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文學評論》六十年總目與編後記

內容簡介

《文學評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辦的全國性文學研究和理論批評的大型學術刊物，主要內容為關於文學理論、中外文學史上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學史問題、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創作和理論的研究和評論文章。本書彙總了《文學評論》創刊六十周年以來刊物的總目錄索引和編後記。全書分為兩部分，*部分為《文學評論》六十周年的目錄；第二部分為六十年以來的編後記彙總。

1957～2016年編委會名單／001
1957～2016年總目錄／013
《文學研究》1957年總目錄／015
《文學研究》1958年總目錄／018
《文學研究》1959年總目錄／023
《文學評論》1960年總目錄／027
《文學評論》1961年總目錄／032
《文學評論》1962年總目錄／036
《文學評論》1963年總目錄／040
《文學評論》1964年總目錄／044
《文學評論》1965年總目錄／048
《文學評論》1966年總目錄／053
《文學評論》1978年總目錄／056
《文學評論》1979年總目錄／061
《文學評論》1980年總目錄／065
《文學評論》1981年總目錄／070
《文學評論》1982年總目錄／075
《文學評論》1983年總目錄／080
《文學評論》1984年總目錄／086
《文學評論》1985年總目錄／092
《文學評論》1986年總目錄／099
《文學評論》1987年總目錄／106
《文學評論》1988年總目錄／114
《文學評論》1989年總目錄／123
《文學評論》1990年總目錄／131
《文學評論》1991年總目錄／137
《文學評論》1992年總目錄／143
《文學評論》1993年總目錄／149
《文學評論》1994年總目錄／154
《文學評論》1995年總目錄／159
《文學評論》1996年總目錄／164
《文學評論》1997年總目錄／170
《文學評論》1998年總目錄／176
《文學評論》1999年總目錄／181
《文學評論》2000年總目錄／187
《文學評論》2001年總目錄／194
《文學評論》2002年總目錄／201
《文學評論》2003年總目錄／209
《文學評論》2004年總目錄／216
《文學評論》2005年總目錄／225
《文學評論》2006年總目錄／233
《文學評論》2007年總目錄／242
《文學評論》2008年總目錄／252
《文學評論》2009年總目錄／262
《文學評論》2010年總目錄／273
《文學評論》2011年總目錄／283
《文學評論》2012年總目錄／291
《文學評論》2013年總目錄／298
《文學評論》2014年總目錄／306
《文學評論》2015年總目錄／315
《文學評論》2016年總目錄／323
1957～2016年編後記／331
索引／579

