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中叢書”總序
自2010年起,由我主持的“國際詩人在香港”項目,每年邀請一兩位著名的國際詩人,分別與優秀的譯者合作,除了舉辦詩歌工作坊、朗誦會等一繫列詩歌活動,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雙語對照詩集的叢書。到目前為止,已有八位應邀的國際詩人和譯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詩集,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傳統。這套叢書再從香港到內地,從繁體版到簡體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取名為“鏡中叢書”。按原出版時間順序,包括谷川俊太郎、邁克?帕爾瑪、德拉戈莫申科、蓋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羅默的六本詩集。
與此並行的是“香港國際詩歌之夜”——自2009年起創辦的香港國際詩歌節,每兩年一屆。這兩個詩歌項目交織互補,為香港提供獨特的文化平臺,進一步形成漢語詩歌與國際詩歌的雙重推動力。
這套叢書的設想基於以下考慮:首先,在國際詩人與漢語譯者的文本互動之中,跨越語言的邊界;其二,對多語種的譯者提出挑戰,為豐富現代漢語提供新的品質及方向;其三,在國際詩人、譯者和讀者之間,在文本對應與參照中,構成某種內在張力,激活一連串語言內外的連鎖反應。這套叢書首先面對的是院校外語專業的大學生,以及初學或精通外語的讀者,當然也包括學者、譯者和詩人同行。
“鏡中叢書”是我和同行合作編輯出版的中英、中法等一繫列雙語對照詩集叢書的“兄弟姐妹”,共同組成了一個國際詩歌的“大家庭”。詩歌是人類精神家園的保證,也是一個民族苦難中的幸運。
北島
【譯者序】
1948年,當來自敘利亞農村的愛詩青年阿裡·艾哈邁德·賽義德·伊斯伯爾首次嘗試以古希臘神話人物“阿多尼斯”為筆名投稿時,他不曾料想,這個筆名竟然與他相伴終生;他也不曾料想,有朝一日會以此筆名在世界文壇聲名遠揚;他更不曾料想,這一更名隱含的像征意義,恰恰成了他一生的寫照:走出特定的宗教、民族與文化歸屬,去擁抱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
今天,當閱讀阿多尼斯極為豐富的詩作和論著時,我們能從中清晰感受到力透紙背的意志:叛逆、拒絕、攖犯、顛覆、變革、超越,等等。在詩集《大馬士革的米赫亞爾之歌》中,被詩人當作一副面具並用以自況的米赫亞爾,呈現出這樣一個桀驁不馴的自我英雄形像:他“如同一支拜物之矛/入侵文字的土地”,他自稱“我是個背叛者。我向被詛咒的道路/出賣我的生命”,他“宣告‘拒絕’之洪水的來臨”,“在天空的盡頭開創他的天空”……
這樣一個叛逆英雄的形像,對於阿多尼斯所屬的阿拉伯文化的主流而言,是一個異數。在屬於東方傳統文化範疇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中,神靈、君王、國家、部落、集體乃至父親,都高懸在作為個體的“我”的上方;但是,如此卑微低下的“我”,卻被阿多尼斯以令人驚駭的方式大寫。在這個文化中,與傳統,尤其是宗教傳統有關的一切,都籠罩在神聖的光環之下,但是,阿多尼斯卻懷著“全知全覺者的困惑”,拒絕在上帝和魔鬼之間作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選擇:
我不選擇上帝,也不選魔鬼,
兩者都是牆,
都會將我的雙眼蒙上;
他質疑:
為什麼,
在我們歷史的源泉裡,連水的肝髒也長了腫瘤?
