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帖提要》是張伯英先生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撰寫有關存世法帖方面的提要文字。
張伯英先生，江蘇銅山縣人氏，字勺圃，又字少溥，別署雲龍山民、榆莊老農，晚號東涯老人，室名“小來禽館”。張伯英先生生於清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9月8日，病故於1949年1月14日，享年78歲。
勺圃先生一生工書法、喜藏帖、善精鋻，是清末至民國時期我國著名的書法家及碑帖收藏家與鋻賞家。先生書學成就斐然，與趙世駿有北張南趙之說，聲譽大江南北，又與傅增湘、華世奎、鄭孝胥並稱當代書之四大家，名揚海內外。先生書法幼承家教，以北碑為宗，行楷大字頗具魏碑風采，剛勁有力，上緊下松的結構特點承傳了秦篆之韻味。其小字又融唐宋名人之精華，博采眾家之所長，古樸遒逸。所以當代大書家啟功先生說：“今觀勺翁之書，行書中自有剛健之骨，真書中自有生動之趣，此勺翁書之所以為妙也。”白石老人也贊先生之書“寫作妙如神，前身有宿因”。勺翁之書是彭城書派的姣姣者，其書作為世人所寶愛。伯英先生一生喜藏碑帖，自言：“予收石墨必欲無上之品，於普通者不復措意。”清內府珍藏《弘文館本十七帖》、宋拓宋裝東庫本《絳帖》零卷刻孤本《樂善堂帖》等眾多善拓珍本均為小來禽館舊藏。每每展對自己所藏佳拓善本無不慰其老懷，殊快心目。勺翁學書主張取法古人臨摹古帖，曰：“書雖一藝，非多見古人書跡，深知門徑，未有能成家者。”伯英先生自幼習臨張猛龍碑、龍門廿品、六朝碑版等等，後又喜宋賢書，收坡公石墨多矣。勺圃一生過目碑帖頗多，世人難以比肩。學書臨帖首先要辨帖本之真偽優劣，否則被惡帖所欺，貽誤學人不淺。故先生對甄別法帖真偽頗為用心。先生曰：“鋻帖不能專憑紙墨，吾於鋻帖必旁征博考，不以名流題跋為重，不以耳代目也。”先生尊記：“先大夫嘗言，以偽為真，古人受誣，以真為偽，古人蒙其冤，二者殆兼失之。”先生一直苦心鑽研，曾言“平生無他技，惟承家訓，辨書帖真偽無所失”。伯英先生一生見多識廣，潛心力索，練就一雙慧眼，目光如炬，其鋻賞水平之高無與倫比，為世人所敬仰。
《法帖提要》是張伯英先生在所著《帖平》、《說帖》等著作基礎上完成的有關對存世法帖的內容版本、書法藝術、文獻價值、真偽優劣等諸多方面評定的鴻篇巨制。1935 年初至1938 年夏，應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之約歷經三年有餘完稿。1996 年8 月《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經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古籍組整理，山東齊魯書社影印出版，其中《法帖提要》部分亦得面世。張伯英先生著《法帖提要》（稿本）列子目凡527 種，其中叢帖326種，單帖175 種，餘26 種隸屬詩文録鈔、題跋筆記、硯銘圖贊、碑碣雜刻等屬非法帖範疇。單帖中，清李宗瀚摹刻的孔子廟堂碑前後出現兩次，前曰“重摹廟堂碑一卷臨川李氏本”，後曰“重刻廟堂碑一卷臨川李氏本”。兩處提要文字略異，大意相同，當屬同一帖本重見再敘，實際單帖174種。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共收藏《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二百一十九函。提要稿本分為手稿和謄清稿。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中《法帖提要》部分大多為張伯英先生行書小楷墨跡，然也有少見正書小楷。另見部分正書小楷和蠅頭小楷非張氏書，似是他人代筆或是謄清稿中的一部分。
