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版《尋求歷史的謎底》序  金衝及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版《楊天石文存》序  金衝及

《楊天石文集》序  劉夢溪

寬廣的視野、深厚的功力  王奇生

——2023 年 4 月 19 日在香港三聯書店讀者見面會上的講話

《中國古典文學論衡》自序

“城中好高髻”的聯想  1

向西漢新貴族敲響的警鐘  4

——讀枚乘辭賦《七發》

一、“楚太子”的“病”源於生活“奢侈”  4

二、政治規勸  7

三、生活腐朽與政治變質  9

李白最佩服的南齊詩人謝朓 11

一、南齊的傑出詩人 11

二、山水詩的成就超過謝靈運 20

孕育了陳子昂的是上升發展的時代高潮嗎？  26

——與林庚先生商榷

說王維《終南山》詩中的“隔水”二字  30

兩句唐詩的啟示  32

唐詩現實主義運動的先驅  34

白居易的生平和創作道路  39

唐詩現實主義文學運動的理論基礎  43

白居易詩歌的人民性  48

一、對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的揭露與鞭撻 48

二、邊疆各族侵擾與統治階級昏庸無能 50

三、殘酷的剝削與壓迫 51

四、反對窮兵黷武的戰爭，關心婦女、寒士和窮苦農民 53

白居易詩歌的藝術性  56

附論：《長恨歌》與《琵琶行》 62

白居易後期詩歌的消極傾向  66

新樂府運動的其他參加者  70

張籍（768—830）、王建（765—830）、

三說李商隱  76

王充以後又一人 76

古來情語愛迷離 78

牙旗玉帳真憂國 81

補說李商隱  84

——政治諷刺詩第一人

晚唐皮日休等人的現實主義詩潮再興  91

杜牧的《清明》詩  96

朱熹的“變天”詩  98

南宋詞述略  102

《水滸傳》的偉大成就及其悲劇結局  106

農民革命風暴的產物 106

官逼民反 108

以暴抗暴的革命頌歌 110

人民英雄贊 113

受招安的悲劇結局 116

《水滸傳》的藝術性 118

宋江與儒學  124

——旁門說《水滸傳》之一

“隱惡揚善” 124

尊卑“有序” 125

“理合如此” 125

宋江之死與忠義之道  127

——旁門說《水滸傳》之二

金聖嘆砍《水滸傳》和明末農民起義  131

金聖嘆的“當世之憂” 131

明朝政府招安政策的破產 133

掩蓋了宋江投降派的真面目 135

論《西遊記》  138

一、從宗教故事向神話的演化 138

二、吳承恩的生平和思想 140

三、孫悟空 142

四、唐僧和豬八戒 146

五、“佛法無邊”與其他 148

六、《西遊記》的藝術性 149

《西遊記》的情節衍變與主題虛化  154

一、《西遊記》沒有主題 154

二、無數民間說書人和戲曲藝人的創作 155

三、宗教故事的骨架與說書人敷施的血肉 155

四、神話中的世態與人間影子 156

論《楊家將傳》  158

論《封神演義》  161

突出地表現“誅暴君”的思想 161

商紂王式的統治者可以推翻 162

論《金瓶梅》  166

略談袁中郎的詩  170

為商民呼吁的袁中郎詩  182

從劉效祖的《掛枝兒》說到藝術的露與藏  185

晚明文學理論中的“情真”說  188

一、一個新的文學價值觀的提出 188

二、尊“情”黜“性”，反對道學，反對封建說教 190

三、反對擬古主義，提倡表現自家真面目 196

四、歷史功過 198

關於宣南詩社  200

一、成立始末與活動情況 201

二、“國家閑暇可清吟” 204

三、林則徐、龔自珍等人和宣南詩社的關繫 205

四、宣南詩社傳說的產生 206

西郊落花何處尋  209

——讀龔自珍《西郊落花歌》

風雷的召喚  213

——論龔自珍的詩

一、抨擊專制，憧憬新時代、新人材 214

二、瑰瑋奇異，汪洋恣肆，獨闢新境界 224

