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一、丟失的蒙古刀

二、“階級鬥爭新動向”

三、決定命運的邂逅

四、準備上路 

五、告別北京 

第二章 走向陝北

一、從西安到銅川 

二、1969年2月7日 

三、進村

四、我們十二個 

五、安家 

第三章 開頭的日子 

一、惠家河和姜林溝 

二、劉大雄他們的新家 

三、自立鍋灶 

四、過年

五、打柴的波折 

第四章 “三關”難過

一、我們都是“壯勞力” 

二、應當由誰教育誰

三、接連不斷的風波 

四、“小報告”引起的風波 

五、分灶

第五章 瑣碎的生活

一、八個人四個灶 

二、春天來了

三、“呂頭” 

四、喂馬老漢 

五、黃帝陵 

第六章 麥收前後 

一、“大寶”殺人了 

二、收麥了！ 

三、“三自一包” 

四、分灶的餘波 

五、我與“自組灶” 

第七章 荒誕的旅程 

一、從黃陵到銅川 

二、有驚無險走西安

三、義馬示眾 

四、車過鄭州

五、偶遇盲流隊伍

六、“語錄癖” 

七、狼狽的收尾

第八章 我不屬於北京 

一、無所事事的遊蕩 

二、我已經不屬於北京 

三、秋收 

四、看玉米 

五、年底分紅

第九章 惠家河人事 

一、洞中“密友” 

二、村中人物 

三、鄉村婚俗 

四、“性啟蒙教育” 

五、漫長的鼕日 

第十章 饑餓歲月 

一、第二個春節 

二、春天的災難 

三、饑餓難熬 

四、關於饑餓的比較

五、柳溝的隱居者

第十一章 雜碎活兒

一、拉架子車 

二、趕頭口 

三、拾麥穗 

四、菜園瓜地倆老漢 

五、洛川賣瓜 

第十二章 挫折與命運 

一、走了的和走不得的 

二、大背景下的小命運 

三、喪事 

四、北京干部來了 

五、《意志鍛煉規則》 

第十三章 走出惠家河

一、貧下中農推薦

二、意外的轉折 

三、體檢 

四、關於我們的後話 

五、回首惠家河

四十八年前。

1969年7月21日，美國宇航員成功進行了人類的首次登月。

就在美國宇航員跨越浩瀚太空回歸地球的途中，我們也剛剛踏上返京的旅程。

那是一個難忘的夜晚。

我們六個人——六個北京知青，緊緊地擠在一個比太空艙還狹小的空間裡，可我們覺得周邊還是太空曠。我們希望有什麼奇跡能讓自己變得更小一些，好小到完全消失在黑暗裡。

盛夏時節，天氣悶熱，但我們在極度的恐懼中不由自主地打著寒戰。

我們蜷縮的地方，是西安火車站天橋下面那個燈光照不到的三角形區域。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還慶幸自己歪打誤撞地找到了一個理想的藏身之處，但很快就發現，這裡並不安全。在燈火通明的開闊站臺上，隻要一冒頭，便會輕易地被人發現。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進得來、出不去的陷阱。我們的束手就擒，應當是必然的事情。

惶恐之間，又有一列火車轟鳴著駛進車站，大喇叭再一次響起震耳欲聾的聲音：“指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下車旅客一律從出站口檢票出站！下車旅客一律從出站口檢票出站！……”

仍然是讓人心悸的雜亂腳步聲，尖利刺耳的呵斥怒罵聲，慌亂驚恐的哀叫和央求聲……

我們屏氣噤聲，甚至閉上了眼睛，隨時預備著在耳邊響起炸雷般的一聲大吼：“你們幾個！出來！”

