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校說明（1）

卷一上（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至民國十六年

一月十五日）（1）

卷一下（民國十六年一月）（21）

卷二（民國十六年二月）（43）

卷三（民國十六年三月）（63）

卷四上（民國十六年四月一日至二十二日）（118）

卷四下（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一日）（151）

卷五（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182）

卷六（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199）

卷七（民國二十三年一月）（229）

卷八上（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六日）（246）

卷八下（民國二十四年五月）（274）

卷九（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至九月十五日）（304）

《董康東遊日記》跋後（335）

自跋（336）

附錄一四卷本胡序（337）

附錄二四卷本趙序（341）

附錄三四卷本自序（343）

附錄四庚辰重印本傅序（345）

索引

人名（349）

書名（379）

點校說明

《董康東遊日記》又叫《書舶庸譚》，是董康的一部遊日日記。董康，同治六年（1867）生，江蘇武進人。字授經，又字綬經、授金，自署誦芬室主人。光緒十五年（1889）中進士。歷任法律館提調、刑部主事、大理院候補推丞。宣統三年（1911），赴日本留學，學習法律。民國後，歷任法律編修會副會長、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長、中央高等文官懲戒委員會委員長、全國選舉資格審查廳廳長、司法總長、財政總長等職。民國十一年（1922）八月辭職，赴歐美考察實業。十五年（1926）十二月，因政潮波及，避居日本。翌年五月回國後，任上海法科大學教授，同時兼任北京法科大學教授。民國二十一年（1932）起，歷任廣東高等法院院長、偽華北國民臨時政府議政委員會常務委員、汪偽國民政府政務委員會會員等職。抗戰勝利後，曾被國民政府通緝，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卒於北京，終年八十歲。董康喜歡詩詞，精通法律，家富藏書並兼治版本目錄之學。所著除《書舶庸譚》外，尚有《課花庵詞》《曲目韻編》《詞曲叢刊》《秋審制度》《中國法制史講演錄》《集成刑事證據法》《嘉業堂書目》（稿本）等，輯有《千秋絕艷圖》《誦芬室叢刊》等書，並曾與王國維、吳梅等校訂《曲海總目提要》。

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書舶庸譚》有四卷本和九卷本兩個繫統。九卷本是在四卷本的基礎上賡續而成。四卷本是董康民國十五年（1926）十二月至十六年（1927）五月避居日本時所記。民國二十二年（1933）十一月，董康應日本中國法制研究會之邀，赴日本講學，是行成日記三卷，即五至七卷。民國二十四年（1935）四月，日本東京湯島孔子聖堂落成，日本斯文會邀請董康參加落成典禮，董康復有日本之遊，又成日記一卷，即第八卷。民國二十五年（1936）八月，董康攜玉姬赴日本避暑，再續成日記一卷，即第九卷。四次東遊，共成日記九卷，此即我們今天所見之九卷本《書舶庸譚》了。

這九卷日記，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對此，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

首先，日記記載了董康在日本的訪書過程，記錄了董康在日本所見到的漢籍珍版圖書。董康是一位有名的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自幼耽心古籍，而日本之圖書寮、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等，又藏有大量漢籍珍版圖書。董康在日本期間，做了大量的訪求工作，而其訪書的重點有三：一是手抄本，特別是敦煌卷子、手寫本《文館詞林》等；舊槧；三是民間戲曲小說。每觀一書，董康則詳記版式，存其題識，蹤其淵源，使讀者在七阨之餘目睹異域所藏漢籍之概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董康對民間戲曲小說的訪求為功甚巨，故胡適稱之為“近十年來搜羅民間文學有功的人”（見四卷本胡序）。從日本訪書史的角度，我們可以這樣認識這九卷日記的價值：它是繼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之後的又一部巨著，並開啟孫楷第等專訪通俗小說之先河。

其次，日記中記載了董康在日本期間與日本名流的交往。日本自古就是我國的友好鄰邦，在日本，有許多熱心中國文化、精通中國文化的人。董康遊日期間，與他們過從甚密，或聚會宴飲，或過訪暢談，或切磋學問，或交流圖籍，所有這些，在日記中均有記錄。此為中日文化交流之又一佐證。

其三，日記中還保存了許多史料。有些史料為作者所親身經歷，可信度極高，亦可補史傳之闕。如卷一之記英、美、日三國用庚款建設文化事業之經過，記北京文化會委員名單之不合己意等。日記中還保存了許多日本史料。如狩谷掖齋之墓志銘、紫式部傳、空海傳、仲麿傳等。尤其是所記豐臣秀次傳及其切腹儀式，尤其詳細，為胡適所稱道（見四卷本胡序）。

前面我們說過，日記有四卷本和九卷本兩個繫統。而四卷本與九卷本之前四卷在時間上是完全一致的。那麼，兩者是否有差別呢？將兩者進行對讀，不難發現，九卷本之前四卷在文字上有了一些改動。其一，九卷本前四卷中刪除了四卷本中的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其二，增加了一些內容，如董康所作詩詞、敦煌寫本《神龍散頒刑部格》等；其三，部分文字上的略微改動。因而，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九卷本的前四卷就是四卷本原封的移入。

該書四卷本有戊辰年（1928）董氏自刻本和庚午年（1930）大東書局印本。九卷本則有己卯年（1939）季鼕董氏誦芬室重校定本。這個本子在庚辰年（1940）又重印過，重印時增加了傅增湘的一篇序文，並附了《課花庵詞》。本次整理，就是以己卯本為底本的。我們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加新式標點，將原書繁體字改為簡體字，必須使用繁體字的，則一仍其舊。個別異體字，也改為通行字。

二、校勘。如原文顯繫誤字，如“使遼”誤為“便遼”之類，則徑改而不出校；九卷本前四卷文字有誤者，則以四卷本校之，出校記；九卷本後五卷有誤而不能確定其誤者，則一仍其舊，僅出校以存疑。

三、編制索引。日記而無索引，其用僅及其半而已，為此，我們編制了人名索引和書名索引，以方便讀者使用。

本書所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有些材料又難以查對，加之整理者學識淺薄，故錯誤實屬難免。望海內方家，不吝賜教。

在整理過程中，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劉曉東先生多所指正，賜教良多，特表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