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北島）

詩人瑣憶
老木頭和他的詩觀
顧城之死
翟永明印像

文本品鋻
北島的文本意義
對而不比

詩藝隨筆
智慧性的，還是技藝性的？
白話如何釀成詩
誰可以作天籟之聲
我是我，我不是我

詩學探索
詩歌怎樣反詩歌
非邏輯的邏輯
比愛更愛的愛
動物性比人性更人性
恐懼之下的人性
至高的惡歸屬於至高的善
人性對神性的渴望
海德格爾的詩歌觀

序
2017年4月22日上午10點，上海武警醫院病房區。鐘文半臥病床，面頰消瘦蒼白，半閉著眼。我握著他嶙峋的左手，開場白簡單明確—我承諾，一定會為你出版這本書。他頭腦清楚，微微一笑，點點頭。這是後的告別。當天下午他昏迷不醒，直到5月7日凌晨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是怎麼認識的？應該和一個詩歌事件有關。1980年秋，在北京郊區定福莊，由《詩刊》副主編邵燕祥主持全國詩歌討論會，這是公開爭論“朦矓詩”的序幕，後稱為定福莊會議。在對“朦矓詩”刀光劍影的圍攻中，殺出有血性的“四條漢子”，他們是謝冕、孫紹振、吳思敬和鐘文。那年頭，我們正忙得四腳朝天，後來纔聽說這件事。
記得1981年隆鼕，鐘文在北京開會因急病住院。他穿著軍用棉大衣，蒼白消瘦，一副書生模樣。探視時間早就過了，我們在醫院門外小聚，有合影為證：鐘文、顧城、楊煉、唐曉渡、牛波和我。沒有會客室，也沒有小飯館，刮著西北風，冷颼颼的，誰也堅持不了多久—我們哆哆嗦嗦，互相取暖。
如果逆流而上，八十年代可謂現代詩歌的上遊。那年頭，四川詩人呼嘯成群，集結在成都。軍師鐘文出謀劃策，跟著搖旗吶喊，要說起來當年翟永明和歐陽江河都是他的學生。播下詩歌的種子，從成都出發，再沿鐵路公路小路延伸到罕見的人跡中。
鐘文在“文革”後期從上海到自貢下放勞動。他有兩三百本藏書，於是親手編寫了《文學描寫手冊》，半公開售賣，賺了桶金，嘗到甜頭。後來從自貢到成都，搖身一變，成為成都大學的老師，他借助電大的新媒體，開了兩門課，渾水摸魚撈下金銀。
1985年是轉折點。他從成都到深圳，水漲船高，躋身為深圳大學教授兼繫主任。再往前跨一步，僅僅一步，他混進香港的金錢世界。順著風向標，我跟著他亦步亦趨—同年春，我也下了海。我在北京昌平縣踩河村飛達公司聽差。業務範圍除了導彈以外，主要是出口轉內銷，倒賣盤條，試圖攪亂彩電市場，再加上所謂商演，賠本賺吆喝。據說進京還捎帶一貨車的臭帶魚—各種演繹版的傳聞。我們忙乎了大半年，連生意的邊兒都沒沾上，心裡倒踏實，我再回到書桌碼字。
鐘文曾這樣寫道：“我十分欣賞客家人對人的命運的一句諺語：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天命所歸是人用什麼力量也拗不過來的。”
那真是天命。1990年夏天，我在巴黎見到鐘文。先通電話，約好在巴黎一家中餐館喫午飯。我們互相打量—我失魂落魄，跟流浪漢差不多；他住在難民營，但衣著優雅，對未來充滿信心。午飯後，我順手把一個信封塞進他口袋裡—這是我剛在蓬皮杜中心朗誦的酬金。四海之內皆兄弟，沒的說。
次年鼕，眼見著鐘文的滅頂之災，被助手卷走了大部分存款。蒼天在上，居然和助手共享銀行賬號的簽名權—他可真夠糊塗的。估摸有一百多萬法郎，對我來說那是天文數字。真為他著急，心裡咯噔一下—看來流浪者與流浪者完全不一樣。