那時的一分鐘，似乎比一個月還長，比一年還長。

奇怪的是，居然沒人發現我們。

也許是天橋下的這個死角太明顯，反倒被追捕者們忽視了。

漸漸的，各種嘈雜的聲音越來越少、越來越小了。站臺上復歸平靜。

我們好像是死過了一次又重新復活，小心翼翼地控制著呼吸，發現渾身的冷汗已經濕透了衣衫。

不料，遠處突然傳來一陣狂吼：“狗慫站住！不許跑！”接著是一群人在軌道間疾奔的聲音，石碴被許多隻腳踩得嘩嘩山響。

我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兒。

我在心裡安慰自己：沒有什麼可恐懼的，沒有什麼可害怕的，危險遲早會過去的；總有一天，我會帶著一種平和的心態回憶這一切的；總有一天，我會把這些遭遇作為故事寫下來的……

我竭力把這一切幻想成一場夢，一場隻要睜開眼睛醒來的時候自然就會結束的噩夢。

但是，我仍然很恐懼、很害怕，因為我知道這不是夢……

四十八年過去了，至今想來，我仍能真切地感受到當時那種絕望的心態。

那是我知青生涯中的一小段情節。

“知青”，是我們這一代許多人的特殊標簽；知青歲月，則是我們無法忘懷的人生經歷。如今，我終於有機會把它寫下來了。

不過，我所敘述的，隻是一些純屬個人性質的瑣碎記憶，既沒有驚悚恐怖的血腥場面，也沒有曲折委婉的愛情故事，更沒有驚天動地的英雄業績，甚至沒有什麼跌宕起伏的動人情節。我的知青歲月，淡薄得如同絮絮叨叨的流水賬，平庸而且乏味，不過是些小波折、小痛苦、小苦悶、小感觸，除了親歷者本人，隻怕難得有人會產生多大興趣。

但是，絕大多數知青一生中寶貴的年華，正是在這平庸乏味中艱難度過的。一代人的青春蹉跎，構成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組成部分。

然而，不僅時光的銷蝕讓記憶日顯模糊，更有人為的塗抹使往事恍惚迷離，以致真假莫辨，曲直難分。

因此，真實地記錄自己經歷過的那些事情，讓後人了解我們曾經身處的那個“史無前例”的時代，應是這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相對於規模宏大情態悲壯的所謂“知青運動”，任何個人遭遇都顯得極為渺小。更何況，“知青”隻是一個產生於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松散群體，“同樣的經歷，未必有同樣的感受和回憶”——這是我曾在一篇小說中寫過的話。

一個人的視野畢竟是狹窄的。我沒有能力、也不曾妄想總結和評價歷史。

我所能做到的，隻是力求真實地還原那些永存於記憶中的人生細節。

真實的細節，就是真實的歷史。我相信這句話。

在這本書的末尾，我還寫了這樣一些文字：

我和許多知青同伴一樣，在回憶插隊往事的時候，往往會不由自主地表現出一種自戀。我們過多地沉溺於反刍和感慨自己經歷過的苦難與艱辛，卻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那些曾經被我們鄙稱為“老帽兒”的鄉黨們，祖祖輩輩生活在那貧瘠的土地上，世世代代承受著比我們更為沉重的苦難和更為嚴酷的艱辛。命運對於他們，纔是真的不公平。

……想到那些在極度的饑餓貧窮中掙扎著勉強生存的鄉黨們，心中難免百味雜陳。他們的形像似乎並不美好，蓬頭垢面衣衫襤褸，自私狡獪愚昧猥瑣……然而，在這貌似丑陋的表像下面，卻是一些善良真誠寬容溫厚的心。是他們，不僅滿懷同情地容留並養育了我們，還讓我們的狂躁暴戾之氣得以收斂，使我們這一代人缺乏的東西——人性，得以逐漸復蘇。

不過，人性的歸來，需要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如何重新認識世界、如何重新認識自己，也需要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對我來說，插隊的經歷僅僅是一個開端。這個開端，是惠家河鄉黨們賜予我的寶貴的東西。

這些感觸，其實是我在寫作這部文稿的過程中逐漸領悟的。

所以，這本書如果能夠出版，首先應當獻給的，是惠家河，還有那裡的鄉黨們。

書中有幾個人物使用了化名，個別情節有所改動。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

                                                               陳光中

                                                     2017年11月於北京會城門

章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一、丟失的蒙古刀

1968年12月，我們——北京八十中高中六八屆四個班的學生——正在遠郊區懷柔的官地村勞動鍛煉。那是一個地處長城腳下的小村子，從10月18日開始，我們已經在這裡待了兩個來月了，除了修路平地，就是上山打柴。修路平地是幫助貧下中農進行基本建設，打柴則是為我們自己干的：一斤柴火能賣一分錢，軍宣隊和工宣隊要求我們把路費和生活費自己掙出來。