唐宋以來，隨著刻帖的出現，以研究帖本書法藝術價值及拓本版本價值等內容為宗旨的帖學應運而生，並伴隨刻帖的發展而發展。清末民國時期，先進的照相制版技術及西方印刷技術出現並傳入我國，摹勒鐫拓制帖方法走入尾聲，然對帖學的研究並未終止。張伯英是這一時期帖學研究的傑出代表。他對帖本的書法藝術價值和版本沿革，以及真偽的鋻別、紙墨的運用乃至帖本的遞藏關繫等諸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可以說對帖本的鋻定評騭之學發展到張伯英所在時代已達到極高的水平，先生在這一研究領域中堪稱翹楚。啟功先生在《從戲鴻堂帖看董其昌對法書的鋻定》一文中說：“至近代張伯英先生撰《法帖提要》，纔有了有繫統的評帖專著。”以後帖學研究者多引用先生的研究成果，如容庚等著名學者即從中受益匪淺。容庚在他所著《叢帖目》一書的序言中說：“銅山張伯英精於帖學，時有啟發。”在《法帖提要》跋中容庚又曰：“銅山張勺圃（伯英）先生為名書家，著《法帖提要》，始於乙亥一月訖於戊寅一九三八年五月，得五百餘種，於鋻別眞偽至嚴，評論優劣之碻，洵書家之董狐也。餘從假觀，采録其提要二百餘種入《叢帖考》中。”並贊此書為“實空前之作，他日必有知者”。李天馬在他所著《張氏法帖辨偽》一書的敘言中說：“往年嘗從容庚先生問道，蒙借讀近人銅山張伯英氏所著法帖提要抄本。其書共七卷，洋洋百數十萬言，仿四庫提要之例，列舉自宋至清帖刻凡五百一十二種，指陳得失，如數家珍，激濁揚清，洞見癥結，昔之蘇、米、二黃不過是也。於時餘方株守攻書，頗讀鋻藏考證諸籍，有感於名跡流傳，贗本頻見，假令學者不察，取以為師，豈惟隔靴掻癢，徒勞無功；抑亦歧路迷津，取法卑下。因得書大喜，廢寢忘餐讀之，思有以廣為流布，庶幾七百年墜緒不絶如縷。”天馬“爰竭數月之力，摘其中所指為偽書者，分條析縷，按作者時代先後，編號整理排比成篇，得四百八十五條，名其書曰張氏法帖辨偽”。又曰：“張氏鋻衡法書真偽，一本平素博訪周咨，多聞強記，用能剖古析今，糾訛昭昧，別草螢之非火，斥魚目之混珠。綜其目光如炬，方法多端，有足為鋻書之準繩者，握要例舉：一、從書體時代而斷為偽跡者。二、比較筆調豐神而知為贗書者。三、對照原刻而知為臨仿者。四、取證真本而知為偽作者。五、考官銜年代而知為偽者。六、考證所書內容為後出而知為偽者。七、考證所題年代而知為偽者。八、據改易名字年代而知為偽者。九、據所書訛字而知為偽者。十、審題語鄙淺而知為偽者。十一、審文義筆調乖謬而知為偽者。十二、審偽跋而知原作亦偽者。十三、審題跋與原作如出一手者。十四、審仿題而知為偽者。十五、假帖真跋者。十六、襲名影射者。十七、張冠李戴者。十八、移花接木者。十九、魚目混珠者。二十、篤信題跋者。上所稱引大別為二十類，可謂秦鏡溫犀，窮形盡相，其於發蒙振落，正本清源至為有功，使夫收藏家觸目驚心，學者迷方知返。”天馬所舉二十例大體可見張伯英先生鋻帖之法。在容庚、李天馬對張伯英先生及所著《法帖提要》一書的贊評中，可領略其人其書在他們心中的位置，和他們在拜讀《法帖提要》一書時的用心所得。
張伯英先生對碑帖的鋻定所以能夠做到“無所失”，主要是先生過目碑帖宏豐，即經多見廣。另外，先生精於書道。學書之事言易而行難，書重在得筆，深知書法之奧妙，這對鋻賞帖本之優劣至關重要。勺圃先生在宗鋻堂法書一卷帖提要文中說：“米書真偽弗難辨別，凡筆不能提起及以偏側取態者，均非米書，一望可知。”可見隻有善書者方能知其運腕筆勢，明悟筆意神韻，即心領神會，否則就會被形模貌似者所欺。張氏對碑帖鋻定眼力非凡，還得益於先生國學功底深厚，有淵博的歷史文獻知識，這一點絶非庸纔俗子可及。碑帖鋻定絶非易事，僅憑目力觀其紙墨、視其書藝隻是初道，鮮不謬誤。進一步從帖本文字中辨其真偽就要了解帖本中撰書者生活區域的方言差異，乃至其語言習慣和所在時代的語言環境，及其相關的文史知識。張伯英先生正是具備這樣的纔學，加之幾十年鋻定碑帖經驗的積澱，纔能成為舉世無雙的帖學大家，為人們所折腰。