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賀州學院設計學院的邀請為《瀟賀古道與我國陶瓷藝術海外傳播研究》一書作個引導並序，深感欣慰。與賀州市及賀州學院雖有接觸，但還是了解不深，所以遲遲不能脫稿。幸好這是一個資訊發達的時代，總結梳理一下也不再是什麼難事。
賀州，自西漢始已有2000餘年的歷史，是溝通中原和嶺南地區的重要節點。《晉書·地理志》：“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宋人周去非《嶺南代答·卷一·地理門》：“入嶺南之途有五，‘自道（道州）入廣西之賀（臨賀）四也’。”說明道州至賀州的這條古道屬於五道中的第四條。清代地理學家顧祖禹在《讀書方輿紀要·卷八十一》中說，秦末尉佗如不在桂嶺拒防，其後果必然是，北兵“從道州而風馳富川、臨賀之郡，則西粵之藩籬盡決矣”，文中說明了這條“新道”的具體走向是“道州—富川—臨賀新道”。它是在楚越嶺口“古道”的基礎上擴築而成，是一條水陸兼程，以水路為主的秦通“新道”。這條古道北連瀟水，南接賀江，所以人們將之命名為“瀟賀古道”。
始道州，出臨賀，北接中原腹地，南達大海，遠播海外。因此，瀟賀古道的地理位置極其重要。歷史上，賀州曾經是繁榮之地；而現在，賀州市的經濟發展雖相對落後，但文化資源極其豐厚。
獨特的地域文化資源培養了一支年輕而富於活力的地方藝術學術研究隊伍，從我的角度觀察這支以賀州學院相關青年學者為主的群體，大概有如下特征。
首先，搶抓地域文化藝術資源，學術研究隊伍日漸成長。積極參與國家、省部級課題研究，為弘揚地域文化和地區經濟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近年主持國家藝術基金、*人文社會科學、廣西哲學社會科學等省部級項目10餘項，如此密集的藝術研究工作，對於一個由師範教育轉型的地方院校而言確屬不易，在同類院校中也可以說表現強勁。
其次，學術研究涉獵廣泛，成果逐步顯現。近年來該群體的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如張鋒的宗祠建築藝術研究，張桂紅的風水林文化研究，陸俞志的瑤族服飾研究，周國泉的瑤族繪畫研究，王雪艷的陶瓷藝術研究，等等，如此豐富的學術研究觸角，讓我感受到了一個學院發展所迸發出的學術朝氣和青年學者對地方文化的摯愛和執著。
在近代瓷學研究史上，可劃分兩個階段，一為文獻考證階段，一為考古調查發掘階段。20世紀30年代以前，學者們主要依據有關文獻中的陶瓷記載進行考證，諸如《唐六典》《唐書》《新唐書》《茶經》《全唐詩》等典籍，尤其以後的陶瓷著錄、筆記及方志，如蔣祁的《陶記》、曹昭的《格古要論》、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大清一統志》等書，均具學術和工藝參考價值。《陶記》對當時制瓷的分工、原料及產地、成型、施釉、裝飾工藝、裝坯、焙燒、銷售等，都有詳細的敘述，概括了某一歷史階段中國陶瓷發展史的重大作用。《天工開物》其中專設一卷敘述制造陶瓷技術，細述“共計一坯，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對制瓷每一項操作，記載都很詳細。成書於明代的《古格開物·下卷》有“古窯器”論一章，也較完整地敘述了明代以前的各大名窯。這些文獻對後世研究陶藝極有影響，也為地方藝術研究提供了學術依據。
《瀟賀古道與我國陶瓷藝術海外傳播研究》可以說是一次繫統地研究瀟賀古道與我國陶瓷史影響的論著，文中大量采用了文獻研究與考古窯址相結合的方式，佐證了瀟賀古道對我國陶瓷藝術海外傳播的應有地位。
中國陶瓷藝術之所以備受矚目和關注，在於歷史經濟與文化貿易的發展過程中，陶瓷的傳播較頻繁並與海外運輸非常密切，其中瀟賀古道對中國陶瓷藝術的對外傳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相比於絲綢之路的家喻戶曉，瀟賀古道至今知者甚少，今天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曾經作為連接山水之間的陶瓷藝術傳播運輸紐帶的瀟賀古道，應該值得更多人去探索和發現。
今天能夠看到王雪艷的陶瓷藝術研究得以出版，賀州學院地方藝術研究團隊學術成果不斷，甚為感動。此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