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電影審查是建構內容控制標準的一種方式
通常人們所說的電影審查，指的是來自電影創作者之外的強制性內容控制要求。對電影審查的了解，涉及審查主體、審查對像、審查標準、審查實施方法和審查結果的落實與監控管理等廣泛的內容。
電影審查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批準或限制攝制，批準或限制發行放映及相關宣傳，禁止放映。但是一般情況下人們所談論的狹義的“電影審查”，主要指的是面對公眾的商業放映中的電影的發行、放映及相關宣傳的批準或限制方面。本書對於一些國家和地區電影審查的梳理也主要集中於這個方面。不過社會對於電影的內容控制往往是一個繫統工程。各個國家和地區由於社會制度、文化傳統和電影產業發展狀況的不同，在電影的審查和內容控制方面的運作方式也都有所不同。了解電影審查也必須對主要電影審查手段之外的相關因素進行一定的考察，纔有助於更好地認識電影審查機制。然而，電影作為一種全球化時代的大眾文化，其跨地域傳播又使得國家和地區間的電影審查管理不可能完全孤立地運行，其間建立溝通和參照也是不可避免。我們在對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電影審查的研究也會清楚地看到這方面的相互影響，而且在這種過程中位於中心的強勢政治經濟和文化對於邊緣弱勢者的影響表現得更加明顯和強烈。因此我們對在世界電影工業中占據統治地位的美國電影的研究給予了較多的關注。盡管美國的電影審查制度的運作方式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有所不同，但是由於美國電影的強勢地位，使得其在許多運作細節上都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產生著巨大的影響。在對美國電影審查機制的認識基礎上，再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審查運作相互比照，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一些電影內容控制的規律。
對於電影攝制的批準和限制的權力，是電影審查中應用少的一個部分。在電影剛剛誕生的時候，美國愛迪生公司曾經一度掌握了大量電影技術方面的知識產權。它曾向美國政府申請建立基於知識產權保護的攝制審批制度，但未能獲得成功。由於電影攝制行為本身不是公眾性行為，所以對攝制的管理限制基本沒有納入社會控制監控的視野。但是作為社會對於大眾文化中的內容控制需求，這種權利的存在從未消失，隻是被限定在有限的範圍之內。比如以前在很多國家，納粹法西斯主義或恐怖主義的宣傳性表達、展現都屬於禁止的範疇，有些國家的禁令名單中甚至還包括共產主義。攝制和傳播這類影片都會受到嚴厲的制裁。隨著電影技術的發展和社會運作方式的變革，禁止攝止的方式更多地漸漸被禁止放映的方式所代替，但仍可對攝制過程中的違法行為進行追溯懲罰。不過這一部分基本不必納入我們對於狹義的電影審查的研究。但是為了避免禁止放映和追溯懲罰可能帶來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影響，對一些特定影片的攝制的限制和審批仍然存在。例如我國目前對影視攝制的管理雖然從整體上講已經由審批改為備案的制度，但是對於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和涉及宗教、民族等一些特殊領域的電影拍攝仍需特定的附加程序。
影片上映以後的禁映的權力，盡管今天真正實施的越來越少，但是作為政府或社會的影響法定權力，在世界上幾乎從來沒有從法律層面上真正受到過有力的挑戰。但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對於此項權力的實施主體，程序和監控管理有著不同的方式。例如在美國，影片上映的審查與分級是由產業內部的民間性機構實施。但是針對具體影片的禁映權一直是州以下的地方政府的合法行政權的一部分。不過被禁的一方可以通過法律程序對地方政府的禁映行為進行質疑和要求推翻。
