩埋，就獎給誰一碗玉米糊糊。1965年華東社教工作組打算按計劃把定遠建成第一個農業機械化縣，所以辦了這所農墾學校，以培養農技人纔，誰知“文革”一開始這個計劃就泡湯了。我們像劫後餘生的幸存者一樣重返江城蕪湖。母親見我歸來笑逐顏開：“兒子終於回來了。”派出所根據上面的政策立馬給我們上了戶口。新的苦惱與煩愁又接踵而來，我沒有工作，又成了一名待業的社會青年，蒼茫世界竟沒有我混一口飯喫的碗，如果不退學，每月還的生活費，現在是身無分文。1967年夏天全國各地陷入武鬥，學校停辦，工廠停辦，連農民都進城參加武鬥了，而且是為一個崇高的革命信念——為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浴血奮戰，誰來關心我們是否有口飯喫？我和施大光、陶淮生、汪詩偉等每天去蕪湖市軍管會磨嘴皮，像是上班一樣，幾個軍管干部，特別是郭處長和那個山西人牛替生股長，見我們一個個風華正茂、知書達理，很同情我們的處境，我們軟磨硬泡了一個多月，他們終於為我們六個人找了一份工作。1967年鼕天，蕪湖兩派武鬥激烈，幾乎所有工廠都停辦，連生產蜂窩煤的小廠也停工了，居民買不到煤，煮飯燒水取暖都成了問題，市煤建公司將這個棘手的問題反映到市軍管會，牛股長說你們六個人和那幾個天天要工作的民辦幼兒園的阿姨去打蜂窩煤吧。雖然又髒又累，但好歹能掙點錢糊口，我們高興得跳起來，於是和那幾個阿姨在已關閉的吉和街半畝園辦起了一個小煤廠。施大光能說會道當了頭頭，隻管進煤，檢查蜂窩煤的質量；陶淮生身材魁梧力氣大，負責用一把大鍬，在煤粉中摻水與黃土攪拌。我們一人一個蜂窩煤鐵模子，一把木錘，用最原始的方法砸制蜂窩煤，勞動強度大，又髒又累，一天干下來手腳酸痛，連鼻孔裡都是煤渣，但我們很滿足，終於靠賣苦力，能有一口飯喫了！與此同時，我們借來幾輛板車，冒著大街上兩派武鬥的槍林彈雨，將蜂窩煤送到一戶戶人家。他們說，你們真是雪中送炭呀11968年春節後，蕪湖兩派武鬥在調停下逐漸平息，全市幾家煤廠都要復工了，我們又失業了。軍管會的牛股長特批我們成立一個生產自救的街辦小廠，專門為農民修抗旱排澇的電機、水泵。為聯繫業務，我和施大光、陶淮生乘船去銅陵市攬活，在市中心黑沙洲租賃一問民房開了一個修理電機的小門市部，待了兩個月，其實也沒聯繫到什麼業務，恰巧這時蕪湖發生了震驚全國的“6·26事件”。兩大派“三籌處”和“蕪湖聯總”為了醞釀更大的武鬥，在6月26日搶了蕪湖駐軍的武器彈藥庫，案驚中央，上級緝捕了一些參與搶武器者，逃離蕪湖的人，則在全省緝拿。與蕪湖毗鄰的銅陵更是戒備森嚴，大街上凡是蕪湖口音的都被專政隊抓去審訊。6月28日晚，我們三人在睡夢中被撞門聲驚醒，一開門，一群全副武裝的專政隊員把我們抓住，施大光頭腦靈光，趁著夜色奪門逃走。這伙人將我和陶淮生用麻繩五花大綁起來，他們懷疑我們是“蕪湖聯總”的地下聯絡站，抓到專政大隊關押起來。我和陶淮生急忙為自己的身份辯護，遭到這幫人的拳打腳踢，渾身均是傷痕。關了幾個小時，麻繩捆得太緊，時間又長，雙手都發烏了。天快亮了，幾個頭頭開始審訊我們，好在我們身上有蕪湖軍管會生產組批文介紹信是可證明我們的身份的，況且我的兩個舅舅，一個在市物資局，一個在冶煉廠，有名有姓可查到的。查清事實後，第二天下午我們被釋放了，但我們必須在第二天離開銅陵，滾回蕪湖去。時隔30多年，我和陶淮生手腕上至今還留著那次被捆綁留下的疤痕，這就是那個年代給我留下的抹不去的紀念。1968年底，全國開始清理階級隊伍，江城蕪湖所有機關、學校、商店、居委會門口每天早上都站著一排胸前掛著各種反動稱謂紙牌子的被清理批鬥對像，與此同時，全市各中學已經動員全部畢業生上山下鄉插隊落戶，高潮在12月份，市體育場上每天停滿歡送去蕪湖地區八個縣上山下鄉插隊知青的車輛，鑼鼓聲與親人分別哭喊聲交織在一起。我們這批已經下放過一次的社會青年，成為各街道首批動員對像，我們別無選擇隻有再次上山下鄉。我和同班的劉虹澤、張家建、徐積山選擇去條件稍好一些的南陵縣弋江公社插隊落戶，所不同的是我們去十八崗農墾學校，國家撥的安置經費是，這第二次下鄉插隊撥的安置經費隻有。P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