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的塔式建築一般被歐洲人稱作寺塔，憑借其在藝術和宗教上的獨特性在中國建築中獨樹一幟，也因此值得我們將它單獨列出來詳細介紹。因此我於 1909 年結束在中國的考察回國以後，馬上寫了這本書，以求將我這次行程中頗為關注的寶塔見聞做一個及時賞析，同時也是對中國建築藝術和宗教文化的一己之見。我的研究領域分為兩個方向，分別是中國精神文化在傳統佛教思想和在近代佛教思想中的體現，實際上這兩個研究方向本身就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要結合不同的建築實例纔能區別開來。這種基本構想在我於 1911 年發表的部作品《普陀山》和1914 年發表的第二部作品《祠堂》中都已經提及，而在這部轉而研究中國佛教寶塔的作品中，中國文化會進一步地與建築研究領域相結合，從而更清晰地勾勒出它們之間的關繫。
這本有關寶塔的作品有它獨特的故事。實際上，《祠堂》一書已出版很長一段時間，但從結構和宗旨上來講，《祠堂》都深深地影響了這次的研究。這本書在 1914 年就已經根據手頭收集到的資料完成了大致的初稿，但同年戰爭爆發，我也因參軍擱置了這項工作。在戰後的初幾年中，我承擔了東普魯士軍士陵墓的修建工作，因此也無法立即繼續進行稿件的修改。後來德國從慘重的損失和持續的混亂中走了出來，主流的聲音也堅定地希望在重建的同時兼顧文化領域，因此人們重新開始著手接續戰前遺留下來的工作，在這些重煥活力的研究中，也包含了我的這本書。在這裡我必須感謝德國外交部，他們不僅促成了我 1906 年至 1909 年的中國之行，還幫助我出版了前兩部研究專著，從 1921 年到1923 年，他們同樣大力支持我進一步收集有關中國寶塔的資料，這本書也暫時得以完成。在完善此書的過程中，我發現早前親自拍攝的照片和觀察雖然構成了初稿的核心部分，但不夠全面，因此必須很大程度地擴充引用的資料，而這些資料的收集和處理都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在這裡，特別要感謝當時新成立的遠東聯合會的慷慨支持。
彼時世界的格局都已經在“一戰”猛烈的炮火之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東方和西方從外部的交流到內部的文化都較戰前縮短了彼此的距離。自我踏上東亞的土地，我就不斷感受到東方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實際上與享受著現代文明的西方人民是平等的。我的書中一直貫徹著這樣的觀點，即使是看待中國存在的一些問題時也秉承著這樣自然的想法。這個時期內東西方之間的內部交流大多集中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對文化精神和科學領域卻鮮有涉及，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下，有一部分人仍然堅持繼續探索前進，這無疑是十分令人欣慰的。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在中國和日本學者的帶領下，我們在考古學和文化學方面進行了尤為深入的研究，將中國與西方從原始時期直到今天在各個領域產生過的深層次聯繫釐清關繫，這些研究成果也為歐亞大陸的各國人民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促進了歐亞之間彼此的交流和發展。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寶塔研究領域在此大背景下得到關注。
在這樣的背景環境之下，寶塔的歷史研究、功能研究和造型研究及其繫統化的研究都擴展到了整個亞洲的範圍，因此我必須在此闡明，這本書的真正研究目標僅僅是中國的寶塔。戰時國外也出版了許多有關中國寶塔的資料，但這裡主要引用的資料還是來自戰後的德國同胞——許多研究人員或藝術愛好者從遠東回到德國，他們有的在中國因非法活動被囚禁過，有的是違背當地人的意願通過暴力獲取了資料，他們將獲取的寶塔照片和記錄交給我使用。雖照片的獲取方式不夠正當，但是這些材料與戰前數十年德國學者、相關從業人員及遊客在遠東獲得的老照片互為參照和補充，十分珍貴，幾乎涵蓋了中國版圖上所有省份的寶塔，因此也提供了中國寶塔的繫統概覽，故從文化遺產的角度將這些獲取來源有瑕疵的照片一並錄之。此外，通過文學上關於歷史和宗教含義的原始資料把各種各樣不同造型的寶塔進行分類和整理，也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方法。在此過程中不僅采納了歐洲大量珍貴而古老的相關資料，也使用了一些中文相關文獻，中文資料主要出自百科巨著《古今圖書集成》及中國各省市和寺院的志記。這些資料由精通中文的朋友查閱並翻譯成德語，在章中對其中較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作出了解釋說明。它們也為全面展示中國大地上的寶塔建築藝術奠定了極為深厚的基礎。