美國電影審查史上好幾個重要的變革契機都是來自這種對於禁映的反訴。不過更多的禁映令也是曾被有效地實施了。例如在電影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影片《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由於內容中包含明顯的種族主義傾向，上映以後帶來巨大的社會動蕩，在一些地區因引發了或可能引發種族衝突而被禁映，某些地方的禁映甚至一直維持到影片出品的半個多世紀之後。另外像影片《達·芬奇密碼》（The Da Vinci Code，2006）由於讓一些特定的宗教人士感到冒犯，在個別這種勢力特別強大的地區也遭遇過被禁映的命運。美國聯邦政府不具備直接禁映影片的法定民事權利，但是必要時仍可申請國會通過相應程序進行個案的實施。隻是目前各國政府對於禁映影片都持比較謹慎的態度，能不用盡量不用而已。2012 年，一部名叫《穆斯林的無知》（Innocence of Muslims）的影片由於對伊斯蘭教的嘲弄引起了世界性的風潮，甚至一些美國駐外使領館也被衝擊。在美國也出現了要求奧巴馬政府啟動法律程序禁映這部影片的輿論，但終被奧巴馬政府拒絕。
人們關心多的電影審查是對發行放映的審批和限制部分。通常所說的電影審查和分級就是指的對於電影在進入商業性大眾媒體前的預先審批和制定限制的方式。審批制度和分級制度都是映前的審查，區別在於前者側重影片內容的直接控制，而後者則側重傳播方式和範圍進行控制。
就審查的主體而言，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電影審查機構都是隸屬於政府或由政府委托支持建立的半官方機構。隻有美國采用行業協會操作的“行業自律”方式，由美國電影協會（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簡稱MPAA）和影院業主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ater Owners，簡稱NATO）組織的委員會實施。當然，這部分審查基本上隻是針對公開進行商業性放映的影片而言。世界範圍內都有許多以相對小眾為對像的影片，在咖啡館等非正式影院放映，一般都不必遵守正式的審查或分級標準。我國的一些未拿“龍標”的獨立電影也常常采取類似的形式面對觀眾，在美國也是如此。美國電影的審查和分級都是由行業協會實施，隻有加入了美國電影協會和影院業主協會的影院有義務遵守審查與分級，而且也不是強制性的。政府主導和行業自律，兩者在具體的運作方式上大同小異，但內在機制上其實有很大差別。政府及相關機構的審查和分級以法律為依據，標準程序透明公開，結果具有法律效力，靠政府的行政權力維護執行和處罰違規者。但是行政行為必須面對公眾的監督，程序標準的公開透明也面對更多的掣肘和質疑。因此在實際操作中政府的審查常常受到批評，對分級的管理處罰也非常謹慎。而美國的“行業自律”作為商業組織行為，運行和程序不必完全公開，結果不具法律效力，但是可通過行業慣例進行管理和控制，主要靠的是控制市場的壟斷力量的經濟優勢保證其運行。審查的法律效力意味著可以依法對違規者進行經濟、行政或刑事處罰，反之則不能如此。例如美國法律禁止未成年人進入賭場和飲酒，相關場合管理者依法有權查驗其所懷疑的不到年齡界限的人的身份證件，如未履行職責，經營者可能受到重罰甚至承擔刑事責任。但是由於電影的審查和分級是民間行為，影院無權查驗身份證件，違規放映者將面臨的隻是行業內的集體抵制，使其當時和以後的商業利益可能面臨損失。可是由於美國市場上大發行放映商實際的壟斷格局，反而使控制更加有效。
