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讀物正處在一個讓人歡喜又讓人憂的時代。一方面，互聯網時代和文，讓讀者置身於琳瑯滿目、應有盡有的文化大超市中；另一方面，當代社會生存壓力日漸加大，生活節奏日益加快，八小時之外的有限時間，讀者面臨閱讀選擇的困難。如何在浩如煙海的網絡信息和汗牛充棟的紙質圖書中尋找到有價值的讀物，以為數不多的業餘時間，已成為讀者面臨的共同課題。創刊於1950 年的《北京文學》，迄今已走過了一個多甲子的光輝歷程。50 年代，《北京文學》因發表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引發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文革”之後，《北京文學》佳作迭出：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紀事》，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和《從森林來的孩子》、鄧友梅的《那五》、陳建功的《丹鳳眼》和《飄逝的花頭巾》、餘華的《現實一種》、劉震雲的《單位》、劉恆的《伏羲伏羲》和《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等，均成為廣受傳播的文學名篇。新世紀以來，《北京文學》銳意改革，本著刊物為讀者辦、編輯為讀者著想的宗旨，貼近生活，關注時代，直面現實，體味人生，不斷推出文學的精品力作，作品被轉載率和被關注度一直在全國文學期刊中名列前茅，受到了社會各界尤其是廣大讀者的廣泛歡迎。為了讓廣大讀者在有限的時間裡閱讀到《北京文學》每年發表的精品力作，領略《北京文學》的神韻與作品精華，我們決定編輯出版《北京文學》年度作品精選繫列圖書。這套年度作品精選共四冊，荟萃了2016 年度《北京文學》發表的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和散文隨筆精品。作者陣容強大，既有名聲顯赫的眾多著名作家，也有一批銳氣逼人的文學新秀；作品風格各異，題材多樣，內容精彩紛呈，一定程度反映了《北京文學》“中國文學的精品陣地，社會焦點的文學視窗”的刊物特征，相信是廣大讀者值得一讀的年度優秀文學選本。以後，我們每年都將編輯出版類似的優秀作品年選。期待廣大讀者的關注、閱讀，同時也期待廣大讀者的建設性批評與建議。北京文學月刊社2017 年4 月

