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優伶》序

徐海清

一直以來，文藝作品——小說、戲劇、影視，成為人們了解民國優伶從藝生涯，尤其是他們生存狀態的主要來源，以至其覆蓋面、影響力大於敘寫、評述名伶的傳記乃至當事人的回憶錄。例如：由田漢編導，首演於1927年，1957、1979、2018年再由北京人藝三次新排重演的話劇《名優之死》；上世紀四十年代面世、有“民國言情小說”之稱的《秋海棠》，以及後來據此改編的同名戲曲、電視劇；六十年代謝晉導演、謝芳和曹銀娣主演的《舞臺姐妹》及其後同名電視劇；八十年代由周孝秋、劉敏演出的長篇蘇州評彈《筱丹桂之死》；九十年代由關景鵬執導、張曼玉與秦漢等主演的影片和劉錦雲編劇、林兆華等導演的話劇《阮玲玉》；新世紀頭十年裡，由嚴歌苓等編劇、陳凱歌導演的知名中國電影，讓年輕人近距離見識了中青年時期《梅蘭芳》的菊壇奮鬥經歷和情感生活。

除了《梅蘭芳》，上述其他幾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或主要人物的命運都可以用不幸、悲慘來形容。《名優之死》中以清末著名須生劉鴻升為原型的主角劉振聲，被活活地氣死在舞臺上；《秋海棠》主角的原型是當年天津京劇名家劉漢臣，故事取材於真實事件；有“半部越劇史”之譽的《舞臺姐妹》中被迫害致死的商水花，其原型就是筱丹桂，她服毒自殺前留下的遺言是 “做人難，難做人，死了”；“女神”阮玲玉則因痛感“人言可畏”而撒手人寰。

如果說，這些經典文藝作品以典型個案，反映了舊社會普遍存在的優伶生存狀態，那麼，80多年前，有朱雙雲先生在報紙上連載《中國之優伶》時，自雲以“俾國人得以知優伶生活之苦、遭際之慘、環境之惡、前途之危、影響於社會之大，而謀有以改善之乎”。應該說，他寫此稿與後來以民國優伶為對像進行創作演藝活動的文藝家們的“動機”是一致的。

朱雙雲（1889—1942），上海人。1913年，二十出頭的朱雙雲便跟隨中國早的電影編劇、導演之一鄭正秋創辦新民新劇社；次年，他撰寫的《新劇史》出版，繫迄今為止一部中國早期話劇編年史。時人贊“朱雙雲先生於戲劇一道，研究有素”，是基於他是個能“遊走於戲曲與新劇之間的人物”，“其創作的諸多舞臺劇，都帶有明顯的皮黃印記”。

20世紀60年代初，著名報人曹聚仁在香港的《循環日報》上開闢介紹上海歷史沿革的專欄，其中對朱雙雲的介紹，足以幫助我們認識即便在今天的梨園界恐怕也鮮為人知的“朱雙雲這一個人”。曹先生說，“此人在舞臺上不過做一個不重要的角色”，但他有四大“本領”：一、擅長籌資創辦戲院、組織劇團，“他邀角色有獨得之秘，好角色往往被他一網打盡”。二、他編排的戲總可以賣錢。三、他的派角尤有獨到之處，善於使人發揮他的“隱藝”。四、“他的戲劇廣告更能自成一家，有吸引力”。他不僅能創作，而且擅長經營。曹先生譽其為“戲劇事業家”，“實在有提出來投標介紹之必要”。

除了曹先生概括的四大“本領”，朱雙雲還有一大本領，或者說一項功業也有特別介紹之必要，那就是他對當時中國伶人生存狀態的關注。憑借他經營戲劇足跡涉及經濟社會和文化相對發展較快的上海、漢口、湖南和北平等地，與各地伶人有直接、深入的交往，對他們的生活有全面、切實的認知，終於得以成就《中國之優伶》。

而今，這一成果從80多年前發黃易碎的報紙上，將那些模糊難辨的殘篇遺作變成一本新書，得以重見天日，全賴滬上趙驥博士5年來孜孜矻矻，憑一己之力查尋、輯錄、校勘、注釋。其鍥而不舍、“甘把板凳坐得磨去一層”的精神令人欽佩。

《中國之優伶》為中國戲劇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提供了一組比較繫統的史料，並在梳理這些史料的基礎上提出了頗有價值的見解。

如今，經過輯錄、校勘、注釋，終出版《中國之優伶》的意義至少有三種。

一、珍貴的戲劇史文獻意義。作為“戲劇事業家”，朱雙雲在各地“與諸伶遊”，耳濡目染伶界演劇與日常起居之情狀，“又以探討劇聞為務”，“於梨園珍聞，尤盡得無遺”。《中國之優伶》保存了大量史料，例如從收入與開支角度真實地披露“優伶之家庭及其生活”；又如對伶人從坐科學藝，到出科成名之後生活狀況的詳細記載，對女伶尤為悲慘的境況及“女伶多墮落之原因”的述評；再如對伶人宗教信仰的深度揭示，尤其指出，即使是比戲曲界伶人受教育程度高的話劇界伶人，也十分迷信。凡此種種，都向世人展示了民國時期伶界社會不為人知的一面。而伶界商演競爭之激烈一節中關於“爭‘牌子’”“爭名譽”情狀的羅列，與電影《梅蘭芳》中這位未來“伶界大王”年輕時和老藝人“十三燕”一爭高下的戲份，實乃有一點相互發明之功效，但從文獻意義的角度看，虛構的文藝作品畢竟難以與紀實作品相比肩的。

本書的文獻意義還特別體現在朱雙雲對史料的分析整合能力，例如對伶人這一社會階層產生過程的總結，對上海遊藝場中新劇演出的重視，無不表明他確如趙驥先生所言，是一位出身“草根”階層的戲劇史學家。

二、戲劇史研究的當代觀照意義。他將戲曲與話劇視為一個整體進行考察的“大戲劇”觀及其對於戲劇的分類，對當下戲劇藝術領域的改革、轉型、發展，不無具有啟示意義；“優伶之通病的揭示”，對業內自律、摒除歪風陋習也不無兼具警示意義。

三、戲劇知識普及的認知意義。書中有關中國戲劇史的知識點俯拾皆是。例如何謂“下海”？今人多能道出一二。但朱雙雲在解釋這一伶界術語時寫道：票友轉為職業演員，之所以稱之為下海，是因為“優伶自知所業之苦，不啻置身苦海之中，而莫能自撥。不意彼安居岸上之人，竟有以身入海為快，紛紛自墮於海者”。這種不足為外人知曉的感受，唯朱雙雲那樣與伶界融為一體者，纔有可能獲悉。

趙驥先生花工夫為《中國之優伶》所做的大量注釋，不僅便於今人閱讀此書，也增加了本書的附加值，非常值得稱道。

 今年恰逢朱雙雲先生誕辰130周年，文彙出版社推出《中國之優伶》，遵囑擬序，謹以此向這位迄今還沒得到足夠重視的先賢致以應有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