三、影響了一個時代的詩人和詩作 230

龔自珍的戒詩與學佛  233

一、“觀心”與“戒詩” 233

二、第二次“戒詩” 236

三、“戒詩”與逃禪 237

四、先進思想家的痛苦與掙扎 240

鴉片戰爭時期詩人（上）  242

魏源 242

林則徐 245

  附：青史畢竟有是非—讀林則徐詩有感 248

張維屏 252

 附：讀張維屏《新雷》詩 255

朱琦 257

林昌彝和《射鷹樓詩話》 258

鴉片戰爭時期詩人（下）  261

陸嵩 261

黃燮清 263

姚燮 265

貝青喬 267

無名氏的諷刺詩 269

黃遵憲的生平、思想和創作  273

一、黃遵憲的生平與思想 273

二、黃遵憲的文學主張 277

三、黃遵憲的詩作 281

晚清的“詩界革命”  288

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蔣智由、丘逢甲等新派詩人  294

康有為 294

梁啟超 298

譚嗣同 301

 附：譚嗣同的《獄中題壁》詩 305

蔣智由 307

 附：《奴纔好》不是鄒容的作品 309

丘逢甲 310

論晚清“譴責小說”的揭露和譴責  312

揭露和譴責了什麼？提出了什麼樣的社會改革方案？ 312

這是哪個階級的揭露和譴責？從屬於什麼樣的政治路線？怎樣認識它

們的社會作用？ 317

批判幾種對“譴責小說”的揭露與譴責的錯誤認識 320

歪曲晚清現實的《文明小史》  325

一、如何描寫新的社會階層 326

二、如何描寫新的鬥爭 330

三、理想人物 331

從《庚子國變彈詞》作品的思想傾向  335

一、污蔑義和團，為中外反動派對義和團的血腥鎮壓拍手叫好  336

二、美化帝國主義，為侵略者開脫罪責 338

三、宣揚帝國主義的武力，鼓吹妥協求和 340

四、美化出賣民族利益的統治者，散播對清王朝的幻想  342

晚清小說中的復古主義思潮  345

一、宣揚舊道德 345

二、貶抑新思潮 348

三、對民主革命的恐懼和對抗 352

陳範與《紅樓夢》研究  354

曾樸傳  357

陳三立傳  361

楊天石同志對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史研究的貢獻是值得重視的。正是他的潛心研究，把人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盡管人們對某些問題仍然存在爭議或有不同意見，但這也有助於人們對這些問題作進一步的深入思考。這對推進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史這門比較年輕的學科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金衝及

近代史專家，曾任中國史學會會長

天石先生絕不是以堆砌史料為能事的史學家，他的史中有思想，有精神，有現實關切。清儒所說的學問構成的三要素，在天石那裡，義理、考據、辭章是融合在一起的，從不曾將考據和義理劃然而二分。

——劉夢溪

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文化》 主編

楊先生初習中國文學，繼而研究中國哲學，終而研究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前後跨越文、哲、史三個學科，都卓然成家。他可以說，是專纔，又是很難得的少有的通纔。

——王奇生

現任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繫主任

向西漢新貴族敲響的警鐘

——讀枚乘辭賦《七發》

在西漢前期的辭賦中，枚乘的《七發》是篇很有特色的作品。

《七發》屬於騷體流派，但又有創新發展。它批判兩漢新貴族的腐朽生活，含蓄地諷喻吳王劉濞的分裂、復闢行為，今天讀起來還能給人不少啟發。

一、“楚太子”的“病”源於生活“奢侈”