學校軍宣隊和工宣隊組織這次勞動的目的，是因為六六、六七兩屆學生的畢業安置尚未完成，為了穩定六八屆學生的情緒，纔把我們打發到這偏遠山區來的。天天干活累得要死，就沒時間想別的了。

對我們來說，經常在“想”的主要問題，就是畢業去向。實際上，這兩年來，六六、六七、六八屆學生的去向並沒有明顯的分界，六六屆似乎主要是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六七屆則大多去山西和內蒙古插隊；六八屆學生也有不少已經走了，像我們班的駱債清，已經去黑龍江近一年了。

多年以後，從高中六六屆到初中六八屆的這批學生，獲得了一個特殊的稱號——“老三屆”。

準確些說，“老三屆”所包括的一共是六屆中學畢業生。

11月下旬，我弟弟作為初中六七屆的畢業生將去山西插隊，我請假回北京送他。沒想到他的行期一再改變，我的事假也隻有一再延長。直到12月11日，他終於登車出發，我也匆匆返回官地村。

與我同樣超期返回的還有同班的朱建晨。一回村，我們就挨了軍宣隊指導員一頓狠狠的批評。僅批評還不夠，還要組織全班批判。

那年頭挨批判是常事，所以我的態度很好，“狠鬥私字一閃念”，深挖資產階級思想根源……本來不難過關的，但被朱建晨連累了。這家伙態度“不老實”，不但不認真檢討，還散布一些與政治時局和畢業分配有關的“小道消息”，所以對我倆的批判持續了很多日子。所謂批判，倒不是那種動手動腳“既觸及皮肉也觸及靈魂”的殘酷鬥爭。畢竟是人民內部矛盾，所以無非是白天勞動晚上開會，我倆檢討大家發言。漫漫鼕夜，在熱炕頭上坐著開會，倒也不算什麼苦差事。不過沒完沒了地總扮演挨批判的倒霉角色，得有比較厚的臉皮纔行。多年以後再見到朱建晨，他居然已經忘了這些事情，實在不應該。因為，我們的終解脫，是由於的“指示”。

那是12月21日，星期六，我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今天去背柴，刮著七級大風，路又十分險。我背了兩大捆，回來一稱，隻有一百一十一斤。

晚上剛脫衣躺下，就聽到收音機裡傳出了的指示。我們便馬上又爬了起來，開了一個慶祝會，又冒著刺骨的寒風把指示抄到黑板上。

主席的指示明確地為我們指出了方向，現在把這段指示抄在下面。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我的日記有誤筆，把“指示”末尾的句號寫成了驚嘆號——這倒流露出當時我自己的情緒。

幾天後的12月26日，是75歲壽辰。想到偉大領袖這般高齡還要管理國家大事和操心培養我們這些“革命接班人”的事情，很是讓人感動。我的日記裡記著：26日這天，舉行了慶祝壽辰的大會，各班都組織了演出節目，唯有我們班沒上臺。大概是由於我們這些“紀律渙散人員”的影響，連個節目也沒法組織了。

12月27日凌晨四時，我們全體離開官地村，步行四十裡路走到懷柔，乘火車返校。

我在當天的日記裡記了一件事情：

早晨出發時，走出了關口，我突然發現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一向放在旅行袋裡的蒙古刀不見了！我翻了半天，頭都急暈了，還是沒有！一定是落在官地了！要不就是被哪個心懷惡意的可恥小人偷去了！

那把蒙古短刀是1966年“大串聯”時結識的一位內蒙古朋友送的，我一直很小心地藏著；由於種種原因，它的丟失，對我來說的確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然而，我當時還沒有想到，它竟會直接影響我今後的命運。

