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清初歷史現場，再現海疆文學盛況。

《流動與浮沉：吳興祚海疆幕府文學研究》著眼於明清海疆幕府文學的演變譜繫，就清初名宦兩廣總督吳興祚幕府中的文學創作、文人群體以及文學與社會學之互動等維度予以繫統發掘，還原吳興祚海疆幕府的文學創作實績與發生機制，闡釋其文學價值與文化意義。在文學社會學與文本細讀這兩大研究方法的統攝下，本書善於在知人論世和審美感知的基礎上展開合理推論，開掘埋沒於歷史褶皺的遊幕文士個案，並注重歸納一代文學風氣之轉型，尤具學術開拓價值。進而，本書考察明清時期全球化進程下的中國文學發展新動力及其文壇反映，試圖為明清文學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

周慶貴，男，山東臨沂人，上海交通大學文學博士，上海市美學學會會員，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會員。主要研究明清文學、古代文學與地域文化等，積極探索舊體詩詞的當代傳承與創新。著有《陸家嘴與上海文化——上海陸氏家族文化研究》（合著）、《燕子山詩詞稿》等。

序

海洋是當今受人類關注的地理空間之一，作為文化空間的海洋也日益受到學術界關注，湧現出一批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或聚焦某一作家、某一文學樣式，或闡釋某一海洋文化現像，對於學術史的構建皆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倘若說其中有一些遺憾，或者說我們對該領域研究有更多期待的話，我想，通過某一種文體或文化現像來揭示它們與海洋空間的深層聯繫，探尋其間相互影響的客觀規律，還有大量工作要展開。就這一點而言，周慶貴博士的新著《流動與浮沉：吳興祚海疆幕府文學研究》著眼於明清海疆幕府文學的演變譜繫，選取清初名宦兩廣總督吳興祚幕府中的文學生態作為典型樣本加以考察，就該幕府中的文學創作、文人群體（文學流派）以及文學與社會學之互動等維度予以細致發掘，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上述遺憾，填補了若干學術空白。

該書明確提出“海疆幕府文學”的概念，是一項學術創新，甚至堪稱一個學術增長點。按照作者給出的定義，“海疆幕府文學是在海疆幕府這一特殊的文學群落生態下，海疆幕府文士以海疆為創作背景或以海疆為書寫對像的文學創作活動和文化現像。它以幕府為群體的聚合中心，面向廣闊的海疆時空，以幕府見聞、時代際遇、生命體驗等為材料展開藝術創造”。以此概念為起點，作者構建起海疆幕府文學史的框架，尤其是明中期以降，伴隨中西方海上交流的突飛猛進，海疆幕府文學的發展進程顯著提速，直至晚清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時期，海疆幕府文學一直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據我了解，“海疆幕府文學”這一概念的明確經過了多年醞釀。早在數年前，上海交通大學朱麗霞教授即連續出版了《海上絲綢之路與十七世紀太倉文壇》（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版）和《海上絲綢之路與16至17世紀中國文壇：以胡宗憲浙江幕府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兩部專著。這兩部“姊妹篇”堪稱海疆幕府文學研究領域的奠基之作，以海上絲綢之路為牽引，將幕府與文壇綰連為一個有機整體，展現了海疆幕府文學研究的巨大潛力以及海疆幕府文學作品強大的藝術張力。雖然這兩部著作尚未提煉出“海疆幕府文學”的概念，但卻是在這一研究理念和方法的指導下產生的重要成果，這些成果又反過來促進了“海疆幕府文學”概念的成熟，終借助jiaoyu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明清海疆幕府文學研究”（GKZY090007）走進學術界視野。慶貴博士充分認識到這兩部著作之於海疆幕府文學研究的奠基意義。慶貴博士是朱教授的高足，長期受到朱教授治學氣像的熏陶，所以我們不難從這部新著中覓見朱教授幕府文學研究的“基因”。