枚乘（約前 210—前 138 ？），字叔，淮陰人。生活於漢文帝、漢景帝時代，曾在吳王劉濞和梁孝王劉武下邊做過文學侍從之臣。死於漢武帝初年。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七發》一開頭就痛罵貴族的腐化，指出楚太子已經得了重病。正是：邪氣侵犯，心煩意悶；耳聾目暗，神智昏昏；體衰力竭，百病齊生。文章向他們大喝，長此不治，“大命乃傾”，就要完蛋了。

枚乘認為，腐朽的生活方式乃是得病的根由。《七發》中，吳客向楚太子直率地指出，你的病，就是因為房子住得太好，飯菜喫得太油膩，衣服穿得過暖，伺候的美女太多，日夜縱欲享樂的結果。吳客說：放縱耳目的欲望，追求肢體的安逸，就會影響血脈的和暢，進進出出離不開車子，就是癱瘓的預兆。幽深清涼的宮室是寒熱病的媒介，妖姬美女是砍伐生命的利斧，美酒佳肴是爛腸的毒藥。吳客認為，迷戀腐朽的生活就等於是甘心喫毒藥，在猛獸的爪牙下面戲耍，必將斷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枚乘的這些思想，是值得人們永遠記取的真理。

枚乘認為，要治療縱欲享樂病必須首先治療病人的思想。文章中，吳客曾從音樂、飲食、車馬、宮苑、打獵、觀濤等方面去啟發楚太子。當吳客談到打獵、觀濤時，楚太子的面部有了喜色。最後，吳客表示要推薦春秋戰國時期的各派思想家來，共同“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讓楚太子聽到世界上最精妙的理論—“要言妙道”，於是，楚太

子出了一身大汗，一場重病突然好了。

治病要治根。打獵固然可以活動筋骨，觀濤可以新耳目，但是，關鍵在思想。當一個人能正確地認識“萬物之是非”時，他必然能脫離低級趣味。志趣改變了，就會鄙棄腐朽的生活方式；真理的陽光曬到了，毒菌就會滅亡；思想境界提高了，精神就會振奮。對於一切迷戀腐朽生活的病者來說，枚乘所開出的都是一劑對癥的良方。

西漢初期，新興地主階級曾經是革命的、生氣勃勃的；限於長期戰爭以後的社會經濟條件，這一階級的政治代表人物的生活也是比較儉樸的。據歷史記載，當時連皇帝都準備不出四匹毛色純一的馬來駕車，有些將相則隻能坐牛車。漢文帝劉恆在位二十三年，沒有大規模地增建過宮室園林，穿戴、車馬、玩好等也不講究。一次修建露臺，約需費用百金，劉恆嫌花錢多，就沒有建。他還要求自己的妃子衣服不得拖地，幃帳不得刺繡，用以提倡“敦樸”的社會風氣。

對於工商奴隸主的腐朽生活，新興地主階級也曾試圖從某些方面加以限制，例如劉邦曾經命令商人不得衣絲乘車，加重對商人的租稅等。但是到了枚乘生活年代的後期，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當時，工商奴隸主的生活已經奢侈得非常驚人，他們“衣必文采，食必粱肉”，連牆壁都裝飾著繡花絲綢。新興地主階級的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已經嚴重腐朽，皇族、公卿大夫等官僚們學著工商奴隸主的樣子，“爭於奢侈”，住的房子，坐的車子，穿的衣服都越出了自己的等級，“僭於上，無限度”。這些新貴族們已經突破了地主階級法律所劃定的界限，“無限度”地擴大了自己的享受特權。他們有的人，老婆多到幾百個，兒子生到一百二十多個，園林大到方廣三百餘裡。有的則公開揚言，做了“王”，就應該

每天“聽音樂，御聲色”，任意胡搞。

生活上腐朽的程度增加一分，革命朝氣就要減退十分。這些新貴族們雖然原屬於新興地主階級，但是，他們的生活糜爛到了這種程度，哪裡還會有什麼革命朝氣！哪裡還會保持得住西漢初期的那種生氣勃勃的精神！在腐朽生活的臭泥塘裡，他們已經被淹得奄奄一息，像“楚太子”一樣得了重病，快完蛋了。