1968年12月31日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1968年的後一天隻剩幾個小時了。

在這一年的後幾天裡，又發生兩件叫人興奮、叫人激動的事情：一個，是我國又一顆氫彈爆炸了；另一件，是南京長江大橋全部建成了；第三旦社論發表了的指示。迎接我們的，是20世紀60年代後一個年頭。新的一年裡，將會發生更多的事情。就我來說，明年的頭幾個月可能就要離開北京了。等待著我的是新的生活……

表面看去，我的情緒不僅很穩定，而且很振奮。既主動關心國家大事，還做好了“離開北京”的思想準備。但是，在這些充滿激情的辭藻下面所隱藏的，是極為忐忑不安的心態，以致把三件事情寫成了“兩件事情”。幾十年過去了，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焦慮的情狀。丟刀似乎是一個惡兆，我總感覺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

接下來1969年1月2日的日記，便真實地記錄了我在這種心態影響下許多很不正常的舉止：

按通知，應當是今天上課。但是一般都是三號纔上班。我雖然有些猶豫，但還是很早就到學校去了。今天又特別冷，凍得夠嗆。一到學校，果然一個人也沒有。到孟洪他們宿舍一問，原來又改為三日上課了。

接著，華振浩他們也陸續來了。

我們又到陳排長他們屋裡看了看，他們屋隻有陳排長和韓連長在喫飯。

我們連的這幾個工人、解放軍比較有意思：愛說話的兩個——張排長和李指導員，老愛在一起，幾乎形影不離。而不愛說話的兩個——陳排長和韓連長，又老愛在一起，比較接近。

由於心情煩亂旦期間放假和開學的日期都搞錯了，居然提前一天去了學校；接著又硬著頭皮去工宣隊和軍宣隊的宿舍——說是“看了看”，實際是想偷窺一下他們對我的態度和表情是否有什麼異常。當時學校不再有什麼年級和班級，一律改為部隊建制；工宣隊的工人是各排的排長，軍宣隊的解放軍擔任連長和指導員。張排長和李指導員都是一副階級鬥爭的面孔，平時就讓人怵，所以我沒敢去他們那裡；而不愛說話的陳排長和韓連長性情和藹，比較好接近。我“看”了半天也沒發現有什麼變化，心裡似乎踏實了一些。看來那柄刀已經莫名其妙地自己消失了，學校裡並沒有人知道。

二、“階級鬥爭新動向”

那一陣子流氓旦過後學校連續幾天舉行批判大會，批鬥了幾個小偷流氓，還有所謂的“壞分子”“漏網右派”，等等。前者是主要對像，後者隻是依例陪綁而已。批判歸批判，沒有什麼實際效果。

我們已經不太關心那些事情。因為，值得重視的，是畢業去向問題。

1969年1月6日，星期一，又有一大批人由學生變成了“知青”。我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

今天又有一批到山西去的，我們到火車站當標兵維持秩序。送行的大部分是家屬，少不了又哭哭啼啼。現在像我們這般年紀的大部分快走光了，一想到一兩個月後就該送我們了，總不免有些茫然。

上午開了征兵動員大會，然後是報名。我雖然也報了，但我想是當不上的。一方面眼睛不成，另一方面家裡又——不過不管當得上當不上，報名還是要報的，因為這表現了一個人的態度問題。

那天出發去山西的應當是六七屆的畢業生。關於畢業分配問題，各種小道消息已經流傳了一年有餘了。早就有人說，比較好的去向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發軍裝、有工資，但政治條件要求得很高；接下來就隻有插隊了，基本順序是內蒙古的牧區和農區、山西、陝西、甘肅、寧夏、雲南……也有消息說，六八屆的去向其實並未確定，很可能有留京的名額呢！這消息好得讓人有些不敢相信。

後來的事實證明，除了甘肅和寧夏沒有安排插隊，小道消息的內容基本還是可靠的。

好的出路是當兵，那是每個人都夢寐以求的，但名額極為有限且條件極為嚴格，因此能得到這份幸運的沒有幾個人——當然，有本事走後門的不在此列。實際上，我們班已經有個別軍隊干部子女悄悄消失了，他們有路子，別人除了羨慕忌妒恨，隻有眼巴巴地瞧著。