鋻定之學非易也，學識愈淵，言詞愈謙，正是嚴謹治學者的風範。反之，學識不足者，其自信愈堅，目中無人，謂所審定必無謬誤，是以無一不誤。明末清初顧炎武是著名的考據學家，他在給歸玄恭書札中說：“我輩不能多讀書，未宜輕作詩文，如盆盎中水，何裨滄海之大，供人覆瓿而矣已。予將守口如瓶，不作雷鳴瓦缶矣。”這是顧亭林六旬之後所言。先生讀後頗有感慨，謂：“以亭林之博洽，猶以不多讀書為憾，世人作膚淺文字，傲然自足，覩此當無深愧。”先生正是在閱碑讀帖中從前賢言論裡得以熏陶而修煉成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令人為之傾倒。
讀張伯英先生《法帖提要》不僅可領悟到鋻別碑帖的真諦，同時還可以學習到帖學中的基本知識。如在廉靜齋帖一卷孟氏本後的提要中先生講到刻帖之緣由用意。“刻帖用意不同，或因其書之美而垂為世範，或景仰其人而存其手跡，或研究有年，自謂足以傳世。石墨雖多，計不外此數者。”在三松堂墨刻八卷本後的提要中曰：“夫帖之為用，有足資臨仿者，有僅備觀覽者。後人珍守先澤，凡有力者往往刻其遺墨，期傳永久。”“刻帖洵非易事。”關於何為名帖可觀者，先生曰：“蓋摹勒之善，與選擇之精，二者兼備方得為名帖。”又曰：“刻帖於古代當求其真，於近賢當取其精，知此則其帖必有可觀矣。”張伯英先生在劉文清墨刻三卷後的提要中提出集成本一詞的概念。“清劉墉書，為載之臨古一卷，千字文、百家姓各一卷。百家姓有吳錫麒跋，刻之端硯上者，共十二方。千文書於金陵，未具年月。三種乃集成本，非一時之刻。”集成本乃是多種單帖的合訂本，與叢帖的概念是有區別的。這些對帖學中的基本知識和概念的詮釋不一一列舉，凡此種種都可以啟迪後人在帖學研究中從《法帖提要》裡汲取營養尋找答案修行正果。碑帖是中華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分，碑帖本身涉及的文化內涵極為豐富。張伯英先生所著《法帖提要》波及到法帖拓本本身的方方面面，對所見帖本纂集者的姓氏籍貫、生平業績及刻帖的行為動機，撰書者的文章書藝，摹勒者的鐫刻年代及水平，傳拓者的捶拓時間及技藝高低，題跋者的評論得失，遞藏者的傳收順序，乃至拓本所用的紙墨精良與否等等無不留下筆墨。讀張氏《法帖提要》不僅可以辨法帖之真偽，同時還可以學習到帖學及帖學以外許多其他方面的文化知識。我想這就是容庚先生稱贊此書為“實空前之作，他日必有知者”心扉之言的道理。
張伯英先生在《法帖提要》“冊封琉球賦帖”提要中說：“紹基作此賦，書之白折上者，富華閣帖肆得而摹勒之。”贊何子貞書“具玉潤珠圓之妙，尤稱精作”。後少溥先生又嘆曰：“方其作賦之時，中國之國勢何如？屬國之恭順何如？百餘年來，變遷至此，讀之當作如何感想？寧惟低回於詞賦之工，楷則之美而已乎！”是的，何紹基撰並書“冊封琉球賦帖”在清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張伯英先生作此發問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後，今年是2017年，又過80年，今日中國之國勢何如！又作如何感想！讀80年前先生的發問，思“寧惟低回於詞賦之工，楷則之美而已乎”的感嘆，可以想見當年先生懮國懮民的傷感之情。張伯英的一生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晚清政權腐敗無能，北洋政府軍閥混戰，國民黨黑暗統治，日本發動侵華戰爭，這一切一切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張伯英是生活在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有著強烈樸素的愛國情懷，他期待黑暗的舊中國早日結束，他渴望一個強大的新中國的誕生。