枚乘的時代，漢王朝北部還存在著匈奴奴隸主侵擾的嚴重威脅，中原、東南等地區的奴隸主復闢勢力也正在磨刀霍霍，伺機蠢動，新興地主階級專政亟待鞏固。當時的先進思想人物都反對腐朽的生活，賈誼激烈地批判過那正在一天天發展的“淫侈之俗”，晁錯也曾總結過趙高篡權後秦王朝“宮室過度，嗜欲無極”的經驗教訓。枚乘和賈誼、晁錯的立場一致，所代表的是地主階級較低的階層，有一條爭上遊、鼓干勁的路線。他不願意看到本階級分子的糜爛、墮落，期望他們能從臭泥塘裡爬出來，關心鞏固新興地主階級專政的“天下”大事。《七發》是枚乘投向腐敗的新貴族們的一把批判的匕首，又是向他們敲起的一聲洪亮的警鐘。

二、政治規勸

《七發》還有著它的言外之意。

《七發》中，吳客曾經對楚太子說：“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從這一點看，它應該寫作於吳王劉濞等發動叛亂之前，是給吳國貴族們看的。

劉濞是劉邦的姪子，年輕時曾經參加過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亂的戰鬥。出於鞏固東南地區的需要被劉邦封為吳王，統領三郡五十三城。分封制是奴隸制的殘餘痕跡，被分封的諸侯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都擁有很大的特權。劉濞利用這些特權，在封地內恢復奴隸制剝削，開礦冶鐵，私鑄錢幣，煮海為鹽，積聚了大量的商品和貨幣，“錢布天下”，生活上也日益腐朽。他修建了龐大的園林，搜羅了無數珍奇玩好，過著“富於天子”的奢侈生活。

政治上的反動和生活上的腐朽是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政治上反動，生活上一定腐朽；生活上腐朽，政治上也必然日趨反動。在財富增加的同時，劉濞政治上的野心和生活上的貪欲都無限制地膨脹起來。劉濞這個“暴發戶”恨不得一下子把漢朝江山全部搶過來，化為自己皇座下面的私產。他長期裝病不朝，暗中大搞陰謀，廣泛招納奴隸主、亡命徒和被漢王朝追捕的反革命，把劉邦對他的期望完全拋到腦後，秘密勾結北方的匈奴奴隸主，竭力反對西漢王朝限制和削弱諸侯王的特權，陰謀推翻中央政權。這樣，劉濞這個新興地主階級的後代就墮落成為奴隸主復闢勢力的代表。

劉濞的蛻變不是個別的例子，也不是一個偶然的現像，舊制度的殘餘隻能滋生舊制度的政治代表，實行分封制的結果隻能培養一茬又一茬的奴隸主復闢分子和分裂割據分子。劉邦時代，發動叛亂的有淮南王英布等一批新貴族，文帝劉恆時代，發動叛亂的有濟北王劉興居、淮南王劉長等新貴族，而在景帝劉啟時代，和劉濞串連在一起的又有楚王、趙王、膠東王、膠西王、濟南王、淄川王等又一批新貴族。他們在經過了長時期的準備後，正在揣時度力，待機求逞。

把《七發》放到這一政治鬥爭的背景中去考察，那麼我們對它意義的認識就會更深一層。

《七發》中楚太子的病實際上是劉濞一類新貴族生活的寫照。楚太子的病不僅是身體上的病，而且暗喻劉濞一類新貴族政治上的分裂病、復闢病。枚乘是在通過生活問題含蓄地對劉濞等進行政治上的規勸。《七發》中，吳客批評楚太子有“浩唐之心”，“浩唐”就是浩蕩，它不是在隱約地批評劉濞之流正在膨脹的政治野心嗎？《七發》中，吳客還曾建議楚太子，接觸“世之君子”，“變度易意”。度就是計劃，意就是念頭，它不是在要求劉濞之流擺脫奴隸主勢力的包圍，親近地主階級，改變分裂、復闢的打算嗎？“久執不廢，大命乃傾”，這是妙語雙關，警告劉濞之流，如固執不改，必然垮臺完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這是在建議劉濞之流研究研究理論問題，搞清楚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不要逆歷史潮流而動了。

