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故鄉及生活的真情書寫
劉緒纔
高雲峰的散文是以生活的原色為底色的創作，是典型的有時代痕跡的非虛構寫作。他的散文取材自己的故鄉及生活，圍繞著親情、鄉情以及豐富的社會記憶進行創作，主題集中，但題材又豐富多樣，多層面、多角度的展示了自己的生活觀察和生命體驗。
關於故鄉的寫作是很難在深度上出現大的突破的。但是，故鄉的獨異性和體驗的個人化特點又往往賦予這種題材的創作更多的意想不到的精彩。正是這個原因，魯迅筆下的紹興、瀋從文筆下的湘西、汪曾祺筆下的高郵、莫言筆下的高密東北鄉等都具備了審美意義上的文學經典性。在高雲峰的筆下，我們可以記住陝北榆林神木一個叫高念文的村鎮。這裡有大的陡坡，有走上半天纔能到達的集市，有野外的墳地，有窯洞，有在地上嘶叫的野麻雀，有黑豆秸，有大黑羊，有誘人的汽油味兒，更有身體佝僂的奶奶、為苦難而生的母親，當然還有一個不識愁滋味的少年，一個敏感但又自尊的孩童。就是以這個少年、這個兒童為中心，一個地域特征明顯的“故鄉”空間纔成為了其散文的重要敘事內容。相對於這種“故鄉”空間的建構，這個少年、這個兒童的行旅以及成長體驗成為了敘事的中心。這個空間內的故事、風物以及作者刻意遮掩的情感和有意袒露的情懷消除了這個陝北地域對於讀者的陌生化，高雲峰筆下“故鄉”的文學性逐漸顯現出來。
但是，上述這些關於故鄉的地方性知識的描寫僅僅是對地方物質的有意識的呈現，而在這些表現的後面，讀者應該讀出一個遠離故鄉的“我”的懷鄉情懷。作者采用這種典型的回溯式童年敘事視角，給讀者呈現了一個遠距離、有年代感但又不昏黃的“原鄉”想像。
不學頭陀法，前心安可忘。作者對“原鄉”的想像是立足於自己的童年切身體驗的，在他的記憶中，上個世紀60年代家鄉父老鄉親的群像：“晚春時節，天氣溫暖，天空湛藍，明晃晃的陽光下，人們一個個臉上熱氣騰騰，按季節本該換下棉衣了，可是很多人還是穿著棉襖，熱得不行，就敞開懷。更多的人，和我一樣穿夾襖，就是把棉襖裡的棉花挖掉了，衣服顏色是一色的黑。來來往往的人一個個精瘦精瘦，臉色黢黑，黑是集市的底色。”（《少年不識愁滋味》）關於親人，如奶奶，“在我的記憶裡，奶奶就是一個柱著拐杖，搖搖晃晃獨往獨來的小腳老婆婆。一個人站在鹼畔上，佝僂著身子，撐著棗樹枝做成的拐杖，望著村口，久久佇立，若寒風中的一顆苦杏樹，孤零零地枯瘦。”（《奶奶》）如母親，“母親一年四季除了下地干農活做飯洗鍋，手裡總有針線活，不是織毛襪就是納鞋底。鼕天的晚上，煤油燈下，一夜一夜地熬。積勞成疾，母親患上嚴重的支氣管炎，咳嗽一聲接著一聲，煤油燈下熬夜做鞋縫衣卻不能停息，常常是雞叫了，纔和衣而臥。睡夢中會被母親的咳嗽聲驚醒，睡過去，再醒來，母親還在邊咳邊做。有時，是一邊唏噓哭泣，一邊做針線活，先抬起衣袖擦眼淚，再把針扎進鞋底。她沒有停下來痛哭的時間，也沒有停下來生病的時間。”（《為苦難而生的母親》）通過這種切身的體驗敘事，作者再次回到了故鄉，真正激活了“故鄉”的文學性。
解剖其散文的敘事結構，可以發現，“故鄉”在他的筆下被悄然置換成了散文文本中存在的“原鄉”這一情感意像。“原鄉”相較之於“故鄉”是被剔除了異空間“僑寓”意識的一個概念，“故鄉”帶有較為豐富的異地性想像，而“原鄉”則是強調在地性和時代感，這個概念排斥虛擬和想像，體現了強烈的寫實味道。正是這種強烈的寫實性與自敘傳的創作，以原始的生存欲望為基礎，消彌了作者創作時的“望鄉”姿態，讓讀者真正融入了帶有年代感的故事氛圍中。
在高雲峰的散文中，對話性是一個重要的寫作特點。文學創作，尤其是散文，帶有極強的對話性。這種對話性在他的筆下有兩個層面的體現，一是與歷史中自然風物、故事及人物的對話，一是與自我的對話。這種潛意識中的對話意識給他的散文創作帶來了別樣的風景，既激活了歷史，完成了審視歷史的文本意義，強化了歷史感，又通過自我的對話及反省，深化了文章的意義空間，突出了散文的哲理性。
