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大地成為大地 

               ——讀長篇小說《煙火人間》

                             高海濤（文化學者、作家、翻譯家，第八、九屆茅盾文學獎評委）

                               1.

      托爾斯泰曾擔心，如果萬一耶穌到了俄羅斯鄉村，那該如何是好呢？我們中國作家中，可能鮮有如此深沉偉大之宗教情懷者，但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虔誠的基督信徒們——大批來自英美的西方傳教士，確曾以耶穌之名到過中國鄉村。那是清朝末年，一個西風東漸、春寒料峭的傍晚，年輕美麗、信仰堅定的英國女子阿曼達攜著幼小的妹妹安琪拉，在中國女信徒羅子漫的陪伴下，忍受著饑寒和勞累，走在荒涼寂寞的遼西鄉野上，正為尋找安身之所而憂心忡忡。叢培申這部洋洋六十萬言的小說，就這樣開始了講述。

    《煙火人間》無疑是奇特的作品，它不是通常意義的歷史小說，但卻在民間的立場上，展示了一段特殊歷史記憶中的家國之思和家國之痛。小說的時間跨度很短，然而小說的敘述卻是驚心動魄、曲折跌宕的，一如綿延起伏的遼西丘陵。這是中國歷史上“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瞬間，這個轉型瞬間的綿延和展開，構成了近代史的序幕和全部戲劇性的預演。其場景之多變，高潮之迭起，人物和事件之紛纭，就像昆德拉談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所說，充滿了“生活中驟然升起的密度之美”。

     但生活中不僅會升起密度之美，也會升起密度之惡。這大概是中華民族難忘懷的一段痛史，國勢傾頹，外侮日強，鴉片戰爭之敗北在前，八國聯軍之燒掠在後，當此時日，即使在相對偏遠的遼西邊地，也同樣存在著多種勢力的生死博弈與較量。這裡有統治階層中不識大勢的因循弄權者、腐敗者及後的被犧牲者，也有生於末世運偏消的官場投機者和新生代官僚；有身為公車遺老卻又隻能為先聖之道慷慨悲歌的邊城碩儒，也有被不斷被寄予厚望又不斷被侮辱、被損害的讀書種子；有風韻尚存、堅韌不撥、無怨無悔地支撐著一個破落世家的衛道者和母親，也有出身或高貴或低賤，或因懦弱而遭辱，或因抗爭而淪落的年輕女性；有成分復雜、行事詭秘、如俠客也似幫會的革命黨；也有持刀奮起、懵懂渾然、被裹挾在義和團風潮中前僕後繼的血性農民；有來自東鄰北邦，或陰毒如鬼魅、或殘暴如虎狼的日俄潛伏者和掠奪者，也有遠涉重洋，篤信耶穌，以傳播福音為己任的英國傳教士及其沉迷於華土文化、沉淪於異鄉戀情、在基督教義和儒學經典之間徘徊迷惘的女兒。

    叢培申是出手不凡的年輕實力派作家，關於《煙火人間》，他說自己的寫作初衷，就是要通過揭示那段特殊的歷史，寫出“一個民族的死亡與再生”。縱觀全書，我覺得這並不是過高的期許。作者以的真誠，通過以寫實貫通意像與思辨的個性化敘事，傳達了這樣一種信念，那就是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價值不僅根深葉茂，而且淵深流靜，她可以包容和吸納，但其精神的原點、靈魂的本色是不可改變的，任何統攝、消融、殖民、滲透、異化這種文化傳統的企圖，都是徒勞的，因為哪怕是底層、卑微的“老中國的兒女們”（魯迅語），骨子裡都充滿著她的血脈和力量。

                           2.

   作者的敘述是令人震驚和震撼的。東北文學的特點之一是場面化，這種空間與氛圍的流動感，我們在蕭紅的《生死場》和蕭軍的《八月的鄉村》等作品中不難發現，但《煙火人間》的場面化敘事，不僅有事件的發生和發展，更有鮮明的精神質感和像征意味。如小說中榮念萁的被“賣於市”和弓然明被判凌遲的場面，戲劇性集中而聚光鮮明，兩個弱女子的“罪與罰”，照出了一個沒落王朝及其政權的本質，而這兩個出身貴賤截然不同的女性，面對巨大的羞辱與痛苦，卻表現得那樣沉靜、淡然、無畏，在國難當頭、大廈將傾的時刻，這種精神的定力，確如魯迅先生所說，足可視為中國女子之承當精神，雖壓抑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

    總之，這裡有共赴國難的快意恩仇，有人逢亂世的愛恨情仇，也有文化踫撞的書劍恩仇。而綜觀全書，不同文化踫撞交流的主題相對更具有思想的貫穿性。從秀塔書院到紅山教會，主要人物來來往往，形成了儒學精神與基督信仰，中國經驗與西方價值多層面復調對話的格局。

    哲學家海德格爾在談到古希臘作品時說，它們的真正魅力，就是“讓大地成為大地”。那麼怎樣纔能讓大地成為大地呢？海德格爾認為，大地本身並不能成為大地，還需要有“天地人神四重奏”的交響。特別在天地無光的黑暗歲月，正如《煙火人間》所表現的，人與神的關繫就成了更重要的主題。