由於枚乘是劉濞手下的臣子，也由於劉濞反對革命的事業還處在彎弓待發階段，“其事尚隱”，所以枚乘隻能這樣苦心地、隱約地做文章。

在《七發》之外，枚乘還寫過《上書諫吳王》和《上書重諫吳王》兩篇文章，它們是《七發》的補充性的闡發。在《上書諫吳王》中，話還是暗示性的。“危於累卵，難於上天”，枚乘暗示劉濞：發動叛亂不僅危險，而且辦不到；人如果做了“棄義背理”的事，隻能自取滅亡。

當然，劉濞這種野心家是不會接受任何正確意見的，枚乘不願意再在他身邊待下去，便和鄒陽等人一起離開了他，跑到梁孝王劉武手下。

在《上書重諫吳王》中，由於劉濞反革命的弓箭已經射出，所以枚乘的話也就說得清楚明朗了。他警告劉濞，發動吳國的士兵去反抗西漢中央政權，就像用爛肉去踫利劍，一定要失敗。然而，利令智昏，劉濞正在自稱“東帝”，熱烈地做著皇帝夢。他自以為有了幾十年的準備，“積金錢，修兵革，聚谷食”，軍事上、物質上都已經有了相當基礎，必勝無疑。

一切反動派總是錯誤估計了形勢，劉濞起兵不到三個月，就被打得兵敗軍散。卅年準備，一朝垮臺，結果倉皇夜遁，被別人砍下腦袋，裝在盒子裡，到處傳觀。

《七發》中楚太子的“病”是好了，這反映了枚乘的善良願望；現實中楚太子—劉濞的“病”卻一天天嚴重，最終送掉大命，徹底完蛋，這反映了歷史的規律。

歷史上，凡是搞分裂、搞復闢的頭子，大都是改不過來的。

三、生活腐朽與政治變質

盡管《七發》對劉濞之流沒有發生作用，但是它所提出的問題卻是有意義的。在階級社會中，生活腐朽，政治變質乃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現像。

枚乘生活的時期，地主階級從總體看，還是一個革命的階級，它正在反對奴隸主復闢勢力，力圖鞏固新興的地主階級的專政，因此它纔可能提出這一問題。但是腐朽生活是剝削階級、剝削制度的必然產物，新興地主階級畢竟是剝削階級，它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歷史上一切剝削階級也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在《七發》中，枚乘提出以“要言妙道”來醫治腐朽享樂病，這一思想有它的深刻性，但是剝削階級不可能有這種真正的“要言妙道”。

徹底抵制腐朽的生活作風，永葆美妙的革命青春，這，隻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纔能做到。

方志敏同志曾經說過：“為著階級和民族的解放，為著黨的事業的成功，我毫不希（稀）罕那華麗的大廈，寧願居住在卑陋潮濕的茅棚；不希（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寧願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稀）罕舒服柔軟的鋼絲床，寧願睡在豬欄狗窠似的住所；不希（稀）罕閑逸，寧願受一天做十六點鐘工的勞苦……”

方志敏同志這段話所展示出來的乃是無產階級最美好的精神境界，無產階級之所以具有這樣的精神境界，乃是因為它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勞動階級，是肩負著解放全人類，徹底埋葬舊世界這一偉大任務的革命階級，是擁有馬克思主義這一“要言妙道”的階級。

