箋稿家國夢魂之約

——我的文學情結和小說創作

餘德莊

數十載文字生涯，涉獵文體駁雜，除了詩歌暌違已久，小說、散文、紀實、評論、隨筆等皆未斷習作。但為屬意的還是小說，喜愛這種關注時代社會，親近世情人生，對作者的閱歷，纔識和想像力確乎也更具挑戰性的文體，迄今已有200餘萬字的小說作品問世，包括4部長篇，20餘部中篇和若干短篇，占逾全部作品的半壁江山。

我的創作其實是從散文起步的，早可以追溯到1966年初到版納時激情寫就的一篇走訪哈尼山的萬字散文《勐宋紀行》，寫好後卻無勇氣也不知往何處投稿，隻在親友中傳閱後便鎖於箱篋，後來的一些詩文習作也多是這種歸宿。直到1971年，纔終於在雲南省文化局主辦的《文藝戰訊》上發表了篇散文《哨兵的眼睛》。因其發表後即被選入雲南省初中語文課本，直接促成了我的命運轉變，從一個普通支邊知青調任雲南日報副刊編輯。爾後發表的散文、詩歌習作漸多，但對小說卻始終未敢輕叩其門。直到1977年雲南大學將我的散文《創業者的情懷》選入中文繫教材之後，纔下決心另闢天地，嘗試小說創作。起初仍十分謹慎，隻敢寫一些或可稱為準小說的故事類作品，散發於《雲南群眾文藝》等刊物上。

1979年發表於《滇池》的短篇《無言的界碑》，是我部真正意義上的小說。該作發表後引起關注，並於同年榮獲改革開放後的首屆雲南省文學獎，使我對小說創作的信心大增。也是在這一年，我回到家鄉重慶，成為《紅岩》雜志的小說編輯。

時值中篇小說在文壇上異軍突起，受其影響，我於1980年寫下部中篇《悲哀者和幸福者》，《滇池》於同年連載了這篇小說。爾後我一鼓作氣地先後在北京《十月》，安徽《清明》和陝西《綠原》《文學家》等期刊上發表了《紅瑪瑙》《呵，甜蜜果》《華街陋巷》和《同舟的人》等中篇。

1986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部中篇小說集《同舟的人》。早年結識，後來一直關注我創作的馮牧先生在為該書所作序言《欣喜之餘的遐想》中寫道：“近幾年，作家仿佛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根，以及發揮自己創作纔能的較為適宜的藝術形式。”同時告誡說：“文學創作，永遠是一個追求的過程，一個不斷追求的過程……對於餘德莊來說，生活和藝術的道路還很長，更加艱苦的跋涉還在未來。”給了我以極為寶貴的鞭策。

80年代中期，我開始涉足長篇小說創作，並於1988年出版了部長篇小說《憂魂》，該作於翌年榮獲第二屆四川省文學獎。在長、中、短篇都嘗試之後，我對於小說創作終於有了一點心得。

1992年，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說集《陌路相逢》由重慶出版社出版。集子裡收入了《時髦家事》（獲《清明》創刊10周年文學獎）《蒼天有眼》和《漩》等中篇。其後我開始以較大精力投入長篇小說創作：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海噬》（《小說選刊·長篇小說專輯》縮寫刊載並入選《閱讀中國——建國60年長篇小說500部文庫》）；2002年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太陽雨》（《十月》選載，並獲第二屆重慶市文學藝術獎）；2008年《大家》雜志全文發表了《夢中的三葉樹》。其間還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如《光明日報》先後發表的《棒棒上的夢》和《小天蛋旋風》（後者入選《小說選刊》佳作選介），《芒種》發表的《秋勤的蜜月》（《小說選刊》選載並入選中國作協編選的《2010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選》）等等。

在寫小說的同時，我並未放棄其他寫作，多年來陸續發表和出版了幾乎與小說等量的紀實、散文、評論等非小說類作品，它們和小說一起構成了我的個人作品群落。《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人民政協報》《文藝報》《作家文摘》《小說評論》《文學報》《上海讀書報》《四川日報》《當代文壇》《紅岩》《重慶日報》等報刊曾發表多位文學前輩和同輩師友對拙作見仁見智的評介文字，使我獲益匪淺，一直感銘於心。

第二部中篇集出版後的近20年間，我總共隻發表了兩三部中篇小說。直到2011年，《中國作家》以頭條推出《鎧甲嶺軼事》，《小說選刊》和《中篇小說選刊》又同時選載之後，方纔迎來了“又一波中篇噴發期”（《小說評論》主編李國平語）。我從來不是快手，所謂噴發也隻將醞釀已久的一些中篇題材相對集中地寫出而已，推出這部集子前後仍用了好幾年時間。

作為我的第三部中篇小說集，《煙消雲不散》保持了與前兩部集子同樣的選稿原則，即所有作品都為次入選。集子內所收的9個中篇，《鎧甲嶺軼事》《村鄰》《扒江佬》《青牛石》《金眼罩》和《命硬女人》均發表於《中國作家》，《恍惚》《異色》和《煙消雲不散》分別發表於《當代》《四川文學》和《紅岩》。俗話說“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這部集子也剛好是九部作品，自感與前兩部集子相較，在題材選擇，內涵開掘和藝術探索上都涉入更深，用功更篤，在創作中亦有一些新的感悟。

