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序言
第一輯.邊疆隨筆
003.我的史學觀
021.“二十世紀西域考察”漫記
046.要認真處理好幾個關繫
049.世紀之交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054.《中國邊疆史地研究》雜志百期刊行寄語
062.關於維吾爾族族源問題
....  ——評吐爾貢·阿勒瑪斯《維吾爾人》的有關部分
096.論中國與西方之中國邊疆研究
第二輯.書林品評
137.評黃烈著《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
149.馬長壽及其所著《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
156.新視角.新思路.新觀點
....  ——評石碩《西藏文明東向發展史》
163.西方與西藏地方關繫史的研究碩果
....  ——《早期傳教士進藏活動史》
171.中國古代兵器研究的新裡程 
....  ——評《中國古代兵器》 
175.“胡漢體制”與“僑舊體制” 論 
....  ——評樸漢濟教授關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體繫 
第三輯.書序擷粹
191.《中國中世西北民族關繫研究》緒論
208.《英國俄國與中國西藏》緒言
228.《西藏通史·民國卷》前言
236.《五胡十六國新編》總序
242.《馬長壽文集》前言
252.《涼山羅夷考察報告》影印本前言
257.盧桂蘭編《大地情懷——陳孟東紀念文集》序言
第四輯.研究評述
269.史念海先生對民族歷史地理學研究的開拓與貢獻
277.中國絲路學與《絲綢之路大辭典》
303.絲綢之路與古代民族
314.中國民族史學發展歷程及展望
330.有關“民族”概念及中國話語權問題

我自1965年西北大學歷史繫民族史專業研究生畢業後，被分配到陝西省博物館，正式參加工作，已經過了50多個年頭。雖然歷經社會發展和生活的種種歷練，但始終未敢忘自己教師的職責和理想。50多年來，除教學和培養學生，就是孜孜不倦地“爬格子”，也就出版了10多部關於中國民族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中國邊疆、中外關繫史和文物考古等方面的著作，發表了100多篇學術論文。這些著作和論文均已出版或再版，任由學界同行和讀者去評論。
除此而外，這50多年來，我還撰寫過若干書評、研究述評、筆談、序跋等形式的短文、隨筆。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短小、明快的文章，如果收集起來，連我自己都喫了一驚：它不僅更為直接、清晰地反映出作者的政治立場和取向，治學方法和趣味，學識的深淺與水平，而且其社會功能和影響完全不亞於厚重的學術專著和論文。這一認識也逐漸為學界認同。正是基於此，我將自50年來撰寫有關上述的文章按門類編輯起來，題名為《西明堂散記》。
《散記》共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邊疆隨筆”，共收錄7篇文章，包括《我的史學觀》、《“二十世紀西域考察”漫記》、兩篇關於邊疆研究的筆談稿、一篇有關邊疆雜志的文章，以及兩篇關於中外邊疆著作的書評。其中，兩篇書評較為深入、細致地對所評書籍作了全方位的論述、比較和分析，我認為它們至今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故最後收錄於《散記》之中。
第二部分是“書林品評”，收錄了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等期刊上的書評，共6篇，均為應書作者或出版社要求而作。其中《“胡漢體制”與“僑舊體制”論 —— 評樸漢濟教授關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體繫》一篇，為七刊史學圖書評論聯合小組編《史學新書評（1996—1997）》一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所收錄。
第三部分是“書序擷粹”，共選輯書序（包括緒言、緒論）7篇。因為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給自己訂下一條規矩，即不為任何人的著作寫序，也不請人為我的著作寫序。為此，還“得罪”了一些師友。因此，收錄的7篇序文，其中6篇都是我撰寫或主編著作之序文。唯一的例外是為盧桂蘭編《陳孟東紀念文集》所寫的序言，因為陳孟東夫婦不僅是我大學同學，而且當我研究生畢業後被分配到陝西省博物館及在館裡工作期間，均得到他們的關懷和照顧；何況陳孟東曾為陝西的文博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卻不幸英年早逝。因此，於公於私，我沒有任何推辭的道理。
第四部分是“研究評述”，共收錄5篇有關絲路學、民族史的論文，包括評述老一輩史學家史念海先生對“民族歷史地理學”的開拓與貢獻、辨析有關“民族”概念及中國話語權問題等文。這些評述也許能對今天中國民族史學科的發展和創新有一些啟發吧！
最後，感謝“鳳凰枝文叢”主編朱玉麒先生及鳳凰出版社的支持和幫助，纔使這本小書得以出版！
周偉洲
2023年2月

一、我的史學觀的形成
在十八歲之前，我從未想到自己今後會與史學結下不解之緣。記得1951年在重慶上小學五年級，一次歷史課上，老師提了一個問題，全班同學幾乎都答不上來，教室裡站滿了困惑的同學們。老師最後叫我回答，我一口氣答得很完整、圓滿，得到老師的誇獎。也許這件記憶深刻的小事，就預兆著我以後一生將從事史學的研究吧！然而，當時我對歷史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興趣，我的主要愛好和興趣是文學，這是從小養成的讀書習慣和愛好。