陳啟文

一

北城，府學胡同63 號，聽起來有某種陰森的神秘感，像一座深藏著無數秘密的王府。當我問路時，哪怕是老北京，一下也反應不過來。一個坐在小板凳上的北京大爺朝我翻了翻眼皮，以一種近乎警惕的神情問，您說的那是啥地兒？但順天府學很多人都知道，不知道府學的也知道孔廟。去那兒，先要穿過一條蒼老而瘦小的胡同，這條胡同隻因有一座順天府學而得名。歲月中有太多的陰差陽錯，而偶然又往往變成必然。順天府學的前身末的一座報恩寺，寺廟剛剛蓋好，連佛像還來不及安放，明軍便一大都。報恩寺僧人在兵荒馬亂中生恐寺院被明軍強占。而和尚出璋對佛廟之類滿不在乎，卻特別在乎孔孟等聖賢的廟堂，嚴令明軍不得擅自闖入。眾僧在惶急之中便將一尊孔子像置於廟堂，一座佛廟由此而變成了孔廟，再也改不回來了年，在燕王朱棣以其“聖武神功”奪得天下後，升北平為順天府，孔廟又成為順天府學，而一條府學胡同，穿越600 年歲月，從明朝一直貫穿至今。我來這裡，不是來拜謁一座孔廟或府學，而是來拜謁一座比府學還早一百多年的前身，一座幾乎處於遺忘狀態的土牢。在宮殿、王府和大夫第此起彼伏的老北京，眼前出現的是一座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建築，一座寂靜的門樓連接著一座坐北朝南的老宅院，土灰色的牆，土灰色的瓦，連北京深秋的陽光看上去也是土灰色的，愣愣地照著這土灰色的一切。它的表情是安詳的、自在的，仿佛天生就是這個樣子。我瞅了瞅那個門牌號碼，如同歷史的指證，就是這裡了。沒有絲毫震驚，也沒必要仰望。走進大門，一目了然，遠沒有我想像的那樣陰森神秘、深邃復雜，在一棵棗樹向南傾斜的稀稀疏疏的樹影下，大門、前殿、後殿，以安穩的節奏不緊不慢地展開。穿過一道狹長的過廳，如同穿過一個人的一生一世。這是一種設計，人類真是充滿了智慧，他們可能連想也沒想就這樣決定了，用這樣一道過廳來展示一個人的平生，這讓一個人和一段歷史有了一條不再拐彎抹角的捷徑，也讓一個人走進歷史的途徑變得直接而簡單。然而，走過這段歷史的過程還是比我預料的要漫長得多。除了我，這院子裡幾乎沒有別的人。這其實很適合一個歷史旁觀者在這裡旁若無人地遊走與遐思。回憶中的歲月如同倒流，與其說是回憶又不如說是想像。但無論如何想，還是難以想像，這裡曾經是一座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土牢，這土牢朝兵馬司，又稱兵馬司土牢。一個王朝的開國皇帝，就是用這樣一座土牢來囚禁另一個王朝的末代丞相，這讓一座土牢成為時空中的一個坐標，既是歷史的開端，也是歷史的結局。但要找到那座兵馬司土牢已經不可能了，連一座大都如今也剩殘餘的土城遺址代建築，哪怕要尋找一座能完整地保存下來的明代古建築也是一件奢侈的事。但我還是情願相信，一個王朝後的守望者，他生命的後歲月，就是在這裡度過的。二文天祥被大都的確鑿時十六年（1279 年）十月。當他從廣州上路時還是春夏之交，抵達大都時已是深秋，秋風拂過枯敗的黃葉，連同那薄如葉片的時光，從一個俘虜身上紛紛掠過，猶在我走過來的這條胡同裡無聲地飄飛。一個王朝滅亡了，這個秋天多麼寂靜，但還有一些前塵往事並未塵埃落定。接下來的歷史，來進行。這樣意味著，又一個由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已被中華民族奉為了一個正統的王朝。對文天祥而言，這無疑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而他接下來的存在，事實上已是時空中的一個悖論。從勝利者來看，在征服了一個王朝之後，接下來要征服的是人心，而要征服南人之心，好的方式就是從一個人心所向、眾望所歸的代表性人物開始。這其實就是文天祥後剩下的利用價值，而眼下，他們俘虜的還隻是文天祥的軀體，若要利用這個俘虜，還必須俘獲他的心靈。換一種視角，從文天祥來看，一個王朝已經滅亡，一個忠貞不渝的忠臣事實上已喪失了忠誠的對像。這樣一個事實，在文天祥被押到廣州時，那位俘將張弘範就及時點醒過他：“南宋滅亡，忠孝之事已盡，即使殺身成仁，又有誰把這事寫進國史？文丞相如願轉而，一定會受到重用。”但文天祥卻執迷不悟：“國亡不能救，作為臣子，死有餘罪，怎能再懷二心？”張弘範微微一笑，不復再言。按張弘範的想法，他是不想帶著這樣一個累贅上路的，從他與文天祥打交道的過程中，他也知道這個人的愚忠已到了無可救藥的程度。既然留著這沒用的東西，那就不如干脆殺掉，興許還能讓南宋那些依然心存幻想的人們，在絕望中死心塌地帝國。但張弘範還沒有權力擅自殺掉一個亡國的丞相，決定文天祥生世祖忽必烈。忽必烈在滅宋之後突然變得仁慈了，慨然道：“誰家無忠臣？”他命張弘範對文天祥以禮相待——這實際上又反映了統治者的另一種心機，善待另一個王朝的忠臣，說穿了也是對本王朝忠臣的一種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