在這樣關鍵的時候，征兵工作居然先展開，顯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但是對我來說，不僅毫無意義，反倒造成極大的思想負擔。問題的根源，就在我吞吞吐吐的那一句：“另一方面家裡又——”

那個破折號後面，隱藏了許多東西。

實際上，所謂“家裡”指的是我父親。他在兩年前被作為“走資派”打倒後，一直在被批判；前不久又被原工作單位的造反派揪到遼寧大連批鬥，音信全無。

回想從前，我曾為自己的“革干”出身而不可一世趾高氣揚，如今卻成了“走資派子女”，突然從天上掉到地下，那滋味是很不好受的。幸運的是，學校離我父親的單位很遠，似乎沒有人聽到消息。我每天小心翼翼，生怕走漏風聲。所以，那段時間我怕的就是什麼報名填表之類的事情，因為如此一來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出身”問題，我隻能硬著頭皮繼續寫“革干”——這兩個字實在是重如千斤呢！

我擔心的不是報不上名，而是怕“幸運中選”。萬一報上名，一政審必然馬上露餡，休說當兵萬無可能，我就連去兵團也不夠條件，插隊似乎是必然的命運。形勢逼迫我必須考慮自己的去向——我們好歹還有一點點“權利”，可以選擇具體去哪兒插隊。山西陝西，還是甘肅寧夏？我一時沒了主意。

不過，我還抱有一絲幻想，以為至少還有“一兩個月”的緩衝時間。馬上就要過春節了，總不至於連春節都不讓我們在家裡過吧？

事實證明，我是在盲目樂觀。

1月9日和10日，我們高一年級全體學生連續兩天開會，動員上山下鄉。具體地點是山西吉縣，名額200人，1月20日就出發。

我猶豫了，沒有報名。

我在日記中寫道：

分配來之迅速實在叫人措手不及，隻有10天的準備時間。

我準備到弟弟那裡去。既然同是去山西，何必分在兩個地方。當然，批準不批準是上頭的事了。

下午接到了仲存的來信，東西找到了。他讓我去取，我哪裡還有時間？明天給他回個信，還是寄來算了。

仲存全名叫毛仲存，是我們在官地村勞動時的房東。所謂的“東西”，自然是那柄蒙古短刀。從官地村返校後，我曾冒險給他去信，吞吞吐吐地問他是否看到有我們遺下的東西。這些天亂七八糟的事情太多，我居然把這件事忘了。

後來我曾不止一次想過，接到仲存的信後，我應當充分重視這事，趕緊去官地親自取回東西。官地村的確很遠，但總比我後來去的地方要近10倍、20倍。如果當時我去了官地，也許會遭遇另一種命運。

但是，命運就是命運。我沒有去官地。這一步，決定了我後來的人生。

1月11日，星期六，上午報名去吉縣，我們班隻有三個人報了名。據說，這200人是填充六六、六七屆空額的。兩天後，情況又變了，改成到陝西黃陵去，走的日期是21日。

我沒報名。我仍然打算到弟弟那裡去。

1月15日，去陝西插隊的正式名單公布了：

今天到學校，去陝西沒有我。

我們班共批了五名：宋仕猛、王德祿、包薇、王慕茜、張恩平。另外還有王德祿的弟弟和王慕茜的妹妹。這樣看來，走的日期就可以拖延幾天了。但也拖延不了幾天的，據說第二批幾天後就走……弟弟今天該收到我的去信了，不知他那兒聯繫得怎樣了？

可以想見，我在日記本上寫下“到陝西沒有我”這幾個字的時候，那種如釋重負的心態。但我很明白，“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的確是“拖延不了幾天的”，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弟弟身上。

不料，事態突變。

1969年1月17日應當是星期五，由於寫日記的時候心情緊張，我錯寫成了星期四：

早上一進教室，幾個人就指著我說：“這不，來了……”