對於文學，我始終懷有一種既神聖又親切的情感。傳統文化的自幼熏陶和近現代中華民族艱難圖存，奮發崛起的歷史，以及國家民族命運與家庭個人境遇密不可分的切身感受等等所迸發出的強烈的家國情懷和對文學理想的憧憬，乃是我們這一代眾多作家的精神濫觴。沒有別的任何東西能如此強烈和持久地激發我的創作衝動並不斷地觸擦出新的靈感火花了。這種創作的原初動力使我非常自然地選擇了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現實主義所昭示的“為人生的文學”（魯迅語）對我一直保持著極大的感召力，同時也使我在創作中始終保持著一份清醒和自覺，而其巨大的包容性和與時俱進的強勁生命力，不但給了我縱橫捭闔的用武之地，也讓我一直如沐春風地感受著“生活之水不竭，文學之樹常青”的真諦和妙境。

文學作品產生於作家對於紛纭復雜的社會生活的感性洞察和理性升華。我的小說題材大多源自人生閱歷中的一些揮之不去的情感觸動和心靈糾結，小自個人家庭，朋輩友好，大到國家民族，人類世界，在時代巨變的大背景下所呈現的世態人心，愛恨情仇，生離死別，正氣悲歌，崇高卑瑣等等，在內心裡積聚發酵，湧動激蕩，人性的深邃和復雜，人生的莫測和意義，人世的滄桑和未來等等困惑和向往皆隱現其中，促我尋幽探秘，馳騁想像，及至文思噴發，進入創作狀態。而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思想踫撞之烈，感情攪動之深，常常猶如經歷煉獄，在字裡行間留下自我情感重審和精神救贖的斑斑痕跡。不管這些文字能走多遠，都永遠牽連著我的心，不少篇什即便是在發表出版多年後重讀，仍感懷如初，甚至唏噓難抑。它們已然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也希望我的作品能夠邂逅讀者的心靈，並帶給他們以更多的審美愉悅和人生暖意。

現實主義小說在藝術上是以“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為依歸的，而求異求新則是藝術創造的本質要求。要不斷塑造出與眾不同，具有新意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不可能靠玩花哨或來虛招達至的，而必須以深厚的生活底蘊和人文思考作為支撐。但一個寫作時間夠長的作家，卻很容易在這兩方面都不知不覺地落入既往的窠臼，從而失去創作的本來之義和應具價值，更遑論與他人撞車或雷同了！對此我一直非常警覺，因為這不僅意味著白耗心力，還是一種末路征兆。因此在創作中我特別注意抑制淺薄輕率的衝動，在新的人物、新的故事和新的蘊含沒有醞釀成熟之前，決不輕易動筆！時至今日，每有創意萌生，我仍常常會有初涉文學時的那種如履薄冰，如臨深淵，不知能否抵達彼岸的忐忑感伴生。這種由向往而生，與進取同在的忐忑感，伴隨著一部部作品來了去，去了來，卻因每一次面對的作品構想和人物故事都迥然有異，所以它們總能激發調動起我內在的興趣和動力，通過鍥而不舍的攻堅克難，終抵達心目中的“彼岸”。或許這種寫作“苛求”對作者所提出的挑戰，正是小說創作至今仍令我興味盎然，不知伏案辛勞為何物的一個重要緣由吧！

據說，“一切都會成為過去”是世界上殺傷力的一句話。古往今來，無數英雄豪傑和平民百姓都曾為之一聲嘆息，抱憾殊深。文字的出現和文學的誕生，不但大大地拓展和深化了現存人類的心靈和情感溝通，也為人類留存彌足珍貴的心靈和情感記憶，使之不至因“成為過去”而消失於無形發揮了極其可貴的作用。作為生也有涯的人類個體，一個作家能夠以自己的作品在人類心靈情感的溝通和記憶中留下些許痕跡，不是一件饒有意義的事情嗎！《煙消雲不散》寫的是一個與滇西抗戰相關的故事，也是一個講述“已然消失”和“永恆存在”的故事，用《煙消雲不散》為這部集子冠名，正是出於這種感念。

為文久矣！驀然回首，亦嘗驚覺於白雲蒼狗，來程悠悠。但說來堪笑，我至今仍不能一口回答“文學到底是什麼”這個原初之問。古往今來，無數大作家和研究者都曾為之定義，林林總總大約已不下千百之數吧。我亦曾想有個自己的說法。但想了不少，丟得也多，尚未一棄了之的僅剩一條：文學是我無欺的感情試紙和精神伴侶。誠然，這既不高屋建瓴，也不鞭闢入裡，不過是我在漫長的文學生涯中不時湧起的一種感觸而已。事實上隨著歲月流逝，年輕時那種以文學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情志已漸行漸遠，越來越在乎的隻是能為裨益世道人心聊盡綿薄和這樣一種與文學同在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精神充實和心靈慰藉。

行筆至此，不期然冒出幾句自侃打油：弱冠遠遊，追尋文學；箋稿家國，夢魂之約；一路跋涉，憂樂悲欣；老而彌篤，多情笑我！

謹此為序。

2017年3月於重慶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