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由誰解決。他說全部自費，全靠賣畫收入。他說每年要拍賣一次畫品，每張可賣到300塊白洋，每次賣出40幅，一般人還搶不到手，大約收入100。一切開支就全靠這些賣畫的收入。

那時我們隻略略懂些漢語，張大師經常耐心教我們學習漢語、漢文數字，如“一二三四五”等。這些事也充分體現了大師對我們的關懷。我和我的師兄弟們在近兩年的時間裡，總計臨摹了360多個洞窟的壁畫。有些大幅的約有山牆那麼大，長度達四五間房子那麼長，寬度達二三米，這些大幅壁畫要分幾個部分來臨摹。臨摹之前，往往由張大師做指導，勾出線條，然後纔進行正式臨摹。有些臨摹不準確的，張大師要親自進行改正和塗抹。張大師對每幅畫都那麼熟悉、那麼精通，技藝是那麼精湛，要理論有理論，要歷史有歷史，要技術有技術，真是一位藝術天纔。如今回首往事，我在藝術道路上初邁步時，就能在敦煌這樣罕見的藝術寶庫中跟隨這位國畫藝術大師一起臨畫，實在是太幸運了。

回想起張大師常結合繪畫講繪畫理論，至今記憶猶新。那時我們藏僧畫匠隻注重實干，師父隻傳授繪畫手藝，而忽視繪畫理論和繪畫歷史知識的教育，師父怎麼教，徒弟怎麼畫，一切按照藍本和師父的傳授，不提倡創新。張大師卻經常結合繪畫實踐，給我們講繪畫理論和藝術表現手法。他的諄諄教誨，對我一生受益匪淺。張大師常說：“畫人要先畫好他的骨頭，如果骨頭畫不好，皮肉和衣服畫得再好也是外表，也不會美的。”他還說：“看人先看臉，看臉先看口和眼睛，口和眼睛畫不好，身材畫得再好也不會傳神。人的神態變化主要在口和眼，眼為心苗，口傳心聲，口和眼睛能反映心情變化。”張大師還特別注意頭發的著色，記得他說過“人的頭發要秀美，但不要反光，反光反而影響頭發的秀美”，為此他用一種不易反光的墨來畫頭發，果然黑得秀美。關於表現手法，他說：“勾線條，手上要有功夫，動作要快，這樣纔能使線條剛勁有力，否則就會使線條軟弱無力或僵硬無生氣。”

他還給我們講了許多繪畫與歷史的關繫以及釋迦牟尼佛的歷史，甚至佛教史。張大師說：“不懂得歷史和歷史人物生活的社會環境，就畫不好他們。因為各個歷史時期的人物所處的社會環境、經濟條件、風俗、政治制度不同，他們的心理和生活方式也不同；所以，隻有懂得了他們生活的社會環境及其歷史背景，纔能理解他們、畫好他們。”

張大師講的這些道理太實在了，盡管當時我並不十分理解，但在後來的繪畫實踐中逐漸理解了。就拿我的這一生來說，前後經歷了幾次大的社會變革，新中國成立後和新中國成立前相比，就是一次深刻變化，從社會制度到生產方式、生活條件、服飾、語言、思想、人與人之間的關繫等，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些變化就更大。我在寺院當僧人時隻穿袈裟，不能穿別的衣服。1958年我還俗後穿藏袍，後來還穿藍制服。近年來我到北京開會，不但穿西裝，還扎領帶。思想上的變化就更不用說了。很顯然，如果不了解這些巨變，就不可能在繪畫藝術上準確地反映這個時代的生活情景和人們的精神面貌。

張大師在敦煌臨摹壁畫時曾出現過一件令人驚奇的事情。當時國民黨《中央日報》曾發表一則消息，說張大千在敦煌臨摹壁畫，有破壞文物之嫌。行政院還發電報給敦煌縣長，對張大千施加壓力。從此以後，“張大千破壞敦煌壁畫”的謠言就四處流傳。事實並不是那樣，我是見證人。我一直在他手下臨摹，對他的一言一行都很清楚。在臨摹過程中，一天他發現一個小洞孔，敲了敲，裡面是空的，而這個洞口上也沒有畫，他就將洞口弄開，發現裡面

又有一個洞。當時我也跟他進去查看，隻見正上方和左右壁上有畫。這個洞有一間房子大。這並不存在他破壞敦煌壁畫的問題，實際是有些心懷嫉妒的人怕他出名，故意造謠生事，給他施加壓力，企圖趕走他。人有了名氣，也就有了對立面。臨摹工作快結束時，張大師和我們五位藏僧畫匠合影留念。他還特意給我畫了一幅水墨畫，畫的內容是一個白須老人，倒背著手，含笑而立，可能是個壽星，畫上還加蓋了他的印章。過去我將這幅畫一直掛在僧舍牆上，視為珍寶，可惜1958年還俗時丟失了，至今深感痛心。

整個臨摹工作結束後，大師雇了一輛大卡車，他們全家和我們7個人一起回到了蘭州，仍住在羅軍長的七裡河公館裡。我們從青海來的7個人約住了3天，臨別的前一天，大師邀請了一些朋友和知名人士，在羅公館舉行宴會，羅軍長、大師和我們幾位藏僧畫匠同桌，大師說這是專為我們幾位從塔爾寺來的藏僧畫匠餞行的。在蘭州逗留期間，大師一再勸說我和杉知卜不要再回青海，干脆脫掉袈裟跟他去四川作畫。大師還對我說：“你們還很年輕，很有藝術纔華，將來會大有前途的。到四川就正式還俗娶妻，成家立業。我也很喜歡你們兩位，我一定會把你們當我親生兒子一樣看待的。”在大師這樣誠心熱情的勸說下，我一度也動了心。但當時還很年輕，自己拿不定主意，就將此事告訴了師兄項傑和多傑先木，兩位師兄對我說：“我們臨走時師父一再叮嚀我們要把你們幾個年齡小的師弟照顧好，一同去一同回。你們若是跟大師去了四川，我們回去怎麼向師父交代？”就這樣，我一度想去四川的念頭，因得不到師兄的贊同，終未去成。

臨走的那天早上，張大師雇了一輛卡車，專門將我們從青海來的7人送往西寧。臨行時大師一再囑咐那位年長的廚師在路上照顧好我們幾位藏僧畫匠，並要他把我們5位送到塔爾寺交給我的師父。大師和夫人及兒子、女婿，還有些親友，把我們送上車，依依不舍地目送我們走出老遠，纔揮手告別。張大師還一再要我們以後到四川去看他，可惜此別竟成永別。

我於1988年被評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成為的高級畫匠，我的藝術成就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在我成功的道路上，張大千大師給了我終生難忘的教誨，他是把我引上藝術道路的恩師之一。大師已經離開了人世，此生不能再相逢，隻有期盼來世再重逢。

（夏吾纔郎口述，趙清陽翻譯整理。《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21輯，199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