寶塔研究在 1923 年經過幾年的積累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在這期間，一些其他有關中國建築形制的研究得以完成和發表。隨著中德兩國之間在文化和科學領域日益密切的交流，兩國之間的關繫變得更為緊密，有關寶塔的資料也不斷更新。逮至 1928 年本書即將付梓之時，寶塔研究的形勢又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因此稿件也不得不再三改動。
在這些新的研究中，瑞典學者喜仁龍在有關中國藝術的著作中提到了許多之前並未引起注意的寶塔實例；1925 年由日本學者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編著的裡程碑式著作裡同樣有關中國佛教建築，他們在 1929 年出版的《中國佛教史跡》一書中收錄了大量寶塔的照片及相關的中日文本。尤其珍貴的是書中列出了一些新發現的有關寶塔建築的資料，這裡特別要感謝一位精通日語的中國朋友將相關資料為我翻譯了過來。補充了這些資料以後，原來的材料也需要重新排序和整合，終的定稿比原稿的資料翻了一倍，涵蓋了十八個省內的 550 多座寶塔和塔群，並將它們按照形制、所在區域和歷史排序，憑此勾勒出了中國寶塔建築的大致歷史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佛教的歷史走向。事實上這部作品的完篇也標志著中國寶塔史次得到繫統的梳理，呈現出它的全貌。
雖然在修改的過程中本書的研究內容和材料都得到了擴充，但主要的研究對像仍然是中國土地上各省份的實例，包括來自滿洲、西藏甚至新疆的寶塔，也補充了極少數國外的實例，比如位於蒙古、中亞地區的寶塔。另外，印度本土佛教及其規模巨大的寶塔建築也在本書中有所涉及，相關的研究在先前就已經大量發表了，如今在當地還能看到數量眾多的寶塔實例。即便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寶塔建築並不是本書的重點研究對像，但書中描述的中國地區的寶塔同樣是放在亞洲建築的發展背景之中來探討的，它也同樣是為將來整理更宏觀的寶塔建築史所做的初步準備。
總的來說，本書在撰寫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多次中斷，但這對書的內容和研究方向都帶來了正面的影響。1930 年本書上卷的終稿完成，秋天交付進行初次印刷，終一年後出版，緊接著的下卷在 1932 年秋天完成。
面對如此寬廣的研究領域及無法忽視的 550 餘座寶塔和塔群實例，材料的結構和梳理就顯得格外重要。無論簡單從空間還是時間的角度都很難找到清晰的線索來將這些寶塔排序：在任何一個時期，中國的寶塔都在風格上有一些重疊和發展，這給繫統整理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在中國藝術的大部分領域，研究都可能會走上歧途：在掌握足夠的對比資料或確定發展順序之前就急於進行課題和關繫研究。為了釐清現有的如此大量的寶塔之間的聯繫，首先要從寶塔的形制著手，嘗試將造型完全相同或近似的寶塔歸在一起，從而對寶塔進行形制上的分類。實際上，正是這樣的方法起到了應有的效果。各種不同形制的寶塔之間由過渡的造型聯繫起來，而且顯然某些特定造型的寶塔還與某些地區的景觀密切相連，且寶塔與景觀的聯繫隻出現在特定的某段歷史時期。這個發現給本書的結構帶來了一種可能性，將每種形制的寶塔按照時間和空間的邏輯關繫進行梳理，形成自然的章節和段落，並為之找到相應的實例進行分析和歸納，這樣就在介紹每種類別的寶塔時完成了時間和空間上的歸類。對於不同寶塔的介紹有詳有略，總體來說比較側重於照片及文獻材料豐富的寶塔實例，比如下卷中位於北京的一批寶塔。在上卷中特別有幾章專門介紹天寧寶塔、喇嘛塔、金剛塔，並對中國寶塔的含義、造型和歷史做一個總結概覽。
對中國各省的數量眾多的寶塔進行了這樣繫統的分類之後，纔有可能去分析遼闊的中國大地上單座寶塔及塔群之間的相互聯繫，並為描繪中國寶塔的整體圖景打下基礎。下卷的後一章也嘗試羅列了有關中國寶塔史的一些研究結果，似乎也可以說，這次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在這個子域上的目標。但即使這本書已經涵蓋了相當豐富的內容，僅憑它也至多不過是為更全面的研究做一些鋪墊。書中僅對很少的一些寶塔做出了較為詳盡的描述和總結，這也給後面的研究留下了一個很好的方向。中國重要的寶塔眾多，這裡隻能提到一部分，其他不出名的或是本書中僅僅簡短介紹的寶塔在各地一定還有很多，很可能蘊藏著極其重要的信息。大概需要把所有這些寶塔及其所屬的寺院都以畫或照片的形式保存下來，來記錄它們和景觀之間的聯繫，再收集當地的有關文獻資料，纔能完整地將這些信息挖掘出來。本書中引用文獻資料的地方不多，但有一本即將面世的有關福建泉州府地區的寶塔專著就是采用了這種方法，艾克博士和戴密微教授為此做了多年的研究與鑽研，並在專著中列舉了石塔的一些重要特點。隻有針對數量眾多的寶塔分別進行類似的透徹研究，將來我們纔有可能全面地了解這種建築珍寶的真正意義，並將它的分類與發展並入中國宗教文化史的一部分。