我還在莫名其妙，連長上來對我說：“你是在官地丟了幾樣東西嗎？仲山、仲力昨天來了，說仲存今天來，讓你到北京站去接。東西取來後，請你交到排長那裡。”原來如此。

也許他們又想借此機會整我一整了吧？

中午到火車站，仲存果然來了，東西也帶來了。下午我帶到學校，交給了排長。

我覺得那件東西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我也沒什麼錯誤。

要說危險，菜刀家家都有，可也沒聽說有人禁止使用菜刀。菜刀要比它好用多了。

這篇日記裡所包含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在車站與仲存見面，場面有些尷尬。那柄蒙古短刀，問題出在他的大弟身上。那孩子是個弱智，干不了活，整天待在家裡，有時候會好奇地溜到我們屋裡亂翻。我們走後仲存纔發現情況。

由於我懶惰，沒有親自回村去取，而仲存是個老實人，那樣一件“家伙”留在手裡，很是惶恐。正巧村裡革委會的干部毛仲山、毛仲力要來我們學校聯繫事情，仲存便托他們把東西給我帶來。干部的政治覺悟就是高，在他們眼裡，那把“匕首”也許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因此，他們不僅沒有答應替仲存帶東西，還立刻向我們連裡報告了。

我應當感到慶幸的是，對階級鬥爭具有高度熱忱的軍宣隊李指導員回部隊彙報工作，剛好不在學校。如果他在，隻怕我熬不過這一關。

處理這件事情的是軍宣隊的韓連長，他一向性情溫和，即使遇到這種蹊蹺事情，也沒有聲色俱厲地盤問什麼。他處理問題的方式也很有意思：要仲存自己送來，讓我親自去取、再上交工宣隊；如此繁復的手續，不知是好心給我一個“坦白從寬”的機會，還是怕招惹是非而避免接觸實物。

盡管我做賊心虛地在日記裡論證了一番菜刀與匕首的本質差別之類，似乎很有些“為人沒做虧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門”的大無畏氣概，但心裡已經恐懼到了極點。

因為韓連長告訴我，仲存家那傻孩子偷拿的東西，除了“匕首”，還有一個軍用指南針。

那指南針本是屬於華振浩的物品，與我的蒙古刀毫無關繫，但想讓連長相信卻並不容易。

韓連長在言語間還欲言又止地突然說了一句：“聽說你父親……”

我沒有回答，因為我的腦袋一下子懵了。

幾個月前，我就發現有人偷看過我的日記；不久前，還發現有人拆過我的信件；此外，還聽說有人調查過我家裡的情況。我曾自己騙自己，那些都是相互並無關聯的偶然事件，是無恥小人的無聊之舉。但事實顯然比我所想的要嚴重得多。

現在有這“匕首”和指南針湊熱鬧，已經形成了一個近乎完整的“證據鏈”。

從階級鬥爭的角度看，人們難免會產生這樣的想法：一個對現實似乎存有不滿情緒的走資派子弟，要匕首干什麼？要指南針干什麼？！是不是在反動本性的支配下，準備暗殺造反派或工農兵，然後越境出逃？！

如今的人們也許會以為如此奇特的聯想比天方夜譚還要荒誕，可它確實就是當時人們的思維方式。假設我是一個旁觀者，大概也會如此看問題的。

幸虧韓連長沒有那麼豐富的政治想像力。他是個典型的職業軍人，主要負責正在進行的征兵任務，這類比較復雜的事情應當屬於指導員的工作內容。所以，當我從車站把刀取回來上交的時候，他隻讓管我們的工宣隊陳排長把東西收下，沒有再追問我什麼。

我並沒有因此而感到輕松，因為，這樣重大的事情，韓連長是不敢瞞著指導員的。指導員遲早總會回來，在他那樣一個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比其他人都緊、善於上綱上線把簡單問題復雜化的人面前，隻怕我渾身上下都是嘴，也說不清楚這件事。

正如老話所說：“福無雙降，禍不單行。”一天後， 1月18日，弟弟突然從山西回來了。他告訴我一個不折不扣的壞消息：他們那裡不要人。也就是說，我想去他那裡插隊的打算徹底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