今天，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還存在，有些人總想用盡一切辦法來和我們較量，其中，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就是他們進攻和腐蝕我們的手段之一，而我們隊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的蛻變也往往從生活作風開始。我們要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堅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堅持抵制資產階級生活作風。

列寧曾經說過：“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毛澤東由此指出：“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對於我們隊伍中的這種“一部分”，我們要建議他們讀一讀枚乘的《七發》，用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治一治自己的病。

錄自楊天石未刊手稿。

三說李商隱

王充以後又一人

提起李商隱，人們大體都知道，他是晚唐的一位著名詩人，很少人知道，他還是一位具有強烈反傳統思想的異端思想家，堪稱王充以後又一人。李商隱有一篇《上崔華州書》，中雲：

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耶？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

中國人過去有兩大弊病，一是好尊崇古代，一是好制造偶像。人們愛將夏、商、周說成是好得不能再好的黃金時代，把周公、孔子說成偉大得不能再偉大的超級聖人。於是，一切以古為法，以周公、孔子之言為準，似乎隻有這兩位纔有發現和掌握真理的資格，們的話，句句都是“道”的體現，人們隻要以他們的是非為是非就可以了。然而，李商隱偏不信這個邪，說是：“道”並非周公、孔子“所獨能”，我李商隱和周公、孔子同樣是人，也都能發現和掌握“道”（俱身之耳）。因此，治國、平天下（行道）不必區分今古，寫文章不必從經書、史書中找依據，也不必顧及當代忌諱。你看，李商隱的口氣有多大，多麼狂妄！幸虧唐代沒有“四人幫”一類人物，否則必定被打翻在地，被定成什麼“反周、孔分子”不可。

李商隱的上述思想是不是偶然的呢？不是。他還有一篇《容州結文集後序》，內稱：

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途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乎？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

次山結，中唐時期的一位文學家。大概當時有結“不師孔子”，這當然是個極為嚴重的批評，嚴重得可以丟官、抄家、身敗名裂，然而李商隱卻不以為然，一句“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表露出對孔子的幾分不敬；又一句“百千萬年，聖賢相隨於途中”，就將孔子擺到了一個正常的繫列中。真理的發展是一條既漫長又寬闊的歷史大道，在這條路上，前有逝者，後有來人，誰也不能壟斷真理，誰也不能終結真理，不會幾百年、幾千年纔出一個。“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列耶！”在李商隱看來，三皇五帝各有其治國、平天下之道，各不相師，各因所宜，自然孔子的那一套也不必師守不變。

自漢代儒學ding yu yi zun 後，孔子的地位就日漸升高，於是，有王充出而挑戰。中唐以後，韓愈作《原道》，把周公、孔子作為堯、舜以後代代相傳的“道統”重要環節，孔子的地位再次升高，於是有李商隱出而挑戰。明乎此，就會明白《舊唐書》為什麼批評李商隱“恃纔詭激”了。

古來情語愛迷離

龔自珍《天仙子》詞雲：

古來情語愛迷離，惱煞王昌十五詞，楚天雲雨到今疑。鋪玉版，捧紅絲，刪盡劉郎本事詩。

屈原的弟子宋玉寫過一篇《高唐賦》，敘述楚襄王遊高唐，夢中與巫山神女相遇，神女自稱：“旦為朝雲，暮為行雨。”後來李商隱作詩雲：“非關宋玉有微辭，卻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龔自珍詞中的“楚天雲雨到今疑”即從李商隱詩蛻化而來。

龔自珍本人寫過不少愛情詩，自然他也讀過不少古代的愛情詩。“古來情語愛迷離”，這一句話道出了中國封建社會中許多文人愛情詩詞的共同特點。它們往往是“不肯吐一平直之語，幽咽迷離，或彼或此，忽斷忽續，所謂善於埋沒意緒者”。這種情況，尤以李商隱最為突出。何以然？前人好以戀愛對像的神秘來解釋。這當然有其道理，戀愛屬於