該書依托扎實的文獻功底，就埋沒於歷史褶皺中的遊幕文士及其作品予以開掘。書中重點觀照的吳興祚海疆幕府中的作家有萬樹、屈大均、易宏、呂師濂，他們的經濟生活與文學創作之關繫是研究者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該書對此有相當充分的闡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山陰文士呂師濂，本書以一章的篇幅詳盡論述其家世、生平、交遊和文學成就，並為這位集詩人、志士與名士等身份於一體的清初傳奇人物梳理了年譜，大有發覆之功。呂師濂作為明朝大學士呂本的後裔，早年與魏耕等“通海案”的主犯過從甚密；壯年進入吳三桂幕府，全程參與“三藩之亂”，高居“工曹”之位，協助殺害福建總督範承謨；“三藩之亂”後，埋名避禍，轉入吳興祚兩廣總督幕府。呂師濂的詩歌創作在清初文學史上頗具特色，正如姚文燮所總結的：“黍字之腕麗眼疾，膽粗思巧，人知奇之，不知其所以奇者，則在神與骨，又在乎其心悲，其氣銳，悲乎人忘乎悲之時，銳乎人盡乎銳之後，忍乎其所不忍，成乎其所必成者。”（《呂黍字何山草堂辛壬癸三集序》）“悲”“銳”“神”“骨”諸語道出了呂師濂異於時人的文化心理結構和文藝創作宗尚。當呂師濂亡命嶺南，海疆幕府生態導致其文學創作發生微妙變化，開始填詞和戲曲創作，從“抒憤”向“娛樂”遊移。慶貴博士敏銳地捕捉到該特征，由呂師濂這一個案發現海疆幕府文學生態對於文人個體乃至文學群體（流派）創作的塑造，也從中歸納出一個時代的文學風氣之轉型，是本書相當精彩的章節。

文學社會學與文本細讀這兩大研究方法的交融並重也是該書的一個顯著特點。當下的文學研究或多或少存在重方法輕文本、重史料輕文藝、重文化輕文學的弊病，這不能不說是“以詩證史”思維的流弊，或者說是文學為歷史、哲學打工的誤區。雖然近年來不乏學者呼吁文學研究應當回歸文學本位，從文學中來，到文學中去，但是積重難返，這一局面的扭轉仍需青年學者不懈接力。慶貴博士在緒論部分指出，本書的研究方法是努力在文學社會學和文本細讀之間尋求一個均衡點，這對於一名博士研究生而言可以說是“思出其位”的——然而，這樣一份“思出其位”正是值得肯定和鼓勵之處。

在上述研究方法的統攝下，本書善於在知人論世和文學審美感受的基礎上展開合理推論。例如，呂師濂在康熙三年以前的行蹤非常隱秘，這給研究者探尋其思想狀態造成困難。慶貴博士從呂師濂的作品入手，旁及同時期文人的酬贈之作，認為此際的呂師濂在江南一帶參與秘密抗清活動，將其定位為“志士”。雖然這一點並無直接證據，但是通過第三章的相關考證卻十分令人信服。又如，呂師濂在吳興祚海疆幕府創作完成戲劇《金門馬》，由於該劇散佚不傳，所以學界對於該劇的主題尚未有清晰認識。慶貴博士通過吳興祚在閩海的履歷，以及呂師濂的思想演變和文學創作風格，提出《金門馬》主題的兩種可能性：或是懷念盤踞東南海疆的南明鄭成功力量，或是歌頌吳興祚在閩海的功績。這也是有見地的。

整體看來，中國古代的海疆幕府文學以明清兩代為壯旺。自胡宗憲組建幕府於浙江抗倭，唐順之、茅坤、徐渭、瀋明臣、王寅等文士雲集，成為文學思潮交彙的一個重鎮；同時，海疆幕府文學與時代主題緊密結合，煥發出嶄新的藝術生命力。甲申之變，南明鄭成功集團蟠據東南海上與清廷展開曠日持久的對峙、征伐，其間大大小小的幕府漂泊海上，不勝枚舉，“夫海，固今日忠義淵藪也。中多古嶠，逋臣處士，率抗節其間”（張煌言《羅子木詩序》）。吳興祚總督兩廣，“循良首敘群僚率，智勇全羅大幕張”（杜首昌《上大司馬吳開府伯成》），達到海疆幕府文學的一個高峰。此後，雖然清朝經歷漫長的“閉關鎖國”，但是海疆的大門終究難以完全閉合而與世隔絕，無論是鴉片戰爭，還是甲午戰爭，海疆幕府文學依然存續。縱觀中國海疆幕府文學史程，有中華民族的輝煌也有衰敗，有慘遭欺凌也有頑強抗爭，這些都在海量作品中有生動記錄。就此展開深入而持續的研究具有相當厚重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有益於提煉民族精神，助力中華民族復興。

海疆幕府文學研究任重道遠，頭緒繁瑣，誠如慶貴博士所提出的：“目前已延展出諸多研究方向與思路，如：海疆幕府文學的發展史程是怎樣的？它對中國文學產生了哪些具體影響？它對於海外文化有哪些吸收和呈現？作為文學題材或創作傳統之一種，它有何規律和風格？海疆幕府的典型個案有哪些？”吳興祚兩廣總督幕府的文學生態頗具代表性，就此先予剖析可為海疆幕府文學研究尋得一個突破口，並為後續研究奠定基礎。當然，每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學術任務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我期待慶貴博士在朱教授的引領下披荊斬棘，不斷開拓學術的原野。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