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人類對未知領域的探究，通常有未來和已流逝的歷史兩個面向，而這兩個面向，在內容上均存在不少的不確定性。對於過去而言，緣於沒有人可以囊括天垠間所有的文物、文獻——歷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資料，進而重構某一特定時期的人和事，又或是某一歷史現像。同時，重構出來的現像的可信性和真確性，又取決於治史者的史識、史纔或史德。史學的魅力，或在於此！

中國美術史學萌芽時期的南北朝，畫人的行狀已閃爍於文字之中。由此可見，畫人的出身、教育背景、生存狀態、生存環境、藝文主張、社交範圍等，都是影響繪畫創作的因素，亦由此而決定自身的藝術成就。一部美術史，就是不可勝數的英纔之士，以及佚去姓名的勤勞與充滿智慧的人共同創造的歷史的一部分。正由於此，有關畫人的個案考察或研究，對於某一地域或某一國別的美術史而言，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鄭錦在中國近代繪畫史、近現代中外美術交流史，甚至中國現代美術教育史上是一個繞不過的名字。這在於他既是甚早負笈日本正規美術院校的學生，也是早入選日本別美術展覽的中國人，同時又是中國所國立美術學校的首任校長。學校所聚集的教師，陣容強大，造詣深厚，尤其在中國畫方面，多為開宗立派的人物。單看如此的經歷，已足以令世人關注。然而，二十世紀上半葉紛亂的客觀政治環境，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又或是人事遷移，文獻匱乏之下，國內對於鄭錦的繫統性研究一直缺位。21 世紀初，繼春君有關鄭錦的研究文章甫一面世，就糾正了不少長期以來中國美術史學界有關鄭錦記述的誤失。其對於鄭氏藝業的介紹，引起了學界的重視。楊先讓教授就認為繼春君有關鄭錦與徐悲鴻的因緣的揭示，解決了他多年以來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而南京的美術史學者贊繼春之文，足居當時內地研究鄭錦的一流水平。而其今日歷時四載，利用工餘時間而成的繫統性研究，頗使人走出霧裡看花之感，重構出20 世紀初中國美術教育的一角同時，亦讓人們對鄭錦於河北定縣所從事的平民美術教育，又或是後來歸隱澳門的藝術創作有繫統性的認識。

新材料、新視角、新觀點，無疑是畫家個案研究的必要條件。也許，繼春君可以說是目前攏集多有關鄭錦文獻的研究者。其在20 世紀90 年代末已足履葡萄牙尋覓鄭氏的後裔，帶回鄭氏當年作畫用具與顏料，以及當年美術事件的剪報而使之不流落他鄉。要知道，盡管今天互聯網上可查閱到不少的民國時期的出版物，但不代表所有上載的東西均可解決某一研究的文獻需要，何況還是十多年前！由此，繼春君在中國臺北的圖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又或是新加坡國立圖書館等地耐心細致地搜索有關鄭錦的隻字片言、畫作的零篇縑絮，更於近年四詣日本京都，漫步當年鄭錦就學之所、卜居之處及“京都市立美術工藝學校”“京都市立繪畫專門學校”的運作之地，甚至當年該校學生的寫生之所。年來更遠及河北定州及翟城村，實地感受，以為研究及撰述依據，可見其對鄭錦研究的專注。繼春君一直憑一己之力，沒有任何研究經費而多年沉浸於斯，甚至為求一紙，重金托人或利用網購的方式越洋搜集。環顧當下，又有何人對此投下不折不扣的深情？

餘與繼春君相往還二十年，一直寓目其美術創作及美術史研究軌跡，從早期對“嶺南畫派”的關注，至十多年來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總署、澳門博物館、澳門藝術博物館、廣東美術館、廣州藝術博物院及香港藝術館所撰的美術史論文，回應內地《南方都市報》《羊城晚報》和《南方日報》的訪問，從而被譽為此課題的研究權威之一，到隨業師金維諾教授於中央美術學院研究宗教美術史博士課程，學術成果豐碩。其孜孜以求、考據細致的治學風格，甚是出色，足堪當下從事美術史研究者參考。

透過對比而獲得對某一現像的認識，其信度與效度甚高。繼春君有關鄭錦的研究，年來亦參與一二，其從事美術史研究注重不同文獻對同一歷史事件的陳述差異，中外文獻的比較，以及文獻與作品互證的研究方法，於《鄭錦藝術研究》中依然保持，由此，繼春君新著的魅力，不難想見。

當然，盡管書中對某些事件的細節仍有深究的空間。可是，正如人生的一切都在運動一樣，這僅是其美術研究中的一個段落，但已是一個了不起的成果，相信讀者展讀此著後，當有如此的認識。

是為序！

2018 年3 月於北京王府井校尉胡同寓

袁寶林 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