前言

文學研究所的第三個“六十年”
劉躍進

這幾年，文學研究所相繼迎來三個“六十年”紀念日，感念之情，油然而生。文學研究所的第三個“六十年”
        劉躍進

        這幾年，文學研究所相繼迎來三個“六十年”紀念日，感念之情，油然而生。
        2013年，文學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為此，我們主持編輯五部紀念文集：一是訪談錄《甲子春秋——我與文學所六十年》，二是資料集《文學研究所所志》，三是《告別一個時代——樊駿先生紀念文集》，四是演講集《翰苑易知錄》，五是在所慶五十周年紀念集《歲月熔金》基礎上形成的《歲月熔金二編》。在《歲月熔金二編》序言中，我試圖梳理文學研究所的傳統，認為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或許可以視為文學研究所精神的一個基本內涵。謙虛，是就為人而言，低調做人，和諧共事。刻苦，是就做事而言，焚膏繼晷，鑽研終身。而實事求是，則是做人做事都必須遵循的準則。正是在這種精神引領下，文學研究所探索出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形成了自己的傳統。其一，貫徹執行黨的正確路線，發揮科研機構的示範作用，這是文學研究所成立六十年基本的經驗，也是重要的特色。其二，遵循學術規律，整合團隊力量，夯實學科基礎，這是文學研究所在學術界保持較高學術聲譽的根本保障。其三，尊重學術個性，鼓勵廣大科研人員潛心研究，撰寫傳世之作。其四，貫徹“雙百”方針，堅持“二為”方向，遵循“雙創”原則，把編選優秀的古今文學讀本作為一項重要的學術工作來做。
        2014年，《文學遺產》創刊六十周年。我們又編輯了兩部著作：一是《〈文學遺產〉創刊六十年紀念文彙》，二是《〈文學遺產〉六十年紀事初編》。在《〈文學遺產〉創刊六十年紀念文彙》序言中，我著重闡發了《文學遺產》創刊以來在三個方面的重要推進：一是更新研究理念，推陳出新，加強對傳統文獻學、中國文體學，尤其是對文學經典的研究；二是拓展時空維度，海納百川，將華夏各民族文學納入中華文學研究的大視野；三是強化綜合比較研究，旁羅參證，將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媒體文化以及性別文化等不同專業知識和研究方法引進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將古今文學與中外文學聯繫起來，將文學藝術與相關學科貫通起來。
        2017年，我們又迎來文學研究所的第三個“六十年”，即《文學評論》創刊六十周年。我們一如既往，組織編選三部紀念文集：一是《〈文學評論〉六十年紀念文選》，從已刊發的六千多篇文章中，選錄一百餘篇，按照文藝理論、比較文學、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五大板塊編排，雖不免掛一漏萬，但總體上可以從一個側面展現六十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風貌。需要說明的是，為保持歷史原貌，除個別地方略作技術調整外，文字表述一仍其舊；二是《〈文學評論〉六十年紀念文彙》，收錄七十多位作者的回憶性文章，記錄作者與《文學評論》的淵源關繫以及與此相關的風雲際會；三是《〈文學評論〉六十年總目及編後記》，雖為資料彙編，存而不論，但從中依然可以讀出很多有趣的信息。王保生先生的《〈文學評論〉編年史稿（1957～2010）》對這些信息多有解讀。為此，我們征得作者同意，這次一並列入紀念文叢，希望為學術界提供經過繫統整理的資料。
        在組織編輯的過程中，我有機會繫統地閱讀這些文獻，收獲良多，感慨也很多。就其犖犖大端者而言，我認為，《文學評論》至少有三個重要特色值得關注。
        六十年來，密切關注現實，把握時代脈搏，體現國家主流意識形態，這是《文學評論》鮮明的思想品格。《文學評論》的前身是《文學研究》季刊，創刊於1957年。何其芳同志在創刊號《編後記》中強調，《文學研究》“將以較大的篇幅來發表全國的文學研究工作者的長期的專門的研究結果。許多文學歷史和文學理論上的重大問題，都不是依靠短促的無準備的談論就能很好地解決的，需要有一些人進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並展開更為認真而時間也較長的討論”。《文學研究》非常注重專業性和前沿性：一是研究隊伍，是專業的“文學研究工作者”；二是研究對像，是“文學歷史和文學理論上的重大問題”；三是研究途徑，是“持久而辛勤的研究”。
        隨著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慶典的臨近，1958年《文學研究》第4期《編後記》中指出：“要求全國的作者從各個方面來總結我國這偉大的10年來社會主義文學的經驗。”為體現出文學研究的現實性、戰鬥性，翌年將《文學研究》更名為《文學評論》，用大部分篇幅刊載對當代作家作品與文學現像的評論文章。即便是古代文學研究，重點討論的也是如何繼承與發展以及古為今用等亟待回答的重要現實問題。
        1978年，《文學評論》復刊，依然堅持面向當代的辦刊方針。在《致讀者》中明確提出：“《文學評論》當前時期的首要工作，就是要從理論上、從總結社會主義文藝的成就和經驗上，深入批判‘四人幫’在文藝方面所制造的種種謬論，特別是‘文藝黑線專政’論。”改革開放初期，《文學評論》積極參與撥亂反正工作，總結新中國成立三十年文藝運動的經驗教訓。積極組織召開座談會，討論劉心武短篇小說《班主任》，並刊登繫列評論文章，為“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鳴鑼開道，專闢“新書新作評價”“中篇小說筆談”“關於當前文藝思潮的筆談”等欄目。此後，又專闢“新時期文學十年研究”“新時期30年中國文學研究”“臺港及海外學人園地”“世界華文文學”等欄目，拓展研究空間。還圍繞著“兩個崛起”“朦矓詩”“先鋒小說”“新歷史小說”“新寫實小說”“女性寫作”“網絡文學”“莫言研究”等話題，組織專題文章，展開深入討論，推進當代文學研究，總結中國文學經驗。
