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漢卿的時代及他的認識

同曲作家一樣，關於關漢卿生平的資料非常少。因此，對於關漢卿的生辰與去世日期隻能間接通過材料推論，不能斷定確切的時間。近來較為具體的說法是，他生於１２２６年前後，卒於１３００年左右。他出生時恰逢金朝中都（今北京）被蒙古攻陷（１２１５），便遷居汴京（開封）勉強持續。因此，可以說他一生大部分生活在蒙古帝國（後稱&ldq“）統治時代。更具體一點地說，太宗窩闊臺治世（１２２９—１２４１）前夕，卒於世祖忽必烈治世（１２６０—１２９４）後。

有趣之處是關漢卿人生活躍、鼎盛時期與忽必烈治世時期相重疊。更加有趣的是忽必烈治世時間與馬可·波羅到蒙古帝國旅行的時間幾乎吻合。馬可·波羅於１２６０年離開故鄉威尼斯，並於１２９５年從中國南方的泉州踏上回鄉之路。因此，關於忽必烈的歷史評價，以及馬可·波羅對同時代的記錄，對關漢卿所處時代的認識及其作品世界的理解都非常重要。

忽必烈認為蒙古大汗當為中國皇帝，將燕京稱為大都。他在中國人之間作為寬厚的仁君的形像而廣為人知。為了統治中國，他在以中書省為中心設立新政府時，主要以華北漢人為主任命官吏。在蒙古君主之中，他應當屬於對中國文化有深厚理解的帝王。忽必烈任用漢族人，特別優待熟知儒教的文化人，因此南方的道學纔得以進入華北並盛行。眾所周知，道學，即理學作為官學的規代，賜予孔子的謚代。忽必烈所執掌的大帝國的出現，促進朝的經濟繁榮。他撤廢有史以來的國境，並向所有人開放了廣闊的市場。總而言之，對忽必烈及其時代的評價大體上是肯定的。

馬可·波羅的眼睛所看到的忽必烈及其時代也是基本相同的。他記述了忽必烈是“從祖先亞當到現在為止，比任何人擁有更多百姓、領土和財物”的人物，他是百姓們真正愛戴的仁慈君主。下文具體事例也再次驗證。

大汗派遣使者到國內各地巡視，考察臣民的莊稼是否由於惡劣的氣候、風雨的侵襲，或蝗蟲和其他天災的侵害造成了歉收。如果出現了這些災禍，他不但免除當年應納的賦稅，而且，從他的皇家的倉庫裡，拿出足夠的谷物進行賑濟，提供人民的口糧和種子。

為了這個目的，他在大豐之年，特令各省大量購買百姓合用的谷物，分別儲藏在幾個省份的皇家御倉裡。在谷物的收藏和保管方面十分認真，做到屯積三四年的時間，也不會發生腐爛。根據他的命令，這些皇家倉庫，始終要倉廩充實，以便保證荒年的亟需。如果遇上這種荒年，他賣出谷物的價格，僅等於市場價格的四分之一。與此同時，如果任何地區的牲畜發生大量死亡，大汗就把從別省征來的什一稅，作為損失者的補償。這種什一稅本來是屬於他自己的。大汗的整個心思，的確，都傾注在幫助他所統治的人民的這件大事上，使他們能夠有力謀生並增進產業。

馬可·波羅談到忽必烈這樣的舉措並不是一次性或短期的，而是１年之中所施行的，因此，難怪百姓愛戴他，甚至視其為神一樣地崇拜他。如果馬可·波羅所述屬實的話，那麼處於壯年的關漢卿又怎樣看待忽必烈及他統治的時代呢？他不會認為那個時代是暴君統治的黑暗時代。盡管沒有直接言及關漢卿關於時代認識的材料，但是，南宋滅亡後，通過所吟誦首都杭州的【南呂·一枝花】《杭州景》（以下簡稱《杭州景》），完全看不到將所處時代稱為黑暗時代的影子。

【南呂·一枝花】《杭州景》

普天下錦繡鄉，寰海內風流朝新附國，亡宋家舊華夷。水秀山奇，一到處堪遊戲。這答兒忒富貴。滿城中繡幕風簾，一哄地人煙湊集。

【梁州】

百十裡街衢整齊。萬餘家樓閣參差，並無半答兒閑田地。松軒竹徑，藥圃花蹊。茶園稻陌，竹塢梅溪。一陀兒一句詩題，行一步扇面屏幃。西鹽場便似一帶瓊瑤，吳山色千疊翡翠。兀良望錢塘江萬頃玻璃。更有清溪綠水。畫船兒來往閑遊戲。浙江亭緊相對。相對著險嶺高峰長怪石。堪羨堪題。

【尾】

家家掩映渠流水。樓閣崢嶸出翠微。遙望西湖暮山勢。看了這壁，覷了那壁。縱有丹青下不得筆。

詩人本來就比任何人都要敏感。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當詩人面對一個國家或王朝滅亡時，發出“黍離之嘆”似乎已成為一種慣例。然而，上文中我們找不到“山川依舊，人傑何在”的感傷。了解當時情況的話，或許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因為當時南宋朝廷攝政的謝太後向蒙古軍總指揮伯顏投降（１２７９），所以杭州免於戰禍，依舊保持繁榮的景像。而目睹這一切的民眾並沒有罷市，依舊和往常一樣繼續交易。關漢卿很自然地接受了杭王朝屬地，而且認為此地仍然是玩樂風流之地。

關漢卿與馬可·波羅眼中的杭州驚人地一致。馬可·波羅堅信杭州是世界上偉大的城市，因而采用大量的篇幅來詳細描述，而這一切似乎是為關漢卿《杭州景》所作的注釋一般：毫不吝惜地詳細記載了百餘裡整齊延綿的街道，萬餘家閣樓和擁簇的住宅。另外，正如關漢卿所感受到的杭州一樣，它是充滿風流娛樂的城市，如下描寫道：

市民們頭腦中充斥著這樣的想法，結束一天的工作，即使幾個小時，也要投入妓女們的溫柔鄉。在遊船或城市中行駛的馬車中享受快樂。

杭州因出色的自然風光而廣為人知。關漢卿曾稱之為“普天下錦繡鄉”，又稱之為“寰海內風流地”。馬可·波羅似乎已經詳細地說明了其理由，那便是以女人和妓女為代表的娛樂。娛樂文化是市民文化，它以商業經濟發達為前提。實際時期杭州通過海外貿易，成了繁榮的商業中心。

綜上所述，可知關漢卿與馬可·波羅對忽必代社會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的認識並不是毫無根據的主觀產物，基本上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因此，關漢卿認為&ldq代等同於黑暗時代”的假定是不成立的。另外，在蒙古族的統治下，關漢卿作為漢族人持有強烈的民族意識的假定應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