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

畫家、散文家，卓有成就的文藝大師。師從弘一法師，學貫中西。朱自清，郁達夫，巴金、葉聖陶、林清玄，對其文章和漫畫贊譽有加。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則說，豐子愷是中國的中國人。他的散文兼有平易純樸之風、寬仁雋永之意和童真天然之趣，是現代文學中備受推崇的佳品，多次被選入學生教材，作語文教育典範。漫畫幽默風趣，流傳廣泛 ，深受人們的喜愛，爭相收藏。

繫列散文集：《活著本來單純》《無用之美——豐子愷聊繪畫》《有趣生活——豐子愷談日常之美》，主題漫畫集《初心》

餘光中（1928-2017）

詩人｜作家｜文學評論家｜翻譯家
1928年出生於江蘇南京，祖籍福建永春。1952年畢業於臺灣大學外文繫。1959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藝術碩士。先後任教於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多所高校。
餘光中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工作，自稱為寫作的“四度空間”。馳騁文壇逾半個世紀，涉獵廣泛，被譽為“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者”。其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沉，著述頗豐。代表作有《聽聽那冷雨》《白玉苦瓜》《藕神》等。

北大路魯山人，“日本重要無形文化財”，美學藝術家，擁有美食家、廚師、書法家、畫家、陶藝師、漆藝家、篆刻家等不同面孔。他也是任性玩家、逍遙老饕、毒舌男，對於美十分敏銳與苛刻。
他崇尚自然，追求雅美生活，是受人尊崇的美學大師，他將藝術和美的意識引入飲食領域，造就了日本特有的飲食文化。他堅信“食器是料理的衣服”，因此他建窯，做陶瓷器和漆器，窮其一生追求美的事物，他不容許自己對世俗有絲毫妥協。

餘光中——我總是不甘寂寞，喜歡在說理之外馳騁一點想像，解放一點情懷，多給讀者一點東西。

梁實秋——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

莫言——我也是餘先生的粉絲。餘光中對中國古典文學真是熟到了骨頭裡去，這是真正高明的繼承。

張曉風——他既是詩人，創作之餘在學術上也有其成就；更了不起的地方，是中英文、古今中外文化修養都非常好；用字、煉字之精致別人很難企及，他是文字方面的全纔。

摘自——《美得剛好：餘光中漫談文藝之美》

文章與前額並高

自從十三年前遷居香港以來，和梁實秋先生就很少見面了。屈指可數的幾次，都是在頒獎的場合，近的一次，卻是從梁先生溫厚的掌中接受時報文學的推薦獎。這一幕頗有像征的意義，因為我這一生的努力，無論是在文壇或學府，要是當初沒有這隻手的提掖，隻怕難有今天。

所謂“當初”，已經是三十六年以前了。那時我剛從廈門大學轉學來臺，在臺大讀外文繫三年級，同班同學蔡紹班把我的一疊詩稿拿去給梁先生評閱。不久他竟轉來梁先生的一封信，對我的習作鼓勵有加，卻指出師承囿於浪漫主義，不妨拓寬視野，多讀一點現代詩，例如哈代、浩斯曼、葉慈等人的作品。梁先生的摯友徐志摩雖然是浪漫詩人，他自己的文學思想卻深受哈佛老師白璧德之教，主張古典的清明理性。他在信中所說的“現代”自然還未及現代主義，卻也指點了我用功的方向，否則我在雪萊的西風裡還會漂泊得更久。

直到今日我還記得，梁先生的這封信是用鋼筆寫在八行紙上，字大而圓，遇到英文人名，則橫而書之，滿滿地寫足兩張。文藝青年捧在手裡，驚喜自不待言。過了幾天，在紹班的安排之下，我隨他去德惠街一號梁先生的寓所登門拜訪。德惠街在城北，與中山北路三段橫交，至則巷靜人稀，梁寓雅潔清幽，正是當時常見的日式獨棟平房。梁師母引我們在小客廳坐定後，心儀已久的梁實秋很快就出現了。

那時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前半生的大風大雨，在大陸上已見過了，避秦也好，乘桴浮海也好，早已進入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境界。他的談吐，風趣中不失仁藹，諧謔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國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機智，近於他散文的風格。他就坐在那裡，悠閑而從容地和我們談笑。我一面應對，一面仔細地打量主人。眼前這位文章巨公，用英文來說，體型“在胖的那一邊”，予人厚重之感。由於發岸線（hairline）有早退之像，他的前額顯得十分寬坦，整個面相不愧天庭飽滿，地閣方圓，加以長牙隆準，看來很是雍容。這一切，加上他白皙無斑的膚色，給我的印像頗為特殊。後來我在反省之餘，纔斷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頭白像。

