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930年的一個秋日，在北平西單的大陸春飯莊，清華大學外文繫教授葉公超偕中文繫教授朱自清、中文繫教員浦江清，紅豆館主溥西園偕陳竹隱、廖書筠等幾個女學生，一起喫了個飯。從這一天開始，本書的兩位主角朱自清與陳竹隱就認識了，也開始了他們交往的歷史。關於那天的場景，陳竹隱晚年曾經有過一段回憶：那時，因為我常到溥西園老師那兒去參加“曲會”，老師看到我一天天長大了，北京也沒親人，便很關心我的婚事。他就與當時清華大學中文繫導師葉公超談起我，並請他幫忙。這一年四月的一天，溥老師帶我們幾個女同學到一個館子去喫飯，安排了我與佩弦的見面。陪坐的還有兩位清華大學教授。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黃色的綢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臉上戴著一副眼鏡，顯得挺文雅正氣，但腳上卻穿著一雙老式的“雙梁鞋”，又顯得有些土氣。席間我們很少講話。回到宿舍，我的同學廖書筠就笑著說：“哎呀，穿一雙‘雙梁鞋’，土氣得很，要我纔不要呢！”當時我卻並不以為然。我認為在那紛亂的舊社會，一個女子要想保持住自己的人格尊嚴，建立一個和睦幸福的家庭並不容易。我不仰慕俊美的外表、華麗的服飾，更不追求金錢及生活的享受，我要找一個樸實、正派、可靠的人。為這我曾堅決拒絕了一個氣味不投而家中很有錢的人的追求。佩弦是個做學問的人，他寫的文章我讀過一些，我很喜歡。他的詩歌與散文所表現的深沉細膩的感情，所描繪的一幅幅恬靜、色彩柔和的畫面，以及那甜美的語言，都使我很受感動，我很敬佩他。以後他給我來信我也回信，於是我們便交往了。歲月的淘洗讓陳竹隱淡忘了許多事，回憶在時間與人物身份上有少許出入。但次見面，朱自清的“雙梁鞋”還是給陳竹隱留下了深刻印像。從審美的角度，米黃色綢大褂、眼鏡與“雙梁鞋”之間確實有點不太“般配”，不過這也許正說明了鰥居的朱自清生活上的馬虎。不僅生活如此，自原配夫人武仲謙1929年秋病故後，朱自清自己一個人生活在北平清華園，除了俞平伯、浦江清等幾個友人同事外，他個人在情感生活上也幾乎等於零。所幸，陳竹隱出現了。陳竹隱名寶珍，字竹隱，以字行，1903年7月14日出生。她家原籍廣東，但從祖上起便已遷居成都。父親陳正新育有十二個子女，陳竹隱小。全家僅靠父親教私塾及在估衣鋪的工作維持，生活頗為清苦。十六歲那年，父母雙雙去世，這使她意識到，今後必須靠自己的雙手去打開生活的道路。於是，她離家考入了四川省立女子師範學校，開始了獨立生活。畢業後，她進入青島電話局，做了電話接線員。工作一年多後，她又考入了北平藝術學院，師從齊白石、壽石工、蕭子泉等書畫名家，專攻工筆畫，兼學昆曲。1929年畢業後，她進了北平第二救濟院工作。因為不滿院長克扣孤兒口糧，憤而辭職。此後，她一邊當家庭教師教人作畫，一邊在溥西園門下學習昆曲。於是，就有了開頭的那一幕。兩人的交往，始於通信，繼而相互拜訪，攜手出遊，或觀賞電影，或登高望遠，或月下漫步，或湖邊流連，與天下大多數戀愛中的男女一樣。於是，雪月交輝的北海、憑欄臨風的白塔、巍峨宏麗的三殿、寄懷古之幽情的圓明園等等，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在這個過程中，兩人對對方都有了更深的了解，感情也逐步升溫。對朱自清而言，陳竹隱是個完全不同於武仲謙的全新的存在。武仲謙是個性格溫柔、不多言語的傳統舊式女子，這是透過朱自清的作品多少能夠知道的。隻是，他的散文《兒女》《給亡婦》《鼕天》《擇偶記》和小說《愛的歷史》等所表現的，無論是三張笑臉所營造的“家裡卻老是春天”的溫暖，還是“謙”為孩子為丈夫的整日操勞，都在家庭的範圍內。至於他倆的愛情生活，則付闕如。也難怪，朱自清與武仲謙結婚時還是在1916年，那時，娜拉小姐還沒有走到中國來，也很少有人知道一個叫易卜生的外國人，婚姻大事遵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似乎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於是，這一對新人在進入洞房、揭開蓋頭之前，別說互相了解，就連對方容貌是妍是蚩、性情是溫是火，都不知道。因此之故，朱自清雖說有過婚姻，卻缺乏約會的經歷，未嘗過戀愛的滋味。而陳竹隱則完全不一樣。她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較高的文化素養，也有較多的人生歷練，有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獨立意志。她有主見，有個性，爽朗活潑，大方熱情，又能歌善畫。