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目錄學研究新成果

本書為張宗友教授近十餘年來研習古典目錄學的論文選集。共選文十四篇，涉及《別錄》、《七略》、《晉中經簿》、《七錄》、《七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等代表性書目，以及劉向、劉歆、荀勖、王儉、阮孝緒、朱彝尊、紀昀及王重民等著名目錄學家。古典目錄學兼具學術史性質，關涉古典學術之各個層面；雖是入門之學，但在學術史、文化史、思想史等不同視角之觀照下，可以深入討論的問題極多，本書研究深入，多有創見。

張宗友，文學博士，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安徽金寨人。致力於經學文獻學、古典目錄學、朱彝尊及清代學術史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全國高校古委會項目、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南京大學“雙一流”建設“百層次”項目等各類課題多項。主編《清代學術史研究叢書》等。

叢書緣起

先秦學術，掌於王官，司理典籍，當有目録，官法治要，學問存焉。故目録之學，所起甚遠，《詩》《書》之序，稱名喻類，標揭指趣，即其萌芽。迨至向、歆父子，領校群籍，撰成《別録》《七略》，分爲六略三十八種，小序作述群書源流，書録撮舉各著大旨，體例雲備，斯學告成。自茲以降，類略有四分、七分、十二分之別，而經、史、子、集四部奠定於中古;解題則由敘録而傳録、輯録，乃至題跋記、藏書志，諸體大盛於清代。言其類別，或分官簿、史志、私目，鼎足而三;或曰綜合、專科、特種，畛域分明。撰者繼起，信校讎之總匯;代有佳構，實學術之淵棷。

昔阮士宗創“簿録”之部，隸次群目;鄭漁仲設“校讎”一略，縱論得失。晁氏書志，收藏家用求崖略;直齋解題，治學者藉覈異同。王應麟匯集藝文，考證《漢志》;馬端臨通録經籍，裁取衆説。精研流別，澹生堂首倡“通”“互”;遠承儉《志》，紅雨樓以傳述學。遵王敏求，究圖書之遞藏，辨別尤精;竹垞博綜，考經學之統緒，條析甚明。天祿琳瑯，載板本之承傳;《總目》欽定，集目録之大成。讎校佞宋，題識盛於蕘圃;考索書目，佚籍備於山房。若實齋通義，深明道術精微;而文史考鏡，重學術源流。西莊商榷乙部，揭櫫讀書之門徑;文襄作育人材，推美治學之良師。任公西學，納諸史表;太炎好古，徵彼闕文。孫德謙由委溯源，舉例纂微;陳援庵沿波挹流，四庫探勝。開示方法，汪闢疆講論於南雍;燭照幽微，餘嘉錫授學於京師。治者日衆，成果益豐。姚名達撰就學史，規模甚至通考簿録，多聞守約。或廣校讎，勒爲專著;或抒己見，單篇別行。千帆競秀，騰蛟起鳳;學脈承紹，踵美繼興。

方今東西會同，學術昌明，斯編蔚起，欣逢其盛。守正出新，冀發未盡之覆;薈粹群言，庶臻益進之境。大雅君子，幸屬意焉。

金寨張宗友，壬寅鼕寫於南大啓園

壹領校群書，略序洪烈:論劉向、歆父子與文獻傳承

漢代劉向（字子政。前七九—前八。彭城人）、劉歆（字子駿。前五〇—二三）父子領校群書，是中國學術文化史上的一大盛舉，其意義，可能僅次於孔子對《六經》之整理與傳授。當孔子之世，周室衰微，舊王官之學逐漸瓦解，《六經》不再爲王官所獨專，孔子遂能以之作育人纔，並且有教無類，開創私學傳統。時百家蠭出並作，盛況空前。至秦漢之世，以周天子爲共主的封建制帝國，一舉變爲以首的郡縣制中央集權帝國，而迄至成帝世，與西漢一代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相適應的文獻體繫卻沒能建構起來。這正是劉向、歆父子校書的歷史使命所在。

長期以來，關於劉向、歆父子領校群書這一重大文化事件，學術界以《漢書》王傳》《藝文志》等篇）及《新序》《説苑》等文獻爲依據，分別從校勘學、目録學、政治學、思想史等層面進行了縝密的研究，取得了諸如《劉向歆父子年譜》（錢穆著，見《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劉向評傳》（徐興無著）等爲代表的學術成果，堪稱豐碩。近年來，從文獻文化史的角度來發掘重大文化事件的文獻傳承價值關於文獻文化史的理論建構與學術意義，詳程章燦《“文獻文化史”主持人語》（《南京大學學報》，二〇一三年第三期，頁一一〇）、《書籍史研究的回望與前瞻》（《文獻》，二〇二〇年第四期，頁四—一五），趙益《從文獻史、書籍史到文獻文化史》（《南京大學學報》，二〇一三年第三期，頁一一〇—一二一）、《論中國古代文獻傳統的歷史獨特性:基於中西比較視野的思考》（《文史哲》，二〇二〇年期，頁一二三—一三二）等文之討論。，成爲重新思考、發現歷史真實及其意義的重要視角。準乎此，以下試從三個方面討論劉向、歆父子在文獻傳承上的重大貢獻。

