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初期士人的文化認同及其文學觀念

節  士人地位的提升與努力

第二節  理學北傳與士人的道德踐履

一、趙復與理學的北傳

二、郝經之學與其道德踐履

三、許衡的天命觀及其實踐

第三節  自得而有用的文學觀念

 一、文學實用功能的突出

 二、文學創作中的自得

第二章 大德間的詩文思想

節  士人的參政熱情與士風問題

一、士人積極的參政熱情

二、吏弊問題與士人心態

三、士人振作士氣的幾種方式

第二節  實學與文學思想

一、“自得有用”的文章觀

二、“文以載道”說的復興

三、文章創作的氣骨

第三節  文學復古與南方觀念

一、“宗唐得古”說

二、性情詩學的回歸

第四節  方回的詩學思想

 一、“格高論”與“一祖三宗”說

二、“風韻”之美與晚年趣味

第三章  延祐以後詩文思想的演變

節  世運遷轉與士人心態的變化

一、延祐前後的盛世印像

二、士人的社會擔當

三、世運之變與士人的淡泊

第二節  理學與文學思想

一、雅正與中和正大之音

二、“性情之正”與“情性之真”

三、文道浸潤的浙東文章

第三節  隱逸與文學思想的演變

一、隱逸之趣與文人高致

二、“境趣”與“人心之詩”

三、“情性”說與“鐵崖體”

第四節&nbs末詩學的風雅正變

一、風雅詩集的編纂與言志說

二、戴良的心態與創作傾向

第四章  代書畫觀念的形成

節  重視心法自得的北方書學觀

一、書法即心法與由技入道

二、自得之妙與對顏真卿書法的宗尚

第二節  趙孟頫與書畫藝術的復古主張

一、北上大都與對書畫創作的反思

二、“作畫貴有古意”的提出及其意義

三、書法復古與“用筆千古不易”

第五章  詩書畫交融的文藝思想形態

節  逸氣與詩書畫的融貫

一、文人的雅逸生活與閑散自娛

二、“逸氣”呈現與文人墨戲

第二節  詩書畫合一與同題集詠的生命寄托

一、“三絕”藝術的創作與收藏

二、同題末性情自適的緬懷

三、明初文人的身心安頓與生命空間

第二大德間的詩文思想

節士人的參政熱情與士風問題 

北方士人在金蒙之際表現出積極的參政熱情，這與蒙古貴族對治道之士的器重是有很大關繫的。然而初期取締科舉考試的情況下，執政者對朝廷如何選撥有用之纔，並沒有一定的評價標準，往往是“吏道雜而多端”。仕途的泛濫之弊對有識之士的出處心態影響深遠。無論北方，還是初士風均呈現出頹弊之勢，而如何振作士氣，改變士風，成為士人面臨的重要社會問題。

一、士人積極的參政熱情 

忽必烈接納漢族士人、以漢法治理漢地的策略早在潛邸時期就已經非常明顯了。之後，屢有大臣上書建言按照中原王朝的傳統設置國家機構以實現政權的穩定統治，這無疑印證了耶律楚材“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的主張。

潛邸時期的劉秉忠是與耶律楚材有著同等謀略的士人，在遭際忽必烈以後，他上書數萬言，以陳說治國之策，其基本思想是恢復歷代以來所喪失的典章、禮樂、法度、以及三綱五常之教的儒家治國之道。與耶律楚材一樣，他提出了“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的主張，尤為重視人纔的培養。他認為：“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產業者，會前聖旨種養應輸差稅，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纔勵人之大也。”而學校的修建、禮樂的恢復以及科舉的設置則成為實現國家修養生息、長治久安的必要手初，劉秉忠在忽必烈的指示下建設中都，並奏請以中都為大都，建立國號曰&ldqu”，史稱“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多桑在其《蒙古史》中說：“忽必烈在位以前，諸司草創，設官甚簡，重權皆在武臣名達魯花赤者之手。此輩執印治事，其權重於相臣。至是忽必烈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於是置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等官。設司天臺一所，定軍將宮臣之官制。&rdq初的這種建制一方面壓制了正在增長的蒙古貴族的特權；另一方面也使一個善於征戰的遊牧民族改變了固有的種族特征，開始認同中原人的生活方式。其有利的一面在於能夠穩定眾多漢地士人的亡國情緒，並激發他們的參政熱情。其不足則是漢化的蒙古貴族在享受定居生活的舒適與奢侈的同時，喪失的是草原民族那種為生存而抗爭的凝聚力與強大活力，這也是窩闊臺家族屢屢挑戰忽必烈汗位的一個重要借口。無論如何，蒙古人的此種漢化傾向確實得到了大多數士人的支持，他們的建言上書無不代表著那個時期士人積極的參政熱情。