甚至,他要“戴上葬禮的手套”,為諸神“把脈”,要去“釋放大地,禁錮天空”。在現當代阿拉伯詩歌中,這麼清晰而徹底地詰問傳統、反思宗教的聲音,還從未在別人的詩中響起。阿多尼斯曾坦言,他和當代大多數阿拉伯知識分子的深刻區別,“在於他們接受既成的架構,對它作改良和修飾,而我則重新審視它,並在新的基礎上,在新的天地重建它。對我而言,問題不是改良——修正和美化,而是破而後立。”因此,結合詩人身處的文化與歷史背景去解讀其詩作,就更能領會其中蘊含的精神和思想價值。在《大馬士革的米赫亞爾之歌》中,讀者或許還能發現西方思想和文學的某些印記,如尼采筆下的查拉圖斯特拉、歌德筆下的浮士德、洛特雷阿蒙筆下的瑪律多羅,等等。
然而,倘若僅僅視阿多尼斯為阿拉伯文化的“逆子”,我們就不僅誤讀了阿多尼斯,而且曲解了博大精深的阿拉伯文化。這是因為,在阿拉伯文化傳統中,其實也不乏爭天拒俗、敢破敢立的革命性詩人和思想家:阿拉伯文學史上位名垂青史的詩人烏姆魯勒·蓋斯(500 —540),就是一位“眾詩人的旗手,也是率領他們下地獄的領袖”(先知穆罕默德語);偉大的盲詩人麥阿裡(973—1057),曾經衝破濃厚的宗教氛圍發出理性的呼喚:
人們總希望有一位伊馬目
在千軍萬馬中發號施令。
想錯了!沒有什麼伊馬目,
隻有理智朝夕指揮行動
“詠酒詩人”的魁首艾布·努瓦斯(762—813),曾如此豪放地藐視戒律:“一旦我死了,把我埋在葡萄樹下,/讓葡萄的汁液把我的骨頭浸泡”;中世紀的蘇非大師哈萊智(857—922),在傳播“人主合一”的神秘主義教義時,甚至宣稱:“我是真理。”(意即:“我是主。”)誰又能否認,被伊斯蘭各民族奉為聖人的先知穆罕默德(570—632),在曾經信奉拜物教的阿拉伯半島,不畏萬難,傳播以平等、公正、和平為宗旨的伊斯蘭教,不也是一位開宗立道的革命者?因此,阿多尼斯詩中彰顯的叛逆精神和現代性,固然與阿拉伯世界歷來占據主流的保守理念實現了割裂,但也與阿拉伯文化遺產中被遮蔽的變革精神完成了對接。與其說他是阿拉伯文化的“逆子”,毋寧說他是這一偉大文化有價值部分的“傳人”。
在阿拉伯的精神遺產中,阿多尼斯對伊斯蘭神秘主義(即蘇非主義)為心儀。在重要理論著作《蘇非主義與超現實主義》中,他繫統闡述了自己對蘇非主義的理解:根據正統的伊斯蘭教義,真主至高無上,位於宇宙之外,與人及世界完全分離;正統教義還強調宗教的教法律令,強調人對真主的順從和敬畏。而對於蘇非而言,真主與世界相連,在宇宙萬物中永無止境地顯現;人能通過精神修煉和靈魂淨化,達到“人主合一”的神奇境界。阿多尼斯尤為激賞並深感心心相印的,是蘇非主義視宗教為一種屬於個人的自由的精神體驗,重視探索理性和邏輯無法認識的“宇宙中內隱、無形、未知的領地”,尤其是人自身的內心世界,並視詩歌語言為認知蘇非、表達玄冥的首要途徑。因此,詩歌與蘇非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都不過是人努力以隱喻和像征的方式,言說不可言說的事物。對於阿多尼斯,蘇非主義的重要性還在於它重新解讀宗教傳統,賦予這一傳統新的意義,這使得阿多尼斯能夠從伊斯蘭教內部,找到將宗教從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的寶貴精神資源。
然而,阿多尼斯對蘇非主義的理解和贊賞,又是以創新、超越為指歸的。蘇非信徒往往是否定現實生活的遁世者,他們忍受苦難,信奉“人間悲苦是善的催化劑”,並以“人主合一”的境界為人生的和追求。而在阿多尼斯,他既否定現實又肯定現實:否定充斥於日常的腐敗、專制、平庸、機械的現實,肯定本質意義上的、與生命同在的現實。他對現實的否定和拒絕,乃是旨在改變和超越。在這一點上,詩歌、革命、蘇非主義、超現實主義存在契合:都試圖探索世界、事物和生命的另一面,都意在改變和超越,即都是朝向未來的。在阿多尼斯的詩中,呈現了許多丑惡現實的圖景:“這個時代綻放於殘肢的子宮。”“A城的白晝始於環環相扣的鎖鏈。”“在B城,生命仿佛是一件衣裳,/晾在話語的繩索上”……這些詩句如此貼近政治和現實,讀來不免沉重,但借著意像和隱喻的翅膀,他的詩又是輕靈的,凌駕於政治和現實之上。同時,他的詩中又隨處可見貼近存在本源的事物:生命與死亡、身體與欲望、光明與黑暗、太陽、月亮、雲朵、波浪、灰塵、風、雨、雪、水、火,等等,構成他詩歌顯著的語彙表。他還憑借卓越的想像力和深邃的追問意識,將人們司空見慣的概念一一重新命名,以此賦予萬物以詩意,並重建詩歌與事物的聯繫:“什麼是泥土?/萬物共同的居所。”“什麼是雷電?/烏雲家中的騷亂。”“什麼是中心?/一切邊緣的邊緣。”“什麼是意義?/無意義的開始/與終結。”……通過否定丑惡的表像現實,重建本質的、富有詩意的現實,阿多尼斯為詩歌注入了巨大的能量:“詩篇啊!你不過是一頁紙上散落的幾行文字;可你的回聲,怎麼竟能劈天裂雲?”