私生活，誰願意說得明明白白！但是也還有別的原因。

和民間文學比較起來，中國古代文人的愛情作品相當不發達。這一主題，在許多情況下被封建統治者和封建禮教扼殺了。陶淵明的《閑情賦》雖然自稱目的在於“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但蕭統還是認為“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rdqu稹寫過不少“古今艷體”詩，但他在給白居易寫信時卻要特別聲明，目的在於進行思想教育。據他說，“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艷，因為艷詩百餘首”。由此想到，今天的女士們可真幸福，她們在描眉畫目、塗口紅、著時裝時不用擔心挨批判了。

唐代的禮教不像宋以後那樣嚴酷，但對李商隱也不是沒有影響。他的有些詩，明明寫愛情，卻偏要蓋上政治的紗幕。例如，他寫過一篇《西溪》：

悵望西溪水，潺湲奈爾何！不驚春物少，隻覺夕陽多。色染妖

韶柳，光含窈窕蘿。人間從到海，天上莫為河。鳳女彈瑤瑟，龍孫

撼玉珂。京華他夜夢，好好寄雲波。

據考證，此前李商隱死了妻子，本詩是悼亡兼懷念遠在京都的兒女之作。然而就是這樣一首詩，被傳到他的上司節度使柳仲郢那裡去了，幸而他的上司相當開明，不但不以為忤，反而和了一首。於是，李商隱上書致謝，但是他對寫作本詩的解釋卻是：“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陽，聊裁短什。蓋以徘徊勝境，顧慕佳辰，為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就是不肯承認這是一首抒發個人感情的作品。

情發於中，不能不寫，但是又不願也不能寫得顯豁明白，於是，就隻有讓它“迷離”了。“迷離”的辦法之一就是“無題”，不標題目，別人自然抓不著頭腦。有些詩隻以首二字為題，事實上也就等於無題。“迷離”的辦法之二是托之於花鳥蟲禽和神話人物，如蕭史、桃葉、王昌、阮肇、劉阮妻、萼綠華、杜蘭香、洛神、巫山神女、卓文君、牽

牛、織女等等。“迷離”的辦法之三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反正不讓你看明白。

李商隱的《無題》寫的大都是一種艱難的、磨折重重的、無望的，但卻又是一種真摯強烈、生死不渝的愛情。從詩中可知，相愛的男女主人公聚散離多，很難見面：

未容言語還分散，少得團圓足怨嗟。（《昨日》）

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春雨》）

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無題》）

不僅如此，男女主人公的愛情還可能是受壓迫、受摧殘的：

狂飆不惜蘿陰薄，清露偏知桂葉濃。（《深宮》）

為此，主人公忍受著巨大的痛苦：

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無題》）

然而，越是痛苦，越是相愛：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無題》）

這是一種刻骨銘心的相思，一種至死不改的愛情。在中國古代詩人中，將愛情悲劇寫得如此強烈，如此纏綿動人的，隻有一個李商隱。

詩如其人，李商隱對妻子的感情相當誠摯。還是前述那位柳仲郢，大概是憐惜李商隱喪妻後生活孤寂，要送一位名叫張懿仙的歌伎給他，但李商隱不願接受，上書謝絕說：“兼之早歲，志在玄門，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

在唐代，家裡有幾個歌伎，本是很普通的事。韓愈、白居易，誰不是這樣？但是李商隱不要。自妻子去世後，他思念舊情，忽忽不樂，於是，就一意事佛，“方願打鐘掃地，為清涼山行者”（《樊南乙集序》）這時，他 40 歲還不到。可見他對妻子很忠誠，忠誠得有點“迂”。李商隱出身貧寒，位不過“掌書記”（秘書），他的上司兼嶽則官為節度使，是方面大員。“結愛曾傷晚，端憂復至今”（《搖落》），可能他和妻子之間婚前有過艱難的相愛經歷，有些《無題》詩或許就是他們之間感情生活的記錄吧！