當時我纔二十三歲，十足一個躁進的文藝青年，並不很懂觀相，卻頗熱衷獵獅（Lion-hunting）。這位文苑之獅，學府之師，被我糾纏不過，答應為我的本詩集寫序。序言寫好，原來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詩，屬於新月風格。不知天高地厚的躁進青年，竟然把詩拿回去，對梁先生抱怨說：“您的詩，似乎沒有特別針對我的集子而寫。”

假設當日的寫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獅子一聲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師門去了。但是梁先生眉頭一抬，隻淡淡地一笑，徐徐說道：“那就別用得了……書出之後，再給你寫評吧。”

量大而重諾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後不久，果然為我寫了一篇書評，文長一千多字，刊於1952年4月16日的《自由中國》。那本詩集分為兩輯，上輯的主題不一，下輯則盡為情詩；書評認為上輯優於下輯，跟評者反浪漫的主張也許有關。梁先生尤其欣賞《老牛》與《暴風雨》等幾首，他甚至這麼說：“出色的要算是《暴風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風雨的那種排山倒海的氣勢都描寫出來了，真可說是筆挾風雷。”在書評結論裡有這樣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輕人，他的藝術並不年青，短短的《後記》透露出一點點寫作的經過。他有舊詩的根柢，然後得到英詩的啟發。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一條發展路線。我們寫新詩，用的是中國文字，舊詩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學遺產，同時新詩是一個突然生出的東西，無依無靠，沒有軌跡可循，外國詩正是一個好的借鏡。

在那麼古早的歲月，我的青澀詩藝，根柢之淺，啟發之微，可想而知。梁先生溢美之詞固然是出於鼓勵，但他所提示的上承傳統旁汲西洋，卻是我日後遵循的綜合路線。

朝拜繆斯的長征，起步不久，就能得到前輩如此的獎掖，使我的信心大為堅定。同時，在梁府的座上，不期而遇，也結識了不少像陳之藩、何欣這樣同輩的朋友，聲應氣求，更鼓動了創作的豪情壯志。詩人夏菁也就這麼邂逅於梁府，而成了莫逆。不久我們就慣於一同去訪梁公，有時也約王敬羲同行，不知為何，記憶裡好像夏天的晚上去得頻。梁先生怕熱，想是體胖的關繫；有時他索性隻穿短袖的汗衫接見我們，一面笑談，一面還要不時揮扇。我總覺得，梁先生雖然出身外文，氣質卻在儒道之間，進可為儒，退可為道。可以想見，好不容易把我們這些恭謹的晚輩打發走了之後，東窗也好，東床也罷，他是如何的坦腹自放。我說坦腹，因為他那時有點發福，腰圍可觀，縱然不到福爾斯塔夫的規模，也總有約翰遜或紀曉嵐的分量，足證果然腹笥深廣。據說，因此梁先生買腰帶總嫌尺碼不足，有一次，他索性走進中華路一家皮箱店，買下一隻大號皮箱，抽出皮帶，留下箱子，揚長而去。這倒有點世說新語的味道了，是否謠言，卻未向梁先生當面求證。

梁先生好客兼好喫，去梁府串門子，總有點心招待，想必是師母的手藝吧。他不但好喫，而且懂喫，兩者孰因孰果，不得而知。隻知他下筆論起珍饈名菜來，頭頭是道，就連既不好喫也不懂喫的我，也不禁食指欲動，饞腸若蠕。在糖尿病發之前，梁先生的口福委實也飫足了。有時乘興，他也會請我們淺酌一杯。我若推說不解飲酒，他就會作態佯怒，說什麼“不煙不酒，所為何來？”引得我和夏菁發笑。有一次，他斟了白蘭地饗客，夏菁勉強相陪。我那時真是不行，梁先生說“有了”，便向櫥頂取來一瓶法國紅葡萄酒，強調那是1842年產，朋友所贈。我總算喝了半蠱，飄飄然回到家裡，寫下《飲1842年葡萄酒》一首。梁先生讀而樂之，拿去刊在《自由中國》上，一時引人矚目。其實這首詩學濟慈而不類，空餘浪漫的遐想；換了我中年來寫，自然會聯想到鴉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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