     從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層面上，穿越歷史風雲，走進世道人心，這確實是並不輕松的選擇。現代以來，中國作家的文學書寫與基督教之間一直存在著復雜的關聯，或題材結構，或母題顯現，或精神形像，或話語方式，或情感隱喻，都可以找到某種創造性吸收或轉化的痕跡，但像《煙火人間》這樣，不僅正面剖析基督教精神與中國文化語境的衝突及融彙的可能性，而且把西方傳教士的心路歷程和一個東方民族面臨危難的心靈秘史貫穿起來敘述，戲劇性的密度和思想性的密度相得益彰，還是十分少見的嘗試。

    陳寅恪曾為王國維之死寫下這樣的話——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在這裡，民族劫難與文化苦痛，構成了全書的思想脈絡和敘事基調。尤其文化苦痛的表現是普泛的、強勁的、痛徹骨髓的，與其說它屬於士人或特定階層，毋寧說它屬於每一個中國人。所以我們看到，當義和團“拳匪暴民”與羅子沫一起被打入死牢的時候，這些本來沒有文化的普通農民發自內心的覺得這個讀書人不該和自己一樣，他不該死，因為他是一個讀書人，他們甚至用全體招供來換取羅子沫的性命。直到被處決之前，他們還想後聽一聽這讀書人的聲音。在他們心中，儒家的求仁得道之思是某種寄托，但更是一個民族的英雄主義幻像。這就是讀書種子的意義，連榮格在自己也即將淪為罪臣之際都醒悟到了，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在有意無意地保護這個讀書人，就因為他們的內心都有一條不忍斷絕的根脈。

                             3.

    《煙火人間》是一部心史之作。小說的敘述主線是義和團運動在遼西邊地的興起與失敗，而與此相關的則是基督教“西風東漸”的歷程。實際上，關於義和團的爭議是始終存在的。“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長歌歇”，一個多世紀過去了，那段特殊歷史中人與宗教的關繫，似乎仍是恩仇未了，是非難辨。這裡有客觀的史實求證和文化辨析，也有“污名化”的所謂評判。其實無論中國還是西方，宗教就其本源來說，首先就是對人間苦難的關懷與揭示。正是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說過：“宗教評判是一切評判的基礎。”關於義和團也是這樣，不說摧殘民氣，會釀成怎樣的世界，至少既然是評判，就不該忘記評判的本源和基礎，那就是一個民族所經歷的苦難。

     由此觀之，《煙火人間》對文化奴性的輕蔑，對文化自信的詮解，對民族苦難記憶的發掘與思考，是尤其值得肯定和贊佩的。小說以正史之思，心史之韻，構成了精神底色。普通民眾在苦難中的歌哭吶喊、民族生存的渴望、文化信念的堅守、社會變革的吁求，這是整個敘事的基本律動，也是那個時代的本質和歷史前進的主流。

    閱讀這部長篇，我有一種穿越隧道或荒野之感。就人物形像而言，羅子沫、榮念萁以及本身即為基督徒的阿曼達和羅子漫，他們雖然信仰不同，卻都曾有過受難、困惑、迷惘、墮落的經歷，都是某種意義上的時代“迷羊”。而這裡的中國經驗在於，對這些人物來說，宗教的懺悔與救贖情節並不存在。如果可以稱為救贖的話，羅子沫在戰亂中獨自去尋找阿曼達，可謂別具人性光彩，包括榮格在流放途中的自盡和郎紀平面對日本人脅迫的自焚，也都可視為某種文化殉節或自我救贖之舉，但這種救贖力量並非來自基督的神性，而是來自孔子的靈光。小說的敘述者，就像某種意義上的倫勃朗，似乎“總想把主人公從黑暗中拉出來”，隻是這種拉出來的力量也是中國式的，是中國的價值與經驗：“落日的餘暉總給人溫暖的感覺，就像老人的眼神，照射著幼小的地面”。

 而實際上這是一片神奇古遠的大地。

 這片大地上有我們的家園。《煙火人間》不是通常意義的歷史小說，也不是前些年流行的家族史小說。但小說卻始終有一個家園的意像，那就是破落的、貧寒的、風雨飄搖、慘劇頻發的羅家，可這個家園的容納力和支撐力卻是強大的，直到小說後，幸存的男人女人們又冒雨回到了這裡，“好像彼此都各自找到歸處，靜默靜坐，有萬般心事需要久久地回味。於是，這個百年羅家大院，在雨中迎來了少有的寧靜”。

阿曼達的母親對女兒說，他們不該來這裡，中國是一片復雜的土地。其實和他們的土地一樣，這片土地並不復雜，它在人與神之間隻需要一個靈魂，那就是信仰和信念，數千年浩劫巨變，這片土地惟以此浴火自救，家園長存，生生不息，並不斷新生為更神奇更美好的大地。

小說以正史之思，心史之韻，構成了精神底色。普通民眾在苦難中的歌哭吶喊、民族生存的渴望、文化信念的堅守、社會變革的吁求，這是整個敘事的基本律動，也是那個時代的本質和歷史前進的主流。

他們雖然信仰不同，卻都曾有過受難、困惑、迷惘、墮落的經歷，都是某種意義上的時代“迷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