        六十年來，圍繞重大的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開展積極的思想交鋒，始終走在學術的前沿，這是《文學評論》重要的學術特色。1957年創刊號的《編後記》寫道：“我們深信，我們的學術水平，我們這個刊物的質量，都隻有在‘百家爭鳴’的方針下廣泛發表各類意見和自由競賽，然後有可能逐漸提高。在任何學術部門，一家獨鳴都是隻會帶來思想停滯和思想僵化的。”創刊之初，《文學評論》結合文學發展的實際，圍繞著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典型性格與典型人物、歷史劇創作與理論、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以及詩歌格律等基本理論問題展開討論。
        1961年，《文學評論》第3期刊發嚴家炎的《談〈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形像》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把關注的重點全面引向當代文學創作領域。這場討論，不僅僅限於研究者之間，創作者也參與其中，發表了針鋒相對的意見。2005年，劉納發表《寫得怎樣：關於作品的文學評價——重讀〈創業史〉並以其為例》(《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又引發新一輪爭論。可惜作者早已離世，不能親自作答。在紀念柳青一百周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以及近召開的“新語境、新方法、新視野下的柳青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這個話題一直是學者討論的核心議題之一。可見，這場持續半個多世紀的討論，其意義已遠遠超出《創業史》本身，實際上牽涉創作者與研究者、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關繫問題。柳青堅持認為，文學理論研究、美學研究，必須結合藝術創作實踐纔會有說服力，否則隻是紙上談兵，並無實際意義。此後，由批判“人性論”“人道主義”等話題逐漸引申到文學上的共鳴現像、山水詩和自然美的問題；又由歷史劇創作引發關於歷史與歷史劇的論爭。這些話題，時至今日依然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1978年，《文學評論》復刊第1期刊發與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同一期，還刊發王朝聞的《藝術創作有特殊規律》，引發學術界關於藝術規律、形像思維問題的大討論。《文學評論》持續關注，相繼刊發陳湧《馬克思、恩格斯的美學和歷史的批評》(《文學評論》1983年第1期)、李衍柱《美的規律與典型化原則》(《文學評論》1991年第5期)等論文，就這些問題展開深入探索。他們提出的一些論點，今天看來也許已不新鮮，但在當時特定背景下，確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思潮的湧入，社會-歷史批評、精神分析批評、結構主義批評、比較文學批評、文體形式批評、印像批評、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紛至沓來，眾聲喧嘩。《文學評論》為此專闢“外國文藝理論評介”“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筆談”“當代中國文藝理論新建設”等專欄，積極開展學術討論。早在1962年，錢鍾書就在《文學評論》上發表《論通感》(1962年第1期)一文，較早運用心理學方法，比較亞裡士多德的《心靈論》與中國的《樂論》，比較唐宋詩詞與西方古典詩歌中的通感現像。他指出，把事物的無聲的姿態描摹成好像有聲音，表示人們在視覺裡仿佛獲得了聽覺的感受，用現代心理學或語言學的術語來說，就是“通感”或“感覺移借”。這些理論的探討，成為後來文學研究的理論先聲。鄭敏《解構思維與文化傳統》（《文學評論》1997年第2期）比較繫統地論述了法國哲學家德裡達的解構理論，認為解構主義強調歧異的存的必然，也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在差異的運動中，由於變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為互補而非對抗。這種理論有其合理性的內涵，可以借此批判西方中心主義，並引發女權主義思潮，有助於後殖民主義對文化侵略的批判，也有助於後現代主義藝術觀對無序、無整體宇宙觀的形成和表達。林興宅《論繫統科學方法論在文藝研究中的運用》(《文學評論》1986年第1期)較早地從方法論角度論述我國文藝研究、文藝批評的變革過程，認為繫統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在於有機整體觀念。強調整體性觀念，這在今天看來可能已是常識，而在當時，他運用繫統科學方法論討論文學問題，讓人感覺耳目一新。聽覺文化與視覺文化的比較研究也備受矚目。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就被介紹到中國，重點分析視覺藝術心理學問題。