鼕去春來，接著地氣緩了過來，他開始做小買賣。從山地自行車服裝到絲綢生意，慢慢走上正軌。記得1993年聖誕前夜，鐘文在他家約我和幾個朋友小聚。我喝多了，反復嘮叨這句法文“beaucoup, beaucoup de problèmes”（很多很多問題）。聖誕樹的彩燈一閃一閃。是啊，每個人都有很多問題，那是我的艱難時刻，其實鐘文也如此。躺在他家的沙發上，我半夜醒了過來，還是重復這句新學的法文。鐘文為我蓋好毛毯，像哄孩子般安慰我。
那陣子，宋琳家住巴黎三區，送孩子上學，幾乎每天早上都能見到鐘文，互相打招呼。鐘文推著小車送貨，顛簸在鵝卵石路上，叮叮當當，沿著店鋪門板回響。他自食其力，毫無老板的架子。
仗著腰板還算硬朗，鐘文爬上小山坡，喘了口氣。我算了算，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他剛五十出頭，做出戰略轉移的重大決定，於是從巴黎挪向上海。
他和一個法國人在西湖邊聊天，談起職業選擇。他說，如果我現在選擇，我還是會選擇做商人。為什麼？因為教授在智力與能力上的挑戰越來越小，中國的教授是很平淡，甚至很中庸的一種職業（自然科學另當別論），我們這一代人中大量的是人雲亦雲的抄書匠，如此而已。商人不一樣，做商人在智力和能力上是對人的潛能的巨大挑戰，成功與失敗每天都在考驗著他們，所需要的能力遠遠不是讀書抄書這麼簡單。他們面對的世界非常之大，因為這一切，我情願去做一個商人。
看來天命不可違。九十年代末，鐘文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從巴黎搬到上海，成為歐羅福國際集團遠東區總裁和法中文化交流中心主席。如果野心像深淵，誰纔是真正的主人？
1999年夏天，在巴黎歌劇院附近的咖啡館，鐘文和一個法國的中國通喝白蘭地抽雪茄。中國通說起一筆生意，涉及法國電力公司，打算把法國的幾個火力發電廠，低價甚至無償拆遷到別的國家或地區，當然針對的是第三世界。假如隻，可買下一座法國火力發電廠—這是多大的誘惑，做生意堪比賭博，而夢想卻比金錢遠大得多。
再說，法國人一點兒都不傻，他們早就準備取代火力發電廠了，順便給中國送去厚禮。鐘文當然也不傻，中國能源需要的是時間差。
盤算小九九，一步一步向前推演—從法國電力廠拓展到全球綠色能源計劃—這是鐘文夢想的王國，但想想都後怕。硬著頭皮，他與美國通用（GP）、英國石油（BP）和日立等公司的老板們一起合伙共謀，相當於“八國聯軍”。看來他是站在深淵邊隨時準備跳下去的人。
規避商業機密，鐘文幾年後在香港跟我閑聊，談到他的龐大計劃，我聽著都犯暈—除了詩歌的邏輯，還有金錢的邏輯，加在一起，他就像堂吉訶德那樣衝向風車。再加上文牘的邏輯，他沿著字裡行間跋涉，終於獲得聯合國的正式批準。自稱為“歷史性的文件”，卻需要全球綠色聯盟計劃的先決條件。他想得美，緊緊抓住一紙公文，喜極而悲。
2002年鼕天，我陪母親去上海和蘇州小住。我被鎮住了：鐘文快成了上海灘的老大。他的坐騎是美洲豹（Jaguar），據說是上海頭一輛，從英國直接運過來的。司機小張戴著白手套，畢恭畢敬。他派頭可大了—無縫流線後背發型，皮鞋锃亮，意大利手工西服，加上淡淡的男用香水。他周旋於官商之間，茫茫然，目光不太容易對焦。
順手，他把上海作協那棟小樓（巨鹿路675號）包租下來，先讓文學靠邊站。他還開了一家“三十年代大飯店”餐廳，高朋滿座。我把外甥女介紹給他，擔任英文翻譯。當然了，我和母親也蹭車沾光，包喫包住。坦率地說，在上海待了三天，我東聞聞西嗅嗅，估摸是被那股男用香水味兒熏著，在上海迷失了方向。
2006年秋，世界的舞臺轉換，我和鐘文相聚在紐約。他剛見過通用公司的老板，前不久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正式會談，為了綠色能源和而干杯，據說還登上了報紙。我們請了一個學中文的美國小伙子專程陪同，鐘文在新大陸實地考察。