阿多尼斯的詩學觀,也是與他的世界觀、哲學觀一脈相承的。他追求變革與突破,但對於通過政權更迭來改變社會不抱希望(對於正在席卷中東的“阿拉伯之春”運動,他冷眼相觀,因而受到部分“反對派”的指責乃至死亡威脅)。他更主張根本性地撼動社會制度賴以建立的文化基礎,對於通過文藝,尤其是詩歌促進社會變革,他有著傳教士般的信念和執著。他認為,訴諸文藝改變世界,其方式雖然柔和,但潛移默化中影響更為深遠。因此,文藝與詩歌體現的不僅是審美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文化問題,是一個“關乎人、存在、人道與文明的問題”。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詩人、思想家、翻譯家,從本書所附的“年表”可見,他創作成果之豐,涉獵範圍之廣,是令人驚嘆的。而他的一生,都是為了完成一項宏大的文化工程:重新審視阿拉伯傳統文化和詩歌,在此基礎上建立阿拉伯新文化、新詩歌。
在阿多尼斯迄今為止的文化生涯中,有幾個節點尤其重要:1957年,他和友人共同創辦《詩歌》雜志,此後又獨立創辦《立場》,兩刊成為阿拉伯新詩理論和實踐的首要陣地,對於阿拉伯新詩的發展厥功甚偉;1961年,出版詩集《大馬士革的米赫亞爾之歌》,這是詩人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和美學價值在阿拉伯現代詩歌史上具裡程碑意義;上世紀60年代,編輯出版三卷本《阿拉伯詩選》,這是詩人以現代性的獨特眼光,審視阿拉伯詩歌傳統的成果,“業已成為阿拉伯詩歌藝術和美學上的首要參考”;1974年,出版四卷本博士論文《穩定與變化》,這部旨在重寫阿拉伯思想史、詩歌史的巨著,出版後在文化界引起震動,被公認為阿拉伯文化與詩歌研究的現代經典;1995—2002年,出版三卷本詩集《書:昨天、空間、現在》,這是詩人自視為“迄今為止詩歌生涯的之作,是我幾十年前就已著手的重新審視阿拉伯政治史、文化史這一文化工程的重要裡程碑……它既向阿拉伯歷史表達愛戀,同時又在跟它作痛苦的決鬥”。
阿多尼斯的貢獻,在於他讓阿拉伯當代詩歌走向世界,並讓世界領略了阿拉伯文化不為人知的深度與活力;更重要的,是他為當代阿拉伯文化輸入新的價值觀念和美學標準,激發了這一文化內部的變革力量。盡管阿多尼斯的遠見卓識尚未引起阿拉伯文化界足夠的共鳴,這位注定屬於“明日”的思想家詩人,還屢遭停留在“今日”,甚至“昨日”床榻上的人們誤解與非議,但是,公允的論者應該會作出判斷:阿多尼斯不僅是當代阿拉伯詩壇,乃至世界詩壇的一位大師,還是矗立於阿拉伯當代文化的極少數巨匠之一。
對這部詩選須略作說明。鋻於篇幅所限,本書收入的大多是詩人的短詩。其實,阿多尼斯擅寫長詩,其創作的短詩不算太多;一些詩集,如《大馬士革的米赫亞爾之歌》、《戲劇與鏡子》、《書:昨天、空間、現在》等,也收入短詩,但都被納入一個戲劇性,乃至史詩性的框架中,借歷史或傳說中某個人物(即詩人的“面具”)之口道出。自然,這些詩篇也可獨立欣賞,因為詩人借“面具”表達的,終究是自己的意旨。為讓讀者盡可能了解詩人各階段的創作風格,本書所選詩篇的時間跨度很大,遠自詩人1957年發表的部詩集《初的詩篇》,近至2012年在報刊上發表的部分短章。其中少數篇目,曾被收入譯林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阿多尼斯中文版詩選《我的孤獨是一座花園》。
後,我要感謝我尊貴的朋友阿多尼斯先生。過去幾年裡,他的詩文一直占據著、豐富著我的精神世界,在品讀、翻譯、研究其作品時,我感到莫大的樂趣和慰藉;這些歲月,將是我一生引以為豪的財富。也要感謝他夫人哈麗黛女士,她一直是我和阿多尼斯聯繫的紐帶,為編此詩選,特別是書後的“年表”,她多次耐心而詳盡地回答了我的問題。還有北島先生,由於他的引介,纔有這本詩選的誕生;此外,大約三十年前,是他的詩作,引導我進入中國當代詩歌的殿堂,我願借此機會,向他致以遲到的謝忱和敬意。
薛慶國
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