一開始，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采取映前審批制度。從20 世紀60年代以後，分級制度越來越多的開始實行，至今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普遍采取的方式。這是由電影和社會發展的多方面原因促成的。早期的電影審查主要行使的是在上映之前審查影片內容，批準、禁止放映或提出修改要求，修改後纔能上映。為了不與廣義的電影審查混淆，我們在行文中有時會把它稱為“審批制度”。電影審批制度的理論依據是電影作為大眾性的娛樂和文化媒介，由於其直觀生動的特點，在傳播行為方式準則方面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人們認為電影應當主要傳播正面的道德和文化價值，由社會中一些具有辨別能力的精英群體中選出的審查人員代表社會進行內容控制符合社會整體的利益需求。但是審查從誕生的天起，就受到質疑和批評。批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主要的批評觀點認為，審查是對公眾思想表達和娛樂需求權利的一種干預。反對者認為電影作為能影響人行為的大眾文化媒介，應當維護社會主流加之生存和發展的穩定，所以必須對內容有所控制。這種爭論延續了百餘年，至今仍在繼續。在電影發展的早期，控制社會主流話語權的社會上層認為電影主要是面對下層民眾的，對於民眾的社會價值和道德觀需要通過控制傳播內容來實現。美國歷史上關於電影不符合“憲法修正案”自由表達原則的法庭判例便反映了這種認識。對審查的另一種質疑主要集中於被認為有不適當內容的影片常常被要求刪減修改，這受到了電影創作者的普遍反對。他們認為自己的作品是完整的藝術表達，刪減修改是對自我創作權力的侵犯。
隨著電影藝術的不斷成熟，思想和藝術的表現能力不斷完善，觀眾主體也從以往受教育較少的社會下層延展到了廣泛的社會層面。要求摒棄電影審查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對於這樣一種有著巨大影響潛力的媒介，任何社會的管理者都不願意放任不管，總是希望保留對於不願意擴散的內容傳播進行控制的手段。20 世紀50 年代，大量的社會傳播學研究表明，兒童受到影視作品中的色情暴力等不良內容的影響會帶來身心發育方面的負面效果，引起了很大的社會關注。這對後來以年齡為主要區隔的電影分級制度的誕生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電影的審查和分級，不僅是針對某部具體影片內容的認定和限制，更主要的作用是通過對於電影這一有影響的大眾媒體進行內容管理，在公眾領域建立一種社會文化和倫理的標準。但是對於如何纔能建構這樣一種標準，審批制度和分級制度所依據的理論基礎是有很大區別的。審批制度依據兩個基本的理論認識。一是可以通過政治權力的控制約束藝術創作的內容表達；二是觀眾會直接接受影片所傳達的內容。事實上這兩種看法在理論上都存在嚴重的缺陷。藝術作品是藝術家獨特的創造性勞動的產物，它不是通過直接講述的表層內容傳遞內涵的，而主要是通過獨特的升華方式將思想內涵轉化為直覺和情感的認同來實現的。真正的藝術家曲折地表現自己希望表達的東西是審查制度所擋不住的。經典好萊塢時代審查制度下豐富的類型電影發展中誕生的許多電影傑作就是很好的例證。這種對內容生產直接的干預，不僅可能限制電影多方位地深入地關照和反映豐富的世界，對於直接表現的表層內容的簡單化限定，其實也是在“訓練”人們簡單化地創作、理解作品和認識世界。特別是在創作者和審查形成對峙，審查又缺乏真正的威懾和制約力的時候，反而會造成鼓勵破壞規則的行為的效果。其結果不僅在具體作品的命運，更重要的是造成漠視規則的價值標準的擴散。而對於觀眾來說，這種認為公眾看到什麼就會接受什麼的看法，是基於對於傳播規則的陳舊認識。實際生活中大眾對於其所面對的媒介信息是處於一種與傳播者博弈的狀態之中。他們往往需要靠與主流相異意志對抗的方式表達其自我意識，這種現像在作為電影觀眾主體的青春期青少年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電影工業是通過追星文化的營造來解決這種矛盾的。但是當審查與流行文化的變遷相脫節時，就可能成為觀眾通過對抗表達自我的對像，反而不利所希望的標準的建構。而分級制度則是依據人類心理成長規律建立的一種標準建構體制。現在多數國家和地區實行的電影分級制度主要是依據觀眾的年齡進行分級，以限制色情、暴力和毒品等具有不同程度的爭議性的（對成人不一定都是錯誤的）內容向相對低齡人群的傳播。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具體分級方式、細致程度和年齡限制及稱謂都有所不同，但是大致的分級原則卻是相通的。有的國家隻是按年齡分為若干級，隻有達到年齡的人纔能觀看。