在紐約，落葉飄飛，就像日子那樣任意揮霍。我們住在曼哈頓西中區的小公寓，他蜷縮在小沙發裡，感嘆人生，生意無常，看來還是平頭百姓，平起平坐。問了問我的難處，他順手寫下一張支票，捐了。後來他半開玩笑問我，是否背後罵娘。沒這回事兒，我應道，錢多錢少，都得感謝金主們的支持。
我2007年8月從美國搬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次年夏，鐘文到香港出差，在尖沙咀馬可波羅酒店下榻。他身體虛弱，閉上眼說話，像生病的大鳥。據他說是一種怪病，譯成“運動神經阻礙癥”。我問他，倘若閉上眼談判，和那些大老板們怎麼周旋？他攤了攤手，苦笑，無可奈何。
每隔一陣他專程到香港，陪模特夫人和兩個孩子住同一家酒店，緊挨著“購物天堂”的海港城。我們倆先在餐廳聊天，接著家人摟著大包小包，我們一起喫頓晚飯。鐘文閉著眼，他夫人目不轉睛，停在某處，和櫥窗的模特差不多。
一想到從“八國聯軍聯合國全球綠色聯盟”到環保利用焦爐煤氣零污染燃氣輪機、，直至不夜城高檔櫥窗、英意晚餐菜單、侍者表情、模特臉色，我就煩透了，再也不想去那鬼地方了。但為了友誼干杯，怎麼辦？我提出的條件是，鐘文本人到我家喫頓便飯。他終於來了，喝紅酒加上家常便飯，他突然睜開眼睛，談天說地，聊到深更半夜。
2012年春，我在香港中風，後來趕到上海，在一家針灸診所治療。當天晚上，雖有嚴格醫囑，還是忍不住跟鐘文通了電話。他驚呼，非得趕到酒店過來看我，哪怕隻待一個鐘頭。
我們在大堂咖啡廳小聚。鐘文是半個盲人，我是半個啞巴，同病相憐，但還挺樂呵—在真實的處境中，這纔是堅不可破的友誼。
這是人生的轉折之年。他從滑到低谷，公司倒閉，跟老婆離了婚，把別墅也賣掉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他好歹撿了條命，終於回到書齋中。
那年，幾乎每個月我都去上海治療。鐘文是美食家，聽說我要過來，總是由他安排當晚請客，派司機接送。兇猛的美洲豹換成老掉牙的面包車，司機小張也變成老張了。一旦公司倒閉，鐘文反倒眼睛亮了，就像打開了窗戶。
摘下商人的面具，他是個樂觀又充滿好奇的人，對上海幾乎所有的細節無所不知。當年他是裡弄的窮孩子，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那得有多麼強大的能量和原動力啊。他目光時而溫柔時而狡黠，就像老頑童。他每次請客，往往更換不同的老餐廳，好像為上海感到自豪。鐘文每次搶著買單，手頭拮據，而我心裡清楚，他在乎的是內心的驕傲。與此同時，他反復查看賬單，估計多年被人坑騙。
自2012年起，鐘文沉溺在書齋中，通讀那些大部頭的艱深原著，尤其是現當代哲學，寫下百萬字的筆記。從商人轉換成詩歌評論家，他發表了一繫列評論文章，引起詩人和詩歌讀者的矚目。他從小熱愛文學，算得上童子功，加上過目不忘，浸染其中，這五年下了功夫，他厚積薄發，終留下
正果。
我相信能量守恆定律，生命也是如此，鐘文的身體每況愈下。三年前他身上奇癢，住了兩個多月醫院，被抗生素灌飽了，看起來止癢了，但終引起腎癌，相當於一連串連鎖反應。幸好人有一顆心，卻有兩個腎，等於備胎，他的另一個腎被切除了，他活了下來。手術很成功，我專程前往祝賀，打開一瓶法國紅酒，為生命干杯。
看來各有各的人性的弱點。鐘文堅信西醫對生命更有效，特別是三甲醫院著名醫生加上美國藥。他用盡貴的美國藥，病況有所好轉，但無形的病毒潛伏下來。