一、 校理典籍，形成傳世文獻的官方定本

上古之世，知識壟斷於巫、史之手，文化典籍由周天子任命的官員掌握，文獻傳承即依賴於官守相繼、師弟傳授。關於王官之職掌與先秦典籍之興起、學術之發生，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原道》中表述得爲精要:

古無文字。結繩之治，易之書契，聖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蓋不得已而爲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殫也，聖人爲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從而紀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書，故官守其書;有書斯有學，故師傳其學;有學斯有業，故弟子習其業。官守學業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爲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私門無著述文字，則官守之分職，即群書之部次，不復別有著録之法也。章學誠《校讎通義》卷一，載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頁九五一。

“私門無著述文字”的狀況按:羅根澤先生“遍考周秦古書，參以後人議論，知離事言理之私家著作始於戰國，前此無有也”。因撰《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説》一文:上篇“實證”，包括“戰國著録書無戰國前私家著作”“漢志所載戰國前私家著作皆屬僞托”“左國公穀及他戰國初年書不引戰國前私家著作”“春秋時所用以教學者無私家著作”等四節;下篇“原因”，包括“孔子以前書在官府”“戰國前無産生各家學説之必要”“僞托古人以堅人之信”等三節（載氏著《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頁一三—六二）。徵引繁富，立論堅確，將章學誠“私門無著述文字”之説實證化、具體化。，到了春秋時期得以打破，因爲王室衰微帶來的一大後果就是王官之學開始失散，流播民間，王官對於文獻傳承的壟斷權開始分散，向民間下沉;諸子之學應運而生，王官之學的核心文獻——《六經》，就成爲諸子的學術淵藪。諸子百家根源於但又不拘泥於王官之學，各騁其説，以取合諸侯，而儒、墨二家尤稱顯學。各家學説通過師弟、父子相傳，學派精神或核心文獻往往經過數代人之手，呈現出一種層累式增益的生成特點。這種生成特點，決定了某一學派的核心文獻往往處在不斷增益以及流動的過程之中——其起點當然要追溯到春秋時期。隻有當社會的進程發生劇烈改變，某一學説及其核心文獻失去了繼續增益的可能性時，該學派的代表性著述纔有可能終凝固下來餘嘉錫《古書單篇別行之例》:“古之諸子，即後世之文集……既是因事爲文，則其書不作於一時，其先後亦都無次第。隨時所作，即以行世。論政之文，則藏之於故府;論學之文，則爲學者所傳録。迨及暮年或其身後，乃聚而編次之。”（載氏著《古書通例》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頁九三）李零《從簡帛古書看古書的經典化》:“除了經歷史淘汰，剩下來的古書，還有我們從垃圾箱裏撿回來的古書，就是我們講的簡帛古書。……比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楚國竹簡，我能分出來的種類至少有一百種。當然，這一百多種，全都是單篇。”（載氏著《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〇〇八年，頁四七一）。通過《漢志·諸子略》可以看到，雖然某一學術流派的文獻通常以該派核心人物命名，但並不意味著該文獻僅僅反映核心人物的思想;事實上，它是一個學派精神創造的集合體，而且還經過了劉向、歆父子校書群體嚴密的校勘與精心的取捨。

時代巨變意味著既有權威的消解，失去禁忌與封鎖的知識群體必然帶來思想學術的繁榮，各種新文獻因此不斷産生。秦始皇統一六國，使諸子學説得以繼續存在與發展的慣性被打破。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推行的焚書政策，使六國文獻與諸子學説遭受巨大劫難，大批文獻被焚，或隱伏民間，不得行世。這種局面直到漢惠帝四年（前一九一）廢除挾書之律後纔得以改觀。經過漢初數代的徵求遺書、建策置官，存世文獻纔又大量集中、充盈於官府。

劉向、歆父子領校群書，對存世典籍進行了全面的校理，使先秦以來的傳世文獻，首次有了官方定本。這是劉向、歆父子在文獻傳承方面的學術貢獻。

劉氏父子所撰《別録》《七略》，後來亡佚，所校文獻總量，隻能依據班固《漢志》的記載: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引按:班氏自注雲:“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班固《漢書》卷三〇，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頁一七八一。

由於班固《藝文志》是在《別録》《七略》基礎上刪省移增而成的按:“刪”指刪去各書之書録，而僅保留簡略之題注;“省”指“省兵十家”，即省去《兵書略》中的十家;“移”指散《輯略》之小序於各略、各類之後;“增”指“入三家，五十篇”。清代學者姚振宗俱有考證，如指出所入三家爲劉向、揚雄、杜林等。（參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卷六，見王承略、劉心明主編《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第三卷，清華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頁四五三），所以，劉氏父子所校文獻總量，當據班氏自注加以推算，而實際上應該是:六略，三十八種，六百零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