我的父親是一個普通的小職員，有七個子女，我排行第三，有兩個姐姐和四個妹妹。家境貧寒，買書和藏書是根本不可能的。我隻能在重慶上清寺一家書店裡，蹲在店裡角落，津津有味地看書，有時一蹲就是一個下午。1952年父親因工作調動，全家遷到成都，我有幸進入四川省重點中學成都第七中學（原國立成都縣中學）。
中學六年，對我一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所中學有一座藏書豐富、管理嚴密的圖書館，有很好的師資力量，使我得益匪淺。我從學校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及有藏書的同學家中搜羅書籍，如饑似渴地閱讀。在初中，我主要閱讀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外文學史、語法修辭之類的書籍。到高中，則轉向了世界文學的寶庫。當時，學校圖書館的外國文學名著，我幾乎都讀過。這些書籍給我影響最深的是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堅強意志和個人奮鬥的精神；英國作家狄更斯對下層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樸素無華的文風；法國作家巴爾扎克、左拉的宏大構思和對歷史的深邃理解；俄國作家普希金、別林斯基等的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和批判精神等。法國的梅裡美、巴爾扎克、左拉，英國的司各特、狄更斯等作家的歷史小說，似乎對我的影響更為巨大。
當時，我簡直著了迷，在與同學閑談中說過“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類的蠢話。為此，我付出了代價，高中二年級時，團支部組織全班同學對我的資產階級思想加以批判。本來我是準備學理工的，功課大都是五分，但是因為太喜愛文學和歷史，在一些學文同學鼓動之下，最終決定專攻史學。因此，到高中最後一學年，我置其他課程於不顧，狂熱地閱讀有關歷史著作，甚至半夜起來在路燈下或鍋爐房裡苦讀。我當時認為，中國歷史上下幾千年，史籍浩如煙海，考古文物層出不窮，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特別是考古學，對我更是富有吸引力。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歷史可以兼搞文學，我想當一個歷史小說家。這些想法的確有些天真，正如後來在大學一年級時歷史繫一位老師批判我的“白專”道路時說，這些想法簡直是“莫名其妙”。
1958年，我帶著這些天真想法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繫。選中這所大學是因為它位於古都西安，而且有考古專業。至於我對史學的認識，可以說是一張白紙，所知甚少。入校後，我依然故我，拼命讀書。然而，這種情況卻與當時“大躍進”的氣氛極不調和。結果是可以預料的，我先後幾次遭到全班同學的批判，罪名是走資產階級的“白專”道路。雖然我幾次產生放棄學業回成都老家的念頭，但是舍不得學校豐富的藏書和放棄我的理想，所以，我隻有躲開同學的眼光，躲在書堆之中。每天中午，當同學們休息時，我躲在閱覽室書架間讀書。一個借書證不夠，我又借了幾個同學的借書證，到校圖書館借書。
大學四年中，我把閱讀的範圍從文學、歷史轉向了哲學、經濟學等領域。特別是開始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我在自己的讀書筆記中這樣寫道：“讀，加倍地讀，讀歷史著作，向哲學那虛玄的堡壘進攻，用頑強的毅力，在煩瑣的經濟學中打開一條通道，並要用千倍的時間和力量鑽入語言的寶庫，要使小小的大腦容納整個知識的海洋。”到三、四年級時，我試著寫電影劇本、小說、評論、雜文及歷史、哲學論文，這些習作雖然均未正式發表，但鍛煉了我的寫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時，我也認真學習開設的各門基礎課、考古專門課和各類選修課。繫裡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師對我也有很大的影響。四年的學習、讀書和思考，使我在歷史、考古、哲學、經濟學、文學等方面具備了一定的基礎，並開始對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有繫統的了解。
1962年，我以全部課程優秀的成績畢業了。按我當時的想法，是要從事考古或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工作。然而，當時全國各大高校並沒有公開招收該領域的研究生，隻有我繫著名民族史專家馬長壽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專業研究生。最後我考上了民族史專業的研究生，專業方向是藏族史。這一選擇決定了我的史學研究方向。我特別感激我的恩師馬長壽教授，是他真正引導我進入到史學研究的園地。
在研究生三年多的學習時間裡，雖然因當時形勢，我先後參加了西安市郊、延安青化砭和青海岡察藏族牧區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前後約用去了兩年時間，真正學習專業時間纔一年多。但是，馬長壽先生對我們研究生抓得很緊，每星期都要我們交一篇讀書札記或論文，親自批改，耳提面命，讓我受益頗多。他在課堂上或平時的指導中，一再強調史學為現實服務的方向和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史論結合的重要性。他的幾本民族史專著，如《北狄與匈奴》《烏桓與鮮卑》《南詔國內的部族組成和奴隸制度》等，成為我學習的範本，我的第一本專著《敕勒與柔然》，嚴格地說是對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於恩師馬長壽先生的精心指導，我的史學觀及治學方法可以說基本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