牙旗玉帳真憂國

李商隱的《無題》諸詩寫得太好、太有名了，所以他留給世人的印像大抵是個風流纔子和寫愛情詩的能手，其實他還有另一面，這就是，他還是一位憂國憂民的詩人。清人姚瑩《論詩絕句》六十首之一雲：

錦瑟分明是悼亡，後人枉自費平章。牙旗玉帳真憂國，莫向無

題覓瓣香。

姚瑩的這首詩有兩個缺點，一是論定李商隱的《錦瑟》是悼亡之作，過於武斷，其實它也可能是一首追憶生平的自敘詩。另一缺點是否定李商隱的《無題》詩，顯得道學氣重了點。不過姚瑩的這首詩的第三句：“牙旗玉帳真憂國”，以之論李商隱，卻是很正確的。

李商隱《重有感》首二句雲：“玉帳牙旗得上遊，安危須共主君憂。”全詩寫唐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當時宦官仇士良專權，皇帝被挾制，宰相李訓與鳳翔節度使鄭注等人合謀，以石榴樹上有甘露為名，引誘仇士良等前往觀看，準備乘機加以誅殺，但不料事機不密，反為所害。仇士良因之大殺朝官，株連千人。李商隱此詩表達了對宦官專權的憤恨，並期待在外手握兵權的將軍們能夠興兵除害。《重有感》之前，李商隱還寫了《有感》二首，也是為“甘露之變”而發。在那個“白色恐怖”時期，李商隱一而再、再而三地作詩議政，說明詩人正義感和責任感的強烈。

姚瑩之外，林則徐也有詩論李商隱道：

江湖天地兩淪虛，黨事鉤連有謗書。偶被乘鸞秦贅誤，詎因羅雀翟門疏。郎君東閣驕行馬，後輩西昆學祭魚。畢竟浣花真髓在，論詩休道八叉如。

——《河內弔玉溪生》

李商隱是有安邦定國之志的人，其《安定城樓》詩雲：“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表明他曾經想先做一番事業，回轉天地，然後歸隱江湖。林則徐此詩，首論李商隱的用世（天地）和退隱（江湖）之志雙雙落空，其原因在於他不幸做的女婿，被牽連到晚唐的牛李黨爭中，因此成了犧牲品。繼論李商隱的詩雖然後來發展為濫用典故的西昆派，但是李詩得到杜甫的“真髓”，不是溫庭筠一流所可以相比的。

把李商隱說成杜甫的繼承人，有沒有道理呢？有。除了上述為姚瑩所肯定的《有感》《重有感》之外，李商隱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灞岸》《壽安公主出降》等詩，或抨擊藩鎮割據，或哀嘆民生凋敝，都恰有與杜甫詩相通之處。他的大量政治諷刺詩在風格上雖與杜詩有異，但在關心國事民瘼這一層次上又並無二致。

在近代中國，認為李商隱繼承了杜甫的並不隻是林則徐一人。有位姜白貞，寫了一部《玉溪生詩解》，姚燮為它作過一篇序，中雲：“夫義山之遇，賈生也，而其心則杜老也。”後來成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也曾說過：“二樊忠愛有遺篇（樊川、樊南）”，以“忠愛”二字評價李商隱和杜牧，也是意在和杜甫相聯繫。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國勢凋敝，杜甫、李商隱的詩都曾流行過。有一陣子，杜甫的《諸將》成為眾多詩人模擬的榜樣。又有一陣子，李商隱的《有感》《重有感》成了眾多詩人模擬的對像。翻開清人魯一同、顧復初、陳玉樹等人的詩集，都可見模擬李商隱之作，有的干脆標明《甲午鼕日擬李義山〈重有感〉》，那是甲午戰爭中國人被日本人打敗的

時候了。

錄自楊天石《橫生斜長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第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