記得三年前，我和毅偉到他居住的“羅馬花園&rdqu小聚。我坦率地說：“你是個文人，當不了商人。”他就像犯錯的孩子，搓搓手，點了點頭。就在前天晚上，我們在一家粵菜館喫晚飯。毅偉問鐘文，你近怎麼突然消失了？鐘文交代，他和兩個法國華人合伙，一起到柬埔寨倒賣房子，為了掙快錢，結果被黑幫綁架，搶劫一空。他繪聲繪色，包括不少可信的細節，我們全都信了。後來纔知道，鐘文在山西廠方欠巨債，被拘一個月，因年老病衰放了他一馬。轉眼連面包車也賣掉了，司機老張也失業了。
時光流轉。鐘文曾師從上海真如廟住持方丈妙靈法師。據說他捐了七十萬，翻建這座小廟。講起他的經歷與磨難，妙靈法師沒說什麼，隻寫了四個字：無得正觀。
鐘文寫下的《那趟從不停靠的列車》的經商自傳，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15年），我終於找到了這本書。他在結尾處寫道：“讀經以後使我很為開悟。俗世的得失觀，過分強調了金錢的作用，於是人就產生了很多錯覺和不良習慣。世上常常是貪心所起的假像，對錢的貪心越大，假像就越大，貪心越大，執著就越厲害，如此的惡性循環，會讓人大喫苦頭。”
臨終前，面對病榻上的鐘文，我握著他的手，應下的承諾，終於如釋重負。
這一年多來，我隨身帶著他的書稿旅行，但幾乎不敢觸摸，就像難以愈合的傷口。雖說友誼為重書為輕，可難上加難—鐘文的書稿龐雜無章，多是筆記或未成稿，再說也不是我的行業。幸好找到關鍵的人物孫曉婭教授，她認識鐘文，也喜歡他的文章。孫教授和學生們共同合作，花了大量的精力與時間，終於編成了這本書。
北島
2018年6月14日

老木頭和他的詩觀——記錄北島
一
我認識北島是1979年初，之前不識他的人，隻是讀他的詩。
1979年中國人頭上的陰霾逐漸在消散。我那時候還在四川自貢勞動，但是周圍能談天說地的大多數是四川自貢的一批文化人，我讀到了北島的那首《回答》：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隻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為了在審判之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北島的這首詩寫於1976年4月（後來我與北島核實，此詩的真正成稿時間是l973年，當時的題目是《告訴你吧，世界》）。我讀後瞠目結舌。因為當時中國相信：天是藍的，夢是真的，好望角已發現，冰川紀已過去。北島這種驚世駭俗的呼喚需要有赴湯蹈火的決心。“我不相信”，的確是時代的傷口與個人的傷口契合在一起時喚出的勇氣與正義。於是“我不相信”成了時代的標識，同時也成了北島的標識。“我不相信”，用一句大白話而成為一個有歷史傳奇性的詩歌形像，這正是用詩去喚出人民心底感覺得到但呼喊不出的奇跡，創造人工神話來抵制語言邏各斯的勝利。
1980年中國有了一場朦矓詩的爭論。圍繞著北島、舒婷、顧城等人的詩，中國掀起了一場全國性的辯論。寫“朦矓”的詩卻成了一大批年輕詩人的追求目標。當時的《詩刊》是由邵燕祥這樣的開明人士在主持，所以，他們決定召來中國當時的詩評家們在北京開一次辯論會。這就是1980年的定福莊“詩歌理論座談會”的背景。圍繞著一種詩歌而舉行一場全國性的面對面的辯論會，在中國詩歌史上恐怕也是。