傅修延《為什麼麥克盧漢說中國人是“聽覺人”》（《文學評論》2016年第1期）指出，以拼音文字為主體的西方文化，對於“圖像”非常重視，甚至成為視覺文化的核心概念。相比較而言，以形聲文字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傳統，對於聽覺形像更加關注。看字聽聲，“聞聲知情”，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明清小說中存在著的“草蛇灰線”的藝術手法，強調藝術結構要有“連”有“斷”。這與西方藝術更專注於一以貫之的“連”有所不同。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從近現代的“演說”入手,著重討論“演說”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別開生面。
        近代以來，隨著自然科學的高度發展，後工業化的西方社會，出現了種種畸形和矛盾，打破了上帝創世的神話，打破了理性的說法。當人們有意識地發現丑，表現丑，把丑當作美的時候，荒誕便代替了崇高，非理性也就成為一時的審美思潮。蔣孔陽《說丑》（《文學評論》1990年第6期）一文指出，作為美的對立面，丑，自有其積極意義。問題不在於寫什麼，而是站在什麼立場來寫，要表達什麼樣的審美追求。美與丑，滑稽與崇高，這些曾經的老話題，在審美追求化的今天，依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文學創作、文學理論的本土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化，也是持續不斷的討論話題。黃浩的《文學失語癥》（《文學評論》1990年第2期）認為新小說患上了“運動性失語”，“通俗一點講，就是新小說說話困難”。由此延伸，古代文論也面臨著現代轉化的難題。季羨林《門外中外文論絮語》（《文學評論》1996年第6期）強調我們應當秉承“不薄西方愛東方”的態度，“讓這兩種話語並駕齊驅，共同發展”。為此，《文學評論》編輯部在1997年第1期特設專欄，精心擇選四篇論文與一篇報道，引導“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學術討論。
        世紀之交，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問題逐漸引起學界的格外關注。面對中國文論轉型過程中呈現出來的重大理論問題，文學研究所適時承擔院重大課題“新世紀全球化格局與中國人文建設”項目，繫統回應急劇變化中的中國社會文化現實問題，同時，又組織專家按照類別編選“新世紀文論讀本”，選錄近十年來重要的理論文章。《文學評論》也積極跟進，組織“二十世紀文學回顧”“文學史史學筆談”“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筆談”“全球化趨勢中的文學與人”“社會文化轉型與文藝美學研究”“中國傳統文學與經濟生活”“關於文學理論邊界的討論”等欄目，重新審視傳統文學思想的價值和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成就與不足，回答人們關切的問題。從這些學術活動中可以看出，文學研究所的科研人員既要堅持“文以載道”悠久傳統，又不能放棄研究者應有的文學立場和人文情懷。錢中文就堅持認為，過度強調文化研究的價值其實是泛化了“文學性”，取締了文學自主研究和獨立的學科價值，一味地關注文學外部研究，終將導致文學的消亡。站在今天的立場看，這場討論纔剛剛開始，今天學術界熱衷討論的生態美學、比較文化等論題，已向傳統文藝學、當代文學批評等領域延伸，影響不可小覷。
        六十年來，《文學評論》不拘一格扶持青年學人，確保優秀稿件源源不斷，這是《文學評論》根本的制度保障。從《〈文學評論〉創刊六十年紀念文彙》所收文章可以看出，很多青年學者的處女作，就發表在《文學評論》上。我對該書七十多位作者略作統計：30年代出生的有8人，4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各占15人；50年代出生的居多，有30人；70年代出生的5人。這五代人，是目前《文學評論》的主要作者。30年代出生的作者多為新中國成立前期培養起來的，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作者，多為改革開放初期的研究生，或者是七七、七八、七九“新三屆”大學生。而今，這些作者大多年過耳順，陸陸續續退居二線。在紀念文章作者隊伍中，“70後”雖然僅占很小比例，但他們正奮戰在科研一線，已經成為《文學評論》的重要的作者群體，代表著中國文學研究界的未來。當然，隨著學術環境的變化，很多刊物都面臨著潛伏的危機。《文學評論》能否承擔起名刊的責任，能否不斷激發思想的活躍，能否持續推動學術的進步，都是我們面臨的新問題、新挑戰。我們期待著年輕一代學者給予更多的支持。
        在歷史的長河中，六十年隻是短暫的瞬間，可能無足輕重，而在共和國的學術發展史上，文學所的六十年，《文學遺產》《文學評論》的六十年卻在其中占據著獨特位置，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們在感念前輩學者艱辛創業的同時，更感到肩上責任的重大。我們一定要不忘初心，在廣大作者和讀者的鼓勵下，勇於面對現實，積極迎接挑戰，在新的世紀，再創輝煌。

        2017年8月8日寫於京城愛吾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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