與歷史中自然風物、故事及人物的對話，延展並豐富了他的散文的文本厚度。高雲峰的散文，除了對故鄉的倚重，還善於篩選生活中的典型事件，通過生動的細節描寫，激活那些被皇天後土湮沒的小人物、煙火氣、流年的光影、掩映在土房子中的瑣碎的人情世故等，既喚醒了自己的記憶，又完成了與親人、鄉土風物、時代印記的對話。但是，他並不是簡單的將“故鄉”前置，而是在表現故鄉的文字中，將故鄉置於歷史、時代的氛圍中，將個人的觀察、體驗作為文本推進的內驅力。在他的筆下，少年時期有機會去趕集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一個春天，在我的腳力可以往返走四十裡山路的年齡，二哥領著我去公社所在地花石崖趕了次集”；他寫花石崖，“陝北的村鎮大多在山溝裡，花石崖更典型，四面是高高的黃土山，一條小河由北向南，東面的山起得稍緩一些，山窪上背北面南座落了一百多戶人家。西面的山起得急，在山根修了供銷社、糧站、郵電所等人民公社的機關”；他寫讓他銘記一生的攀爬死漢渠去偷黑豆的經歷，“我開始從渠底往坡頂爬。早晨的初陽照著凝霜的土地，四野寂靜無聲，頭頂有鳥兒啾啾叫著飛過。我的眼睛不敢向四周看，連走帶爬，氣喘吁吁直奔黑豆盤。按照奶奶的吩咐一抱取一小把，剛取了一小把，就聽見有人厲聲大喊。嚇得我扔掉黑豆秧就向坡底連跌帶跑奔了下去。”這樣的書寫細讀起來不就是一個個典型的趣味盎然的成長故事嗎？然而，在平緩的敘述背後，作者讓故鄉、讓親情蒙上了歷史的滄桑感，寫人物突出打上歷史印記的故事情節，寫故鄉時又較為輕松地跳出小我的記憶，讓時代出鏡。就這樣，作者建構了一個個體——時代互文的文本結構。
整體而言，他的散文具有一種與老友對話式的較強的對話特征。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在創作中格外重視與自我的對話。在西方，與自我的對話是產生哲學的基礎，而這種對話中的對談、停頓、詰問、否定乃至自我的戲謔等都構成了文學哲理表現的重要機制。在他的筆下，寫生命的體悟並不是簡單的自我對話，而是與時代、與社會的多頻互動。
在他的散文中運用多的是對談和自我的戲謔。對談對於他的散文而言，具體體現在行文的口吻和內在的敘事節奏把握上。在《有多少人與我一樣，命運與房子緊密相連》中，作者寫到了房子對於愛情、婚姻的重要性，“如果你不準備將來結婚，那麼你現在得有房子，這個邏輯很嚴密，無隙可乘。能不能和自己愛的人成一個家，得有一個房子，房子是家的前提，房子是安頓愛的地方，這沒錯。”在《奶奶》一文中，作者寫道“那個年代，生與死都是稀裡糊塗的。孩子生下來是命，夭折也是命。活下來的是運氣，走了的，也沒人準確地知道是什麼原因。對於逝者，媽媽記得，但也隻能把這份記得深深地埋在心裡。”一句話道出了那個時代作為母親的不易，這種體會的背後體現的則是作者對於生命的深刻體悟。至於自我的戲謔，作者在文章中曾經寫及小學過兒童節比賽百米跑的經歷，窮人家的孩子自尊、自強，但是赤腳跑完拿了名之後雙腳的疼痛卻給了作者一種深深的體悟，作者寫道：“雖然小組得了名，但不能參加第二次復賽，算棄權，無緣獎勵。我坐在小河邊灰溜溜地痛了好久，腳痛心也痛。”這種自我的戲謔並沒有帶給文章一絲輕松甚或幽默的色彩，而是將自己少時那種源於家境的窘迫感寫了出來，對一個情緒落寞的少年的描寫實在讓人難有輕松之感。
王安憶曾這樣這評家汪曾祺的散文敘事：“總是平凡的字眼，組成平凡的句子，說一件平凡的事情。輕輕松松帶了讀者走一條平坦順利簡直的道路，將人一徑引入，人們立定了纔發現：原來是這裡。”高雲峰的文字也通過類似於此的一種敘事，面對故鄉、故人，尤其是面對自己的內心，形成了有特色的個人敘述的模式。在他的平凡的敘事中，有心的讀者是能夠讀出一個人的舊時光和有故事的曾經的。而再細讀，讀者或許還能讀出一份面對過往的坦然與從容的心態。而這些的表達，纔是好的散文應該帶給讀者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