二、吏弊問題與士人心態 

易代之際的士人大多都會反復思量出處進退的問題，或忠於前朝而殺身成仁，或不仕新朝而高尚其事，或念於生計而奔赴仕途，有學者將此三類士人群體歸納為：忠義、遺民與貳臣。實際上，在現實面前，除去殉國者不算，遺民群體對於新朝的認識也會隨著時間與觀念的變化，而逐漸淡化對新政權的消極態度。蕭啟慶指之際的“遺民”與“貳臣”原屬於兩個不同的政治類型，但不久之後“遺民”型的人物即多轉變為“貳臣”初仕進群體的增大是有刺激作用的。隨著大批士人的廷在取消科舉的情況下，必然要對如何選撥人纔斟酌一番，但在建制沒有完善之前，選撥人纔不無泛濫之弊。

吏弊的現實給士人的出處心態帶來很大的影響，一些有志之士寧可保持自身道德的完善與自適自娛的心態，也不願意躋身濁世，誘於功名。代的散曲中經常會看到嘆世、自娛與歸隱的主題，例如無名氏之作：

《嘆世》：“一帶山如翠，牢把柴門閉。危來催，危來催，不戀榮華貴。不如飲金杯，飲金杯，一世兒清閑落得。”

《幽居》：“願學陶淵明，卸印歸三徑。不爭名，不爭名，曾共高人論。且妝惛，且妝惛，識破南柯夢境。”

《玩世》：“弗使心饕餮，隻要身常潔。且妝獃，且妝獃，靜把柴門閨。晉朝耶，魏朝耶，指落花無言自說。”

《村居》：“農家畏日炎天，避暑在黃蘆堰。林泉，邊，跣足而眠。有忘憂白鷺紅鴛，堪憐。鬥舉香醪，齊歌采蓮。悲意忘形，樂矣欣然。瓦缶斟，磁甌裡勸，鄰叟相傳。”四個題目的擬定呈現出曲作者對世事的一種基本態度，在這裡，一切功名富貴都被淡化，潔身自好、濯足林泉的形像被高高樹立起來。邊緣士人的這種心理狀態體現了底層文人的精神訴求，但又無不流露著鮮明的政治立場。在失去進身之階的時代中，他們往往通過補吏，或出任教官以步入仕途。對於文人來說，獲得入仕的機會以實現學有所用的理想是不難的，難的地方在於代的官員選撥與晉升程式雖承前代而來，但稍有區別。傳統的方式一般是在取人方面多設門檻，通過層層考試纔能獲得授官的機會，一旦得官即能平步朝不同，它的授官方式很簡單，選即官之，難的地方在於達宦。姚燧說：“勝國因之而小變焉：選即官之，惟不使得為令，必制置、提刑、轉運諸司五人舉，始用為令。令而上，郡牧、侍從、五府之官，無不能至者。則自貢而選而舉，千百人不一得焉，亦磽乎其艱哉！”方回在《送仇仁近溧陽州教代教官的升遷問題做了很好的表述，他說：“何謂易於仕而難於達？學校之士，自縣教諭為山長學正，一任即可入路府州教授以入流，路府州縣諸司存吏，以年勞為吏都目提控，考滿則外省咨內省以入選，軍功隨軍，此不必論，似乎入仕之甚易。但自縣尹而上，以至總管，則極不易得。內之六部集賢翰林紫樞黃閣，未有敢垂涎之者。吾友山村居士仇君遠仁近，受溧陽州教，年五十八矣，歸附垂闕三十年始得一州教，則有其難於仕也。”明初劉基將“教官”視為仕途中的“冷官”，以其品秩低，職權小，難以顯達為主要特征，他說：“今之由學校掌出內，為儒官，循次待用，至得官教授，亦難矣。教授名九品職而不得與民事，故謂之冷官。由是以達於縣府，然後得行其所志，壯日去而老及之矣，如之何其不皇皇也！”“冷官”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士人出處的恬淡心態。顧嗣立曾如初詩人袁易的形像，他說：“易字通甫，平江長洲人。豐姿秀朗，不求仕進。部使者將薦之於朝，謝不可。行中書省署徽州路石洞書院山長，罷歸。所居吳淞具區之間，築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手自校定。堂之外，蒲、荷、松、菊、梅、竹之屬，繚繞其間。左江右湖，禽魚翔泳。或風止雨收，挾小舟以筆床、茶灶，古玩器自隨，扣舷高歌，望而知為世外人也。”文人對於生活方式的選擇本無可厚非，然而他們淵博的學識與遠大的抱負，並非從一開始就認同了淡泊名利的田園生活，也隻有在難行其“道”的境遇下，“守道”纔成為無可奈何的選之際的文人對“道”的守護在兩個方面達到了心理上的平衡，一是對氣節操守的堅持，一是對高雅生活的追求。這兩種趣代文藝創作的一個重要內在因素。黃溍曾回憶說：方鳳、吳思齊、謝翱“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為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慨慷激烈，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