四川被分配赴會的是兩個人，一位是《星星》詩刊的副主編，一位是我。當時我不認識到場的任何人，我隻是讀過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的宏論，非常敬佩他的高瞻遠矚和對年輕人的熱情關愛。我到了現場發現，反對朦矓詩的這一派人居多，有丁某、宋某、聞某等。這些人都是詩壇的大人物，好幾個是延安魯藝的畢業生。在會場上他們對謝冕發起圍攻式的辯論，我隻是出於我的藝術見解和藝術立場，非常自然就站在謝冕的這一方。大多與會者是騎牆的，多聽少說。對壘的雙方大致是四人對四人。我方的四人是謝冕、孫紹振、吳思敬和我。他方的四人是丁某等人。謝冕一開始因為被圍攻有些疲憊，現在就抱肘督戰了。孫紹振馳騁詩壇已久，纔華橫溢，他多以嬉笑怒罵來對付。對陣辯論激烈者是吳思敬和我。吳思敬是有備而來，口袋裡裝了一摞卡片，時不時會從中抽出一張來，或是馬克思怎麼說，或是恩格斯怎麼說，用此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當時的辯論範圍從哲學到詩歌無所不包。辯論常常到了爭吵的地步。對方的陣營以丁某為主力，該老先生是個激情派，他發言五分鐘以後必定聲音提高八度，所以一過下午，他的嗓音就沙啞了。到了傍晚，我和吳思敬的嗓音也隨之沙啞了。面對這幾天的火爆辯論，《詩刊》與《文藝報》的人隻是在旁邊記錄，不發表任何意見。氣氛冷峻但不肅殺，我們纔敢放膽發言。
這場爭論對我而言的收獲是偶然地結識了謝冕、孫紹振、吳思敬這樣的終生朋友。套句俗話，這種友誼是戰壕中的友誼，當時是“同識朦矓”為同志。定福莊爭論的後結果是《詩刊》發表了一篇《一場熱烈而冷靜的交鋒》作為總結。這個總結不偏不倚。但是這場爭論以後，全國雖然還有反對朦矓詩的文章發表，但總體而言已經氣勢頹敗了，大批年輕詩人可以在更自由的氣氛中寫詩了。
因為我在定福莊“詩歌理論座談會”上的表現，場外以北島為首的朦矓派詩人得到了消息，請人來找我，要求我和他們在北京見面。當時有北島、顧城、楊煉等人在，雖然是次見面，但大家一見如故，相見甚歡，後都結為好友。以詩歌為媒介而凝結起詩的友誼和生活的友誼，隻能是那個時代的事。
一年後，北島給我打電話說，他們一伙人包括顧城、楊煉等要來成都，我答應在四川接待他們，並把四川的詩人介紹給他們。
這個時候被稱為朦矓詩的詩人大有無冕之王的氣勢。這些人每到一個地方，都會有一幫文友、詩友從四面八方趕來，與他們簇擁會合，大家都像熟識了很久的朋友一樣交談歡聚。他們會面主要不是喝酒、喫飯，而是像開朗誦會一樣地朗讀。每人都要當眾朗讀自己的力作，朗讀完畢，聽者可以七嘴八舌做出評論，臧否而不損友誼，這是當時的風氣。當然，詩人的喫喝住行都會由當地的詩人去解決。
這次北島的成都之行，讓我對他有了詩歌文本以外更深的認識。北島給我的整體印像不是一個很靈活、善於交際的人，更沒有北方人那種伶牙俐齒、能說善辯的激情。顧城曾經在背後告訴我：“我們都叫他（指北島）是‘老木頭’。”我問他：“為什麼叫‘老木頭’？”顧城說：“他不擅長表達說話，比如他寫了那麼多詩，但我向他求教，他常常講不出所以然來。”我又問顧城：“和誰的交流讓你收獲頗多呢？”他說：“比如江河，我能夠在江河那裡聽他滔滔不絕地講詩歌創作的經驗和妙論。比如他對詩歌是什麼有一句妙言：詩歌是那些翻譯也翻譯不過去的剩下的東西。”我詰問：“我看你和北島走得很近，關繫又非常好？”顧城說：“他就是‘老木頭’，雖然不善言辭，但是他對人永遠充滿了善心，所以我願意跟他，有一個這樣的大哥在我身邊，我覺得很放心。”
在四川的十來天裡，顧城永遠像北島的馬仔（廣東人的說法），北島走到哪裡，他就跟到哪裡。而楊煉就像一條魚一樣，一放手，他就如魚得水般地遊到一切他熟悉和不熟悉的海洋中去，永遠找不到他的蹤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