與她交往，可以收獲更多的趣味，可以建立更多的共同愛好。於是，在以“人的發現”為主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十多年之後，朱自清終於有機會補上自由戀愛這一課。對於陳竹隱而言，朱自清也離開了文學作品而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他的儒雅、他的細心、他的誠懇、他的忙碌，一如通過文學作品所了解的；他的欣悅、他的煩惱、他的擔憂、他的追求，卻於文學作品而外，有了更多的更立體的展現。而它們，也都多少體現在這些信札中。這裡收錄的計有朱自清信75封，陳竹隱信6封。據朱自清的公子朱喬森介紹，這些書信是他在搬家時偶然發現的，原信和信封被母親陳竹隱精心地保存在一個小箱子裡。在那個書信作為人們遠距離聯繫主要工具的時代，兩人之間的通信想來應該不止這些。隻是，在經歷過漫長的、動蕩的歲月之後還能保留下這麼多，卻是難得的。更難得的是，它們還主要集中在1930年到1932年之間，反映了兩人從相識、相知、相愛到步入婚姻殿堂的完整過程，這就更彌足珍貴了。對於當事人而言，它們是愛情的見證，是歲月的刻痕和情感的寄托，對於後人而言，它們是前輩遺贈的珍貴禮物。這些書信，文字均收入了《朱自清全集》第十一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而朱自清的書信，更曾經以手跡的方式，得以專門出版（《朱自清愛情書信手跡》，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信中所記，或約見面，或訴思念，或述別後情形，或談訪學經歷。他關心陳竹隱的起居飲食；他精心挑選送給陳竹隱的禮物；他不厭其詳地述說國外的見聞；他為收不到陳竹隱的信而著急；他計較陳竹隱與別人合演《琴挑》……這些均為生活細節，無關宏旨。隻是，正是在這些瑣細之處，在這種不假修飾的本真狀態中，在這種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樂的自然袒露中，更能夠見出朱自清對於感情的珍惜和投入，見出他認真、誠摯的性情。他在信中說：“一早就醒了，躺了一兩點鐘，想著香山，想著北海，想著黔陽館，想著昨晚走過的路徑，想著一個人的名字！這個人的名字，幾乎費了我這個假期中所有的獨處的時間！我不能念書，不能寫信，甚至看報也迷迷糊糊的！我相信是個能鎮靜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現在是怎樣擾亂啊！”（1931年1月3日致陳竹隱）如此坦率的訴說，活脫脫地展現了戀愛中的人的心理，展現了情感的漣漪在心中泛起的圈圈波痕。那一連四個感嘆號，於細微處暴露了朱自清情感波動的強烈。在這個過程中，信的稱謂也悄悄發生了變化：從矜持的“女士”，到親切的“弟”，繼而到親昵的“寶寶”“寶妹妹”，再到調皮的“小東西”“狗東西”，終回歸什麼修飾都沒有的平淡。這恰恰記錄了兩人從初戀到熱戀，到婚後回歸日常的情感歷程。隻是，即使這種以“風月”為主的私密信札，也依然隱隱暈染著那個時代的風雲之色。在多維爾過海關時所受到的“特殊關照”，和外國報紙談及中國事務時候“極譏諷之能事”的刻薄，讓朱自清感到格外的屈辱和憤怒。而瀋陽的“九一八事變”和上海的“一·二八事變”，更讓朱自清對岌岌可危的國事憂心忡忡，發出“國命不知到底還有多長！前面是一片黑暗，但未嘗沒一兩點光明，這些是什麼呢？天知道”（1932年1月30日致陳竹隱）的感慨。民族的尊嚴和國家的命運，是那個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所無法淡然漠然的。但身處國外，他所能做的，隻能是以拒絕跟日本人同寓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民族立場。在“一片黑暗”之中，他深懷“不中用”的無力感，甚至懷疑自己“教書念書，在這年頭究竟有多少用處？誰知道！”（1932年1月25日致陳竹隱）但在抗日烽火席卷神州大地的時刻，他卻以堅貞之志，選擇與全民族同命運，與清華大學共始終，即使自己流離顛沛，即使被打了的薪水遲遲未拿到。1937年10月20日那封讓陳竹隱寄書寄資料的信，於朱自清非常自然，因為教書和進行學術研究，本是一個教師的本職工作，但此刻卻極具像征意味：他不再悲觀，而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回答了“教書念書，在這年頭究竟有多少用處”的懷疑。他要堅守在教師的崗位上，以不絕的弦歌之聲，去迎接民族勝利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