張伯英著《法帖提要》，容庚嘗鈔録副本，在容庚著《叢帖目》四冊（1980年1月至1986 年9月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出版）中，容氏所述帖目後以“張伯英雲……”的形式幾乎全部轉抄録用。1990年2月香港著名出版人、收藏家許禮平創辦《名家翰墨》月刊雜志，創刊期《名家遺珍》欄目內，月刊編輯將於1976 年間拍攝的容氏鈔録《法帖提要》副本全稿，特加整理，陸續刊布。2006年2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張伯英碑帖論稿》時，曾將依1996年8月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張伯英著《法帖提要》部分標點，附録出版。
《增補法帖提要》一書是對張伯英先生著《法帖提要》一書的訂正增補，以山東齊魯書社影印《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為底本，對全文進行標點訂正，糾謬補遺百餘處，凡提要稿中屬筆誤之處隨文後加“（）”予以訂正，凡屬所述內容上有疑義者在正文後加“〔按〕”表以說明文字注明。在正文中對張氏未見足本法帖37 部補文（以“〔補〕”標明）。隨文新增法帖10種（以“〔增〕”標明）。在國家圖書館藏帖本中與其他帖目書中所録帖目子目不同者，在子目帖名下加橫線標出，以提醒讀者注意。從容庚著《叢帖目》中增張氏未見帖目67種。從林志鈞輯《帖目》謄稿本中增張氏未見帖目19種。法帖目録著作收目今日以容庚先生所著《叢帖目》及林志鈞輯《帖目》為。前者由中華書局香港分局於1980年1月陸續出版，凡四冊，正文及附録共20卷，1984年臺灣華正書局曾再印發行。後者為寫本，凡五冊，未刊印發行，現藏國家圖書館。容庚先生《叢帖目》以收叢帖為主，旁及雜類，録目共310餘種。其中屬於法帖者近300種，餘則為畫像、詩集、印譜等。容庚先生著《叢帖目》所列法帖都是先生過目帖本，其中63部法帖是先生家藏帖本，僅少數幾種未足本法帖的子目録自其他帖目，或依有關法帖方面的其他文獻書籍中補入，故其所述法帖當是今日存世者。國家圖書館藏林志鈞先生輯《帖目》謄稿本，列宋至民國帖目294種，然所述法帖子目及評定文字，多是從惠秋韶兆壬的《楓樹山房帖目稿》、黃家駒的《飛青閣金石叢稿》、瀋復粲的《鳴野山房帖目稿》、錢泳的《寫經樓金石目稿》等帖目書籍中録入，所收帖目總數不及張伯英、容庚二人所著。實際林氏所輯《帖目》是在四當齋主章鈺於清光緒丙申丁酉間乞寶山陳同叔先生代寫一本惠氏帖目一書的基礎上參閱其他帖目及自見帖本輯録而成。從《帖目》中增張氏未見帖目均選自林氏所見存世帖本，録自其他帖目林氏未見者未用。國家圖書館藏法帖拓本頗豐，館藏各類法帖800 餘部，其館藏法帖數量應在全國各圖書館、博物館等帖本收藏單位中名列前茅。今從國家圖書館藏法帖拓本中增張氏未見帖目133種，以叢帖為主，其中單帖主要選增明善拓珍本中張氏未見帖本。另外從河北省石家莊市博物館藏帖中增張氏未見帖目2種。從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15年秋季拍品中增張氏未見帖目1種。全書所述法帖實際凡732種，可以說基本上涵蓋了今日存世常見法帖之大部。《增補法帖提要》一書的出版，可以為帖學研究者、書法愛好者及法帖收藏者提供一部開卷有益的案頭之書，這也是作者編撰此書的初心。然筆者所學有限寡聞纔疏，“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冀期同好訂正補遺，幸待高士進而教之。
《增補法帖提要》一書，筆者在編撰過程中得到國家圖書館古籍部金石組冀亞平、袁玉紅等眾多同志的鼓勵幫助。當代著名書法大家、書學教育家歐陽中石先生為本書題寫書名，在此一並深表感謝。
二〇一七年三月
時年七十二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