本書給這個領域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可行的研究方法，但這實際上仍然根植於歐洲的研究模式。未來，將會由中國的學者與專家勇挑重擔，帶領我們一起摸索前進。他們熟悉這片土地，更了解這些建築，也更方便收集到相關的文獻資料。這樣就會產生新的研究方法，將中國與歐洲的論證結合起來。自從清政府垮臺以後，中國經歷了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陣痛和改革，新時期的中國煥發了新的活力和自我意識，在人文領域的科學研究方面加大了投入，甚至連語言也開始歷經一個新的重組過程，對原有的文化造成了強烈的衝擊，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進步。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的學者在將來的研究方面會做出重要的貢獻。他們在建築研究領域如今已經出版了一些有關古老建築的重要著作，其中也列舉了一些著名的古代建築。可見中國現代的科學也會在不久的未來發展壯大起來，當然首先是在他們自己的中國建築方面。
在完成本書的過程中有許多同伴給予了幫助，以下要特別感謝其中的幾位：將我的照片轉換成圖片的建築師卡爾·M. 克拉茨；幫助我翻譯中文文本的喬尼·海弗特；翻譯日文文本的劉奇妮（Liu Cienye）（終稿由我本人完成）。在翻譯詩歌時尤其要考慮到原文的詞序和韻律，首先就是要注意音步的數量，不僅要保留準確的原文音步，也要考慮德語詩歌的音律和意義。在許多翻譯當中我們達成了完全一致，也證明了即使是難的中文文本也可以用簡潔的語言重現出來，甚至超越它。當然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放棄韻腳，同時也無法對大量的詩化影射做出闡釋。文中中文詩歌主要由曾老師所寫，還有一些出自碩士工程師程深（音）之手。重要的文獻引用中有一部分是出自《中國佛教史跡》的圖片資料，引用都經過了前文介紹過的日本教授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的許可。另外還要感謝喜仁龍、古斯塔夫·艾克、奧托·福蘭閣、艾裡希·漢尼許、吉奧格·韋格納、W. 林普裡希特、伯恩特·梅爾徹斯各位教授的幫助。徐家彙工藝院寶塔模型也給本書提供了重要的基礎，現收藏在芝加哥菲爾德博物館。在這裡，我要再次向各位教授以及在圖片索引中提及的諸君表示誠摯的感謝。書中並未將各位提供的所有照片都收錄進去，部分照片由其他角度和構圖更好的照片替代了。同樣，翻譯的文本也並非全都納入正文，部分內容與主題關聯不大，就進行了一些刪減。另一方面，歐洲的一些文獻資料在本文中也大多以節選的形式出現，實在是因為這些資料卷帙浩繁，難以取舍，當然很可能筆者在選取的過程中有所遺漏。
中國的文獻中出現的寶塔圖片也數不勝數，在此我主要選擇了完顏麟慶的遊記，而並未選取那些經常出現寶塔的中國山水畫。如此甄選的主要原因在於這些數量眾多、筆觸優美的畫作中通常並不重視建築本身的狀態，而更注重繪畫純粹的藝術價值，這就與我的研究背道而馳了。
在圖片排版時，我盡量使用雙頁來展示同一類的寶塔圖片，或展示同一座寶塔的不同角度和細節的圖片，以便讀者更好地進行直接對比。在滿足文本與圖片的協調比例的基礎上，盡量使寶塔及其細部的比例相稱，至於手繪的寶塔輪廓、剖面及形制基本都用了 1︰300 的比例尺。
為了達到文本和圖片在排版上的統一，在文中並未加入對圖片的詳細描述，文中僅提到了圖片重要的信息，部分必要的解釋融入到整個介紹的文本當中，更詳細的內容收錄在《中國建築與宗教文化之寶塔Ⅱ》末尾的詳細地理索引中，這份索引與圖片展示的所有寶塔可以一一對應。末尾其他的索引展示了根據寶塔的建造時間、材料及規模大小對寶塔進行的分類。
德文書中對中文的音譯參考了奧托·福蘭閣的版本。為了保證圖文的協調，可能地對音標進行了簡化，縮寫中隻標明了聲母，而省略了後面的韻母。而同音異義的字則通過不同的拼寫方法加以區分，以便西方讀者能夠輕易地將它們分辨清楚。類似國家、省市、山川河流的名稱一般都還有好幾種別名，在此就統一為一個詞，不再加其他介紹。但比如寺院和湖泊的名稱，大部分是由多個不同含義的詞語各取一字組合而成，在這裡就稍加說明，以便讀者理解。可能在將來的研究中可以繼續研究，如何將這些固定的表達用多音節的德語單詞表達出來。在用這些中文名詞進行二格的轉換或構成復數時，我盡量減少了“s”後綴的使用，避免造成德語讀者的誤會。出現不多的梵文名在文中同樣沒有使用變格變位，而是相對簡單地從一而終使用同一個寫法，雖然不符合語法，但也避免了理解的偏差。即便如此，我也無法保證本書在語言學上完全準確，還請各位專家對語言的翻譯及細節問題多加包容。
後我還要向德國外交部、德國科學應急協會、柏林東亞藝術協會及這些團體中的部分成員表示由衷的感謝，本書在 1930 年及 1932 年的出版依托於他們提供的經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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