有的還對家長和成人的陪同和輔導觀看有一些規定。其中美國的分級方法比較有代表性，是將限制與輔導結合使用的，包括以下幾類：普通級（G 級）是可以面對所有年齡層次的觀眾的。基本不允許爭議性內容的出現。輔導級（PG 級）影片雖然也允許所有人觀看，但是一般會要求進入青春期（各地年齡規定有少許出入，一般在12—14 歲間，大約相當於建立分級制度時當地少女初潮的平均年齡）之前的兒童需要家長或成人陪同和輔導下觀看。其內容主題需要適合兒童的正面社會觀念培養，但是可以包含一些輕微的爭議性內容，家長和成人的輔導可以幫助他們對爭議性內容做出盡量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理解和接受。再向上是限制輔導級（PG-13級），觀眾限制在一定年齡以上，但對特定的年齡段還需輔導。各地年齡規定有少許出入，但基本上下限在青春期前後兩端（一般以12—14 歲和16—17 歲為上下限）之間，進入青春期的少年有著強烈地了解成人社會的願望，但還不具備完整的行為和辨識是非的能力。作為成長的準備階段，他們需要了解一些成長後無法回避的社會現像，但是電影對這些內容的表現有所限制並要求家長和成人進行輔導。再一檔是限制級（R 級），讓具備基本行為能力的青年（一般是16—17歲，美國以允許考取駕照的16 歲作為標準）可以自主觀看。這類影片中已經包含了成人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存在的爭議性內容，但不包括成人的隱私性內容和過於刺激性的暴力等內容。觀眾看到的已經是一個成人的日常社會，隻是在激烈和嚴酷程度上有所收斂。嚴格限制級（NC-17 級或X 級），禁止未成年人觀看。在多數國家年齡界定與法律上的成人標準一致，隻有作為商業規則的美國定得稍低，這其中恐怕也有商業利益的原因在內。這類影片其中會有比較嚴重的爭議性內容，需要具備成熟的分辨能力的成人纔能觀看。目前在多數發達國家此類是的影片分級，而對於其他一些更嚴重的可能危害社會的內容表達則一般根據相關法規禁止上映，或者上映以後追加禁止上映和懲罰的方式進行控制。例如將販毒吸毒、恐怖主義等法律禁止的行為作為正面行為加以表現的可依據相關法律進行懲治，對可能造成文化、宗教衝突的主義內容發現後禁映等。但是也有一些國家將審批與分級疊加，對於特定政治宗教和文化內容的影片保留禁止放映的權利。這實際是在嚴格限制級上面加設了一個超越年齡劃分的“禁止放映級”。
這種逐漸增加對傳播範圍和影響力限制的分級規定，還有相應的對於影片的宣傳和爭議性內容在媒體上的表述和展現方面的限制作為實施保障。例如在影院放映和電視網絡播映前必須展示分級標志，並對標識的大小和表達清晰性有所規定。不同級別的影片在媒體宣傳評論時也有種種成文的規定和不成文的慣例，其目的是縮小有爭議內容對於不適於觀看的年齡群體的影響力，防止這些內容對於相應年齡段的青少年產生負面影響。這種分級也表示著其中包含的爭議性內容與社會主流觀念的差異程度。這在許多地區已經形成社會共識，例如在美國，限制級和嚴格限制級的觀眾年齡上的限制隻差一歲，但是宣傳規模上的限制卻要嚴厲得多。對於大多數成年人來說，嚴格限制級還意味著可能會在其中看到自己不能接受的或偏頗的內容。所以限制級和嚴格限制級的經濟收益前景的差異不能以道裡計。其實分級制度的意義還不隻在於誰能看到影片。在今天的新技術時代，孩子們有太多的機會和渠道看到自己年齡分級及以上的影片，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分級沒有意義。即使對於處於青春期逆叛心態下偷看“禁片”的孩子們，分級的標準仍然會深刻地影響他們。隨著年齡增長不斷積累的觀影經驗，使人們成長過程中對於不同年齡段看到的影片的內容及表達方式有著直觀的經驗積累。即使超出規定範圍觀片時，不同分級影片中的差異性仍會被人們感受到。在當時其中的爭議性內容可能會滿足青春期叛逆表達的追求，但是人長大融入主流社會後，對以這種差異性的理解和評價會逐漸改變。這種在成長過程中體驗到的對於文化內涵的“正確性”標準的潛在影響力在整個社會的文化標準傳承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經過了幾十年的分級制度的實行，兩代人在這種標準的熏陶下長大成人。當他們身為父母時，對分級制度的信任和尊重已經成為自己社會觀標準體繫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也是盡管人們會對具體影片的審查分級提出異議，卻較少質疑這一制度存在的不合理性一個原因。
分級作為一種幫助兒童和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對既有社會標準的認同和接受的手段，還會幫助這一文化傳承過程中的社會生活和溝通方式產生影響。少兒在成長過程中，觀看影片是重要的文化和娛樂活動。分級制度要求一定年齡階段的少兒在觀看一些影片時需要家長和成人的陪同和指導，這使得孩子們有時要“拉著”家長陪自己看電影。這不僅能有利於兩代人和諧關繫的建構，尤其是對青春期青少年與成人之間對抗性的弱化和消解有著潛在的影響。這裡我還想重復一個過去講過的真實故事。一次在與朋友晚餐時得知他的孩子第二天年滿13歲，我們問他生日想干什麼。孩子回答要拉著媽媽去看“PG-13 級”。他坦言自己偷偷看過類似影片，但是終於可以名正言順地與家長一起看還是很不一樣的事。有人戲言20 世紀70 年代的美國從“性解放”到“回歸家庭”和分級後孩子需要拉著家長看電影有一定關繫。其實分級不僅促進了家長和孩子們的和諧及交流，也給了成人以實現對自己有針對性的文化消費行為提供了合法性。有人這樣比喻電影的審查和分級：一家人住在一個房間裡，父母為了照顧孩子的感覺，連個親熱一下的機會也沒有。而住在大房子裡有了臥室、客廳和兒童房，各自既有了屬於自己的空間，還通過個性空間和公共空間裡不同的生活和交流規則的體驗學習到社會生活的經驗。
從審批到分級的變化的重點是把內容控制的中心從簡單化、標準化的直接對具體影片內容本身的控制，轉向對於傳播過程和控制。這反映了內容控制方面“堵”與“疏”，“禁止負面的具體內容”與“養成正面的標準意識”的不同思路和理念。通過分級進行疏導的方式既給了藝術創造比較寬松的社會環境，也在社會整體層面更加方便和有效地控制了爭議性文化內容的傳播效果。電影內容監控初衷本來就是推動“正面”內容的有效傳播和防止“負面”內容影響接受人群。越是理念科學、目標定位清晰、手段合理的管理方式越會對電影的長遠發展產生積極的效果。這正是我們認識電影審查機制的目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在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教訓可能給我們帶來有益的啟示。
感謝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繫2010 級國際電影文化傳播方向研究生，包括張臻、孫暉、李想、魏博、劉洋、張璐、陳彥君，以及2011 級的潘依然，2012 級的王璁，2013 級的宋遙、胡曉鈺、劉藝和李榮恩。正是他們共同的參與，纔得以結集出版此書。也感謝北京電影學院科研處提供的出版資助。
鐘大豐
出版後記
2010年以來，中國電影產業呈井噴式發展態勢，目前已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電影票房突飛猛進，各種IP熱潮風行，但在 “盛世”之下，也有不少爭議之聲，其中引人關注的莫過於針對電影審查分級制度的討論。現在，“一刀切”的電影審查辦法，某種程度上也制約了中國電影產業的進一步發展。
本書繫北京電影學院鐘大豐教授主持國家廣電總局部級社科研究項目的成果之一，深度梳理了多個國家和地區電影審查制度的變遷發展。“電影學院”編輯部多年來一直關注著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編輯過程中，我們對人名、片名、機構名進行了統一，希望本書可以讓電影從業者、文化界相關人士得到有益的啟示, 為